揆端推类　执一应万

凡是杰出的学者，不仅能够探索真知，贡献优秀的成果，更能够对学术研究本身进行思考，发展出新的方法、视野，为当下和未来提供新的范式。当代著名中国古典研究者周勋初先生，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类学者中的佼佼者。

周勋初先生的学术成就，世所共知。周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那一批学人中，能够达到“既能博通，又能专精”的极少数者之一，其治学之勤奋、范围之广博、著述之丰赡、成果之多样，在2024 年凤凰出版社新版《周勋初文集》皇皇二十巨册中已体现无遗，毋庸费辞以赞。

而在学术思想方面，周先生通过一己实践所体现出的学术路数，以及得出的关于方法、视角和研究范式的思考，也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归纳各方评述并参以己见，周先生学术思想可以总结为：强调文献、语文之基础，注重多元、综合之方法，提倡灵动、通贯之思辨，遵从逻辑、实证之原则。在周先生的诸多著作如《九歌新考》《文史探微》《诗仙李白之谜》等专门研究，《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师门问学录》等方法论述作中，上述思想可以说一以贯之。其中，前三点学术同仁评述赞誉已多，而最后一点“遵从逻辑、实证之原则”特别是其中的核心——实证史学方法意识，时贤认识或有未及。故不揣浅陋，从一位学生的角度，对周先生此一学术观念及其实践，略加申述。

一

这里所谓“实证史学方法”，并非指广义的科学理性与实证方法，也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名物度数考证之“实学”路数，而是专指现代史学自兰克（Leopold von Ranke）“科学史学”以后逐渐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系统的实证原则和技术方法。

周先生在谈论史学方法论著作时曾说道：

……梁启超与吕思勉的书都曾重印过多次，方法方面的书都不难求得，陆懋德的专著《史学方法大纲》却是命运多舛，未能广为流传，殊为可惜。民国初期，陆氏在北京各大学主讲史学方法多年，后在讲义的基础上勒成此书。1947 年时，由独立出版社于重庆出版；1969 年时，台湾阳明出版社重印过一次；1980 年时，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又重印过一次，但以内部发行的方式流通。三处印数都很少，影响也就有限。实则此书虽篇幅无多，内容却甚为精粹，陆氏对中西史学都有很深的了解，其中介绍西方史学的优胜之处，大家对之可能比较陌生，有人囿于过去所受的教育，或许难以接受。实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确有其长处，我等自应参考。

周先生在这里特别提出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一书并十分推重，实非无故。陆懋德，字咏沂，山东历城人，初毕业于山东高等学堂，后考取1911年第三次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获政治学学士和教育学硕士。曾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及西北大学历史系。《史学方法大纲》乃其课程讲义，1945 年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在“五四”以后出现的一批历史方法论著作中，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最早（1922），其后有何炳松《历史研究法》（1927）、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1930）、姚永朴《史学研究法》（1938）等，陆懋德书最晚出，篇幅也较小，但极具特色，也就是周先生所说的“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优胜之处”。而此“优胜之处”，主要就是逻辑实证技术方法。

19 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强调掌握原始史料和考订史料的绝对重要性，追求客观考史，促成了力图将历史学转化为一门严谨科学的趋势。此后，西方史学步踵接武，在兰克的基础上细化、完善各种客观求真的实证原则和技术方法，奠定了近代史学大厦之基。尽管现当代史学观念变化剧烈，但兰克史学以降所建立的根据原始史料、通过实证研究和谨慎判断、尽可能地复原历史并加以解释的原则，仍然是广义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

