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学校教育的振兴与王荆公的学记文（上）

我觉得在宁波讲王安石非常有意义。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他的很多改革思想形成于他早年在宁波担任地方官时期。就他的改革措施来说，可能更多是属于财政、军事方面的。财政、军事当然是他作为一个国家领导需要处理的主要内容，所谓“富国强兵”，就是指财政、军事方面的改革。但是就王安石本人来说，在他个人的思想里面，财政、军事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新型的内容，是教育的改革。所以，我今天想谈谈教育。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教育是指学校教育。不是像孔子那样，自己私人授徒的私学，而是官学。所以，我们首先要谈一谈中国历史上公立学校的发展进程，对于北宋的教育改革来说，它是个背景；然后再谈谈王安石如何在他的一些作品里提出相关的思想，主要的分析对象是他的几篇专门论述学校的文章，叫作“学记”；当然他提出来的观点也不是被所有人都赞成的，他在当代就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者——苏轼，我会对他们之间关于学校的不同思想加以分析。

学校的历史与北宋的“兴学”策

首先，我们从学校的历史讲到北宋的兴学政策。如前所说，这里指的是官学，也就是公立学校。我们目前对于学校有什么样的印象？这是一个人才培养的体系，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初中，接下来是高中，然后到大学。大学如果你读得好，再上面还有硕士、博士，我们有这样一套逐级上升的教育体系。我们现在对这个体系已经习以为常，这一套东西是近代以来我们从欧美不断引进的，不是传统遗留下来的。那我们传统的学校怎么样呢？我们无意贬低传统的学校教育的历史，但事实上，传统的学校教育是围绕着科举考试展开的，其发展程度有限。我们平常在一些文艺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儿童会去学校上学，但是比如说一个秀才，他基本上在家里温习功课，不需要去上学。没有为秀才继续深造的公共教育，要深造必须自己去寻师访道。

不过奇怪的是，如果进一步往上追溯，回到中华民族的经典时期，从儒家那几本经典记载的情况来看，却是另外一个面貌。经典里记载的学校教育，看起来是非常发达的。以《孟子·滕文公上》为例：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这里说，夏商周时期学校非常多，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而三代都有“学”，学校的种类很多。人们都可以到这些学校里面接受教育，受教育以后就能“明人伦”，可以成为“王者师”。类似这样的记载，在经典里面数见不鲜，给读者的印象是三代学校教育非常昌明。这些经典以前的读书人很熟悉，所以对他们来说，经典记载与现实的反差很大：经典里学校教育很昌明，现实中只有扫盲班而已。

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因为经典记载的是上古时代的贵族教育，贵族只是社会最上层很小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世袭制，你祖父、父亲做什么，儿子和孙子继续做什么，天生有机会担任这个岗位，在担任之前要接受一定的教育培训。所以上古时期的这些学校，我们一般认为它是一个范围很小的贵族教育场所，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跟我们要讲的公共教育，其实没多少关系。不过，秦汉以来阅读经典的人可能不是这么看的，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朝廷）建立起来后，人们会习惯从“公共设施”的角度去理解经典记载的学校。所谓“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秦汉以后朝廷要负责建立一些公共设施，其中就包括学校。那么，古人读经典的时候，他们的理解方式就与此相应，他们不是从贵族教育的角度去理解的，而会认为这里讲的都是公共教育。

这样，经典里面记载的一些贵族教育的设施被后人理解为公共性的设施，如此就造成了经典记载和现实之间的一个巨大反差：经典记载里面，上古的学校教育那么开明、那么昌盛，现在学校教育几乎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知道，儒学是传统中国的指导思想，深受儒学思想熏陶的政治家会以解决这个反差为己任，想要去振兴教育，恢复经典所记载的这种昌明的学校教育局面。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历代学校教育的发展，根本动力来自政治改革。并不是说社会上有多少人需要接受教育，朝廷为了满足这个需求而设立学校，而是说，为了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有必要先从教育入手。

