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的学术高度与人生境界

季羡林的学术高度与深广度

主持人：王教授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曾经撰写出版《季羡林评传》一书，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可以说，您对季先生的学术人生非常了解。人们都说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季先生却谢绝这个称号，说自己不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很辉煌，他研究的主要范围是什么？他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岳川：季羡林先生是东方学大师，不是国学大师。所谓国学，是中国的经史子集研究。季先生不研究这个领域，他研究的是印度学，是佛经翻译和佛教语言学等。他的专业严格地说是东方学，他是东方学大师，印度学大师，佛学、佛教语言学大师。

从大的角度看，季先生的学问是巍巍高山、茫茫沧海。他有一种思想——仁者爱人——用仁心去度人。他研究佛学、佛教语言，不是作为某个技术去研究，而是当成自我体验、自我身心感受去努力达成，到最后他仿佛成了佛，成了给学界做出标杆的伟大人物。

在我看来，季先生在绝门学术上有极高的建树和重大的开拓，研究范围大致说来有以下几项：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研究；

2.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研究；

3.糖史以及科技史和文化史研究；

4.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研究；

5.印度古代文学《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的翻译和研究；

6.德国及西方文学研究；

7.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

8.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9.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

10.艺术美学之散文、杂文和书法创作。

可以说，季老做了很多人几辈子也做不完的工作。他著述等身，《季羡林全集》有三十多卷。至于他的信札、名人通信、日记、手稿，难以统计。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慈祥的百岁老者，同时也是一位对自己要求极严的每天勤奋爬格子的大学者。他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我与他开玩笑说，您真是闻鸡起舞啊！他否定说：“不是我闻鸡起舞，而是鸡闻我起舞。”他比鸡起得还早，凌晨四点已经开始勤奋写作。他最后住院快到临终阶段，每天都要写两千字左右。这种勤奋很多人做不到。

他担任北大东语系主任四十多年。东语系包括什么呢？印度语、日本语、韩语、柬埔寨语、越南语、印尼语等，东南亚这些国家，大多属于曾经的“汉字文化圈”。从唐以降一千多年来，他们受到汉化教育，写汉字，读中国的古书。但最近几十年变了，他们纷纷转头背中国而去，变成了追随美国的“美国文化圈”，我们的“汉字文化圈”萎缩了。季羡林先生成立的东语系，不仅教日语，教韩语，教柬埔寨语，教越南语，还向这些国家的知识层传输中华民族“仁者爱人”的思想、世界和平思想及天下大同思想。这正是他的文化战略意义。斯人已去，他培养的很多学生成为印度驻中国大使、日本驻中国大使，甚至有泰国公主、柬埔寨王子等也成为他的学生。当这些国家与中国出现局部摩擦时，季老做了很多协调工作。

深研印度学，精通多门外语

主持人：季羡林先生研究的学问可以说是冷门，像梵文、吐火罗语这样的古代语言由于文献稀少，研究学者极少，是一条极其艰难的学术之路，季先生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么冷门的学问？他的研究对于今天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王岳川：季老清华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当时的印度学很热，再加上他的导师是研究印度学的，因而年轻的季羡林选择了印度学。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感觉到唐代玄奘到印度取经，精神照亮千古，今天仍有其辉煌意义。他给自己取一笔名“齐奘”。“齐奘”就是向玄奘看齐，向玄奘学习。他说：玄奘是有伟大精神的，作为佛学大师、翻译家、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玄奘被鲁迅称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表征在：舍身求法不断前行的献身精神、不计得失百折不挠的探险精神、孜孜不倦执着求知的吐纳精神、心归大唐一心向东的爱国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已经凝聚在民族文化神经系统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有一天我好奇地问季老，全世界研究巴利文、吐火罗文、梵文的学者大抵有多少？他举出两个指头。研究这些绝学只有两百人不到，而季老是这里边研究得最好最深的一位大学者。正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今天西方人有个误区，认为只有西方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美国崛起。错！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表明了儒家思想的国家照样可以现代化，而且崛起腾飞得更为迅速。我们看一下曾经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等，一旦滑落就再也没办法重新崛起。而中华民族历史上三次滑落，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还有一次是八国联军入侵，但中华民族一次次重新崛起！