兰克以后，实证史学在专业化方面的主要建设者是德国的伯伦汉（Ernst Bernhein， 1850—1942）和法国的朗格诺瓦（Ch.V.Langlois，1863—1929）、瑟诺博司（Ch.Seignobos，1854—1942），前者被称为西方史学方法论鼻祖，著有《史学方法论》；后二者在借鉴前者的基础上合著《史学原论》，成为实证史学方法原则系统化、条理化的教科书著作的最佳代表。二书均风行欧美，并在不久之后传到中国，除渐次得到翻译外，20 世纪20—40 年代中国大学多开有史学方法一类的课程，都曾列其为参考教材。《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特别是后者，对包括胡适、梁启超、何炳松、傅斯年等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中国新史学在史学方法意识上的觉醒，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最能反映《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持续性影响的就是陆懋德所著《史学方法大纲》一书。陆著的特色至少有三个：第一是简明扼要。因为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原是德文，当时并无全译；而《史学原论》祖述者虽多，但原著内容深奥，举例又为欧洲史事，实难撮括其要。陆氏《史学方法大纲》不仅对《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做了提纲挈领的概括，同时还融会吸纳了欧美其他史家的方法论论述，如蓝浦勒希（K. Lamprecht）、鲁滨逊（J. H. Robinson）、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弗领（F.M. Fling）、文森（J.M. Vincent）等所论要义，并于每章末附参考书目，便于进一步钻研。第二是将实证史学方法系统化、条理化。用陆懋德本人的话说，此书之著实出于“ 西方专言史法之作，多能胪列条文，与人以便利。夫举艰深之理，而示以坦易之途，此固科学之所尚，而为吾人之所求者也”f。所谓“ 条文”，实即史料鉴别、考证之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而概括成文者，在陆氏书中，均得到了系统而简要的总结。第三是与中国传统史学之方法并参，同时又多举中国之例。陆氏本为中国史家，能融会中西，遂有自觉的比较意识，而这种比较对中国历史学者无疑更具启发意义。

周先生对《史学方法大纲》的评价，与其说是对陆懋德介绍之功的赞许，毋宁说是对西方实证史学方法的推重，更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包括新时期以来古典研究缺少系统的实证史学技术方法训练（systematic training of the technique of history），未能真正融会中西、坚持逻辑实证的某种批评。周先生又说：

西方学术承传的是思辨哲学的传统。资本主义兴起后，各种学术均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对于各种问题的考察、分析之后，加以归纳，将其内容系统化和条理化，提炼成苦干守则，学习者便于掌握与操作，这就显示出了明显的特点。

众所周知，周先生是1950 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在那样一个时期，他还能留心西方的实证史学，阅读研究《史学方法大纲》并得到深刻的契会，充分证明他的学术研究能够臻至高境，确非偶然。

二

实证史学所强调的技术方法，主要是三个方面：史料鉴别、史料考证和事实推求。史料鉴别和史料考证今人或合称为“史料批判”。

所谓史料鉴别，就是在把史料放到一个绝对地位的基础上，对所能掌握的史料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分析，辨清不同的性质和内涵。比如从本体上，首先是有原始史料（primary/original sources）和二手史料（secondary sources）之分，傅斯年定义为：“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史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h 原始史料，是所有历史研究的根本依据。其次是不同层面的划分，如在时间上有同时代（contemporary）的史料和非同时代（non contemporary）的史料，在方式上有文字记载（record）、遗物（remains）和口头传说（oral tradition）；另外还有人证（testimony）与物证（circumstantial evidence）、“证”与“据”的区分等。不同性质的史料还存在着交叉、关联或逆反的关系。史料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其对历史研究的不同意义。

史料考证，就是以批评的态度（critcal attitude），对史料进行逻辑的考察和批判。史料必须经过考证才能成为史料。史料考证的根本思路是“内考证”和“外考证”的结合。按照周先生的归纳，“外考证”主要有三大问题：此本来自何处？此本作于何人？此本成于何时？（陆懋德所总结的外考证另外还包括：此本文本如何？此本真伪如何？）“内考证”也有三大问题：作者所言之真意如何？作者是否自信其所言？作者是否有理由以自信其所言？ “外考证”基本等同于中国的文献学考察；“内考证”则更为关键，也更为复杂，其步骤可分为分析记载和考问作者两个方面，每一个方面的细节错综多绪，考察既需遵循事实逻辑，也需符合形式逻辑。举例来说，一种记载是否存在某一特殊情形？是否因记载者的地位而不可能产生如此之观察？而记载者是否为某事件之同时人？是否为亲历者？是否又能对该事亲得其详？……往往连环交错，考问时需要按逻辑层层推进。而诸多实证史家分别总结出多条逻辑总则和技术细则，按此推导，自可抽丝剥茧，得出真相。