那么，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环节，依靠自上而下的政令来实施学校教育，就成为传统学校教育发展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特点。不是因为教育市场的需求而发展，而是作为政治改革的环节而发展，其振兴动力是政令。具体来说，学校（官学）被兴办起来，首先是太学，就是中央的学校，这是汉代办的，那个时候地方上还没有官学。中央的太学先办起来，被历朝继承，每朝每代都有太学。至于地方上的学校，要到唐代才开始办，但起初也不是专门作为一个学校去办的，而是下令各州建立孔庙（孔庙也是到唐代才在各个州建立），这孔庙会附属一个教学机构，成为后来各州“州学”的前身。在唐代，这个附属于孔庙的教学机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宋代以后，以孔庙的附属学校为基础，发展为各地的州学，比较大的县还有县学。这是基本的发展脉络。

从这个发展脉络里看，我们可以说“兴学”是北宋的一个政治特点。这个“兴学”历程也显得波澜壮阔，大致可以概括为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就是范仲淹的庆历兴学、王安石的熙宁兴学、蔡京的崇宁兴学。三次大规模的兴学政策，都是和政治上的改革，或者说与当时采用的一套政治主张相适应的基本国策。兴学可以说是北宋的基本国策，从此以后各地就有了很多公立的州学、县学。

举个例子，欧阳修为家乡江西吉州写过一篇《吉州学记》：

庆历三年秋，天子开天章阁，召政事之臣八人，问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其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呜呼，盛矣！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记》曰：“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极盛之时大备之制也。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其年十月，吉州之学成。州旧有夫子庙，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以为学舍，事方上请而诏已下，学遂以成。

他写得非常清楚，从庆历三年的政治改革开始，皇帝召见大臣说，我们要进行政治改革，从哪个举措开始呢？然后范仲淹提出了要搞教育，所以第二年三月皇帝就下诏了，“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学校里面的教授是朝廷的命官，进入官僚系统，于是“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欧阳修很感叹了，他认为庆历新政留给后世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各地都有了学校。在他的理解中，有了学校才会有“王政”，理想的政治。他引经据典说，古代“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古代各个社会层面，国家、城市、乡党、家族都有相应层级的学校，所以他说，上古时期学校那么多，为什么现在没有学校了？接着说，“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这次庆历新政，皇帝下诏让我们办学校，宋朝已经八十四年了，一个新朝建立八十四年了，才开始在各地兴办学校，好像有点遗憾，但是他也自豪：这个学校是咱们办起来的！下面记得很清楚，吉州的州学是当年十月办成的，不过它有个基础，就是“州旧有夫子庙”，原来有个孔庙，在城之西北，州长李宽上任以后，把孔庙附属的教学机构“迁而大之”，迁一个地方，找一个大一点的地方，“以为学舍”，办了学校。还是从孔庙的附属机构发展起来的。这是吉州的情况，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欧阳修这篇文章叫“学记”，是关于学校的记文。宋代这种学记非常多，某个地方办了学校，就会请人写一篇学记。因为兴学是基本国策，学记就成为宋代非常有特点的一类文章。

“学记”文的源流与荆公的成就

我们追溯这一类文章的源流，可以找到更早的，唐代有一篇学记。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作者梁肃，是韩愈的老师辈，他在大历九年（774）写了一篇《昆山县学记》。根据他的交代，这个县学其实也是从孔庙的附属机构发展出来的，“先是，县有文宣王庙，庙堂之后有学室”，文宣王庙就是孔庙，庙堂后面有一个学堂，把这个学堂发展一下就变成县学了。他还认为，作为文章类型的学记，以前也有人写过，只不过不叫学记，“昔崔瑗有《南阳文学志》，王粲有《荆州文学志》”，他找到了汉魏时期的这两篇文章，说这个就是学记的前身。