事实推求，即从已知推未知，通过对“观察”的分析，考察其中的和合或矛盾，寻找到因果关系和证据链条，同时需要避免谬误。事实推求以史料鉴别、史料考证为基础，以逻辑方法为工具。

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后，尽管“现代西方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对中国现代史学之影响既然如此深广，故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名家，莫不重视原手史料与史事考证”，但在某种程度上，当代文史研究虽然不乏对“实证”的标榜，但仍然缺少技术方法的有意识运用。而周先生在此方面，不仅主观上有明确认识，更在实践中有自觉贯彻。以下姑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一）对小说、笔记史料的鉴别、考证及运用

以“小说家之言”证史，常常为中国古代学者所诟病。司马光以“长编考异”之法证实相关史料后采择入史，见识独特，但缺乏原理论证。实证史学则明确地将“传说”列为史料之一种，指出其具有独特的性质，需对其加以特殊运用。现当代学者通过对此类史料的分析、批评，也已经认识到：“小说家言”作为史料的意义不在于“真实的历史”，而在于“历史的真实”，如钱锺书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及刍荛，固亦史家所不废也。”而周先生则是在古典领域中较早躬身实践的研究者之一，他首先主持编纂《唐人轶事汇编》，后又发起重编《宋人轶事汇编》，并撰《古今文史观念的演变——以正史、小说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等文，即缘于他充分认识到此类文献的属性：所载之事固未必真，而所见之情与境则未必假，而且往往能提供其他史料所不能提供的背景和氛围。

周先生在其名文《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中即采用了如《世说新语》卷六《假谲》所述曹操、袁绍劫人新妇的小说之言，但周先生以此与《三国志·魏书·张绣传》所载、杜牧《赤壁》诗及《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并观，旨在说明曹操的好色性格实非虚事，并同时通过考释此类传说的背景、渊源，描画其所提供的情境，可以说是在史料鉴别基础上的相当精妙的史料运用。类似的还有《〈文赋〉写作年代新探》一文中对《异苑》所载陆机遇见王弼的分析：陆机路遇死去之人当然是一种“鬼话”，但这一传闻故事的产生，恰好说明了陆机不可能在“言意之辨”兴起之前创作《文赋》。因为只有在“言意之辩”兴起之后，王弼才有可能成为某种话题，也才有可能以玄学大师的身份“路遇”陆机。

中国古代还有一种特殊的著述——笔记，因大抵为私人记述，常常也被归入小说家一流。但实际上，笔记有“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不同，其史料须待考证后方能运用。而考证方法，就是遵循原始史料和二手史料性质的判定原则。陆懋德举过一个中国例子以说明这一原则：司马迁作《荆轲传》，自言闻于董仲舒，董仲舒闻之于夏无且，夏无且为秦始皇侍医，曾亲见荆轲刺秦王；司马迁作《聂政传》，则取材于《战国策》，而《战国策》之材料来源不详。因此，《荆轲传》来源于直接观察，而《聂政传》则无从判定。二者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周先生在使用笔记此类史料之时，都首先自觉地进行考证，最为典型的是《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一文中谈到曹氏兄弟与甄后问题时，涉及《文选》所收曹植《洛神赋》李善注引的一种“记”。此前的古代学者都以其“小说短书”而直斥其说实非，而周先生则对此进行内容分析和情形分析，同时考问作者，指出此“记”之作者不以其所述为小说，故其所记曹植轶事未必为真，但亦未必为假，而在总体上符合曹氏兄弟的性格特点和所作所为。周先生对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唐语林校证》）、研究（《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成就世所公认，数十种唐代笔记无论性质如何，均“考而后信”，尤是其注重笔记小说史料考证的显著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