整个唐代，我们只能找到这一篇学记。宋代以后，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学记，范仲淹、欧阳修、曾巩、苏轼等名家都写过学记。由于学校本身是孔庙的附属机构，有的人写的就不叫学记，而是叫“夫子庙记”或者“孔庙记”“文宣王庙记”之类，但是写的内容差不多。这种“庙记”，重点往往不在庙，不去描写孔子长得怎么样，重点往往是写附属的一个学校，说明地方官有多么重视教育，老师有多么负责，等等，主要内容还是这方面。所以虽然叫“庙记”，实际上还是写这个学校。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曾巩、司马光都写过孔庙记。还有像蔡襄和韩琦，他们也是参与庆历新政的，写过几篇“庙学记”，就是既记了庙，又记了学。这个名称很有意思，鲜明地反映出那个时候的学校和孔庙是在一起的。

本来学校就是孔庙的一个附属机构，我们通过学记、庙学记、庙记，再往上追溯的话，孔庙的那种记文，其实最早不叫“记”，而是叫“碑”，比如唐初时候王勃写过《益州夫子庙碑》。因为孔庙很庄重，要用碑文来匹配，显得伟岸和宏大。王勃的碑文写得很长，这是骈文。古文有柳宗元的《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柳宗元和韩愈都写过庙碑，有意思的是，韩愈写的《处州孔子庙碑》，有的版本叫碑，有的版本却叫《处州孔子庙记》。这大概可以看作“庙碑”向“庙记”过渡的一个例子。

我再简单概括一下这一类文章的发展源流：开始叫夫子庙碑，后来叫庙记，为了强调附属学校的功能，有时候叫庙学记，后来进一步突出学校，就叫学记。就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其实一开始和孔子崇拜有关系的。在学记文的源流里面，我们可以考察王安石的一些学记成就。王安石留下来的学记一共有4 篇：庆历七年（1047）《繁昌县学记》、庆历八年（1048）《慈溪县学记》、治平元年（1064）《虔州学记》、治平四年（1067）《太平州新学记》。

前两篇就是在宁波写的，最有名的一篇是过了十几年以后写的《虔州学记》，是他母亲去世以后，他在江宁府（现在的南京）守孝时写的，最后一篇是《太平州新学记》，写完这篇他差不多就要去主持变法了。《虔州学记》最有名，宋人经常提到这一篇，赞同王安石变法的人夸奖这一篇不用说了，反对的人其实也夸奖过这一篇，比如黄庭坚，他到眉山碰到吴季成，他说“眉山吴季成有子，资质甚茂”，吴家的孩子很喜欢学习，他说要鼓励孩子好好学习，“故手抄王荆公《虔州学记》遗之”。他认为研读《虔州学记》，能“讲明学问之本”（黄庭坚：《跋〈虔州学记〉遗吴季成》），这个评价非常高。至于后代的评价，像明代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的时候，就说“学记”这一种类的文章，要以曾巩和王安石为代表作家，他称为“曾、王学记”，是最好的学记。“非深于学，不能记其学如此”，如果作者自己学问不好，办学校这一套不熟悉，就不能写出那么好的学记。他举出来的代表人物就是曾、王，但我们现在看曾巩的集子里，只有2 篇学记。曾巩的集子叫《南丰类稿》，里面只有2 篇，他原来还有一部《南丰续稿》，失传了，也许他写过更多，但我们找不到。那么，王安石有4 篇，所以北宋的学记，王安石是可以作为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的。

概览这4 篇学记，可以看到两个主题：一是孔庙与学校的关系问题，二是学校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即荆公的政教统一思想。下面我们分述之。

孔庙与学校

现在我们分析王安石的学记。之所以要讲学校和孔庙的关系，是因为唐代以来，学校和孔庙本来就在一起，这是一个现实，也是王安石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他首先颠覆了把学校作为孔庙附属的思想。他认为，学校是国家要办的机构，孔庙办不办是无所谓的。你要祭祀孔子，最多在学校里面设一个节目，把孔子作为教育家祭祀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看两者的关系，是应该以学校为主干，而孔庙作为学校的附属，他认为这样是合适的。现在却把孔庙作为主干，学校作为它的一个附属品了，他认为这是违反礼教的。这就是王安石的学记首先要颠覆的一个话题，颠覆孔庙和学校的现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