季羡林先生出生在孔孟之乡，儒教思想很重。他的专业是研究佛教、佛教语言，但精神上不信佛。他力图把佛教和孔子思想进行高层次比较，形成某种精神互动，达成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他经常对我说，我研究佛教，但我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者，我骨子里是信服儒家思想的。我想，孔子的仁爱天下和佛教的慈悲为怀，为什么不能对话呢？这个世界不需要战争，需要和平，需要慈悲，需要仁爱。季老把中华民族的大东方和印度古代东方结合起来思考。其意义在于，强调儒家国家崛起的同时，也关注佛家思想对人类的和平的贡献。

去掉三顶帽子，殚精竭虑写作

主持人：人们只是看到季老的三顶帽子——大师、泰斗、国宝，却很少能够走进季羡林身边。您作为季老的学术助手，怎样看待季羡林先生的精神高度和人格魅力？

王岳川：“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清〕陈澹然：《寤言》）不能为国家进行长远谋划，一时的聪明也是短视而微不足道的；不能从全体大局去谋划，即使治理好小片区域也是片面而微不足道的。有一次我去季老家，他突然问我：天下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我说鲁迅说过天下最危险的是朋友背后捅你一刀。他说那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事是“帽大身小”——一个人的头衔很多，大师、泰斗之类的帽子很多，但他的学问却不行。或者他又是院长，又是校长，又是什么博导院士之类，但他的学问很小，一点也扛不住。这叫帽大身小，最为危险。所以，季老坚决辞去大师、泰斗、国宝三顶帽子，他说，我只是北大教学时间非常长的老师。

我意识到，这就是名实相符的新理性、实事求是的高端理性。其实，理性有级别的，比如说有形式逻辑，有辩证逻辑，甚至有诡辩逻辑、模糊逻辑之类。但是我认为理性的最高层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当一个人用各种诡辩、各种障眼法去为自己开脱时，我称之为非理性、反理性。真正的理性就是“实事求是”，这样的人才是真实而可信赖的人。季老就是这样，他强调的是实事求是——帽大身要大。你身不大，你只能合身戴个小帽，千万不要去做违背自己本性超出自我能力的事情。我在季老身边工作，觉得很舒心。他从来不会过分要求你，你有多大的能力就去做多大的事，你没有金刚钻就别去揽瓷器活。你要去做更大的事情，你必须有更强的能力。这对中国学术界是一声响亮清越的洪钟，告诉每个人不要图表面光鲜，而是要实事求是地去衡量自己有几斤几两，你做的工作有多少重量，需要用多少精力几十年如一日地去呕心沥血攻克。而不是凑合一个草班子弄一个大项目，两三年东抄西抄完成一项豆腐渣工程。这样所谓的学术当然经不住历史的考验！

季老对我的重要影响是不服老，不管多大的年龄都要像年轻时一样去勤奋写作。他在八十岁左右才写了代表著作《糖史》。我受季老的启发，在耳顺之年觉悟而集中精力写二百余万言对得起自己一生的学术著作——《四书经义》（四卷）。在漫长的写作中，我深切感受到：学术人生从来不是为清福而设。真正的深度写作是“慎独”式写作，是精神高度凝绝后彻底孤独的人生事故。只有在读书写作的灵肉搏斗和精神挣扎中，才能看到学术真理之灵光一闪。与古人深度对话的精神历险经验转化为对未来的警觉与珍视，凝聚成对经典敬畏和人性关爱升华的动力，这才是对学术生命砥砺的最大意义。

记得我三十七岁被破格提拔为教授。季老看见我开心，又要敲打我，说建议你沉默一段时间闭门思过，足不出户反思自己的不足。我听他的话，差不多半年在家里三省吾身，核查自己的著作有没有硬伤。我们都是凡人而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就连钱锺书先生《管锥编》出版后，被学界挑硬伤达一百多处。他自己全面修改达五百多处，一次次悉心修正各种错误，可见钱先生是非常认真求实的人。那半年，在家中对自己的所有著作挑错，重新修订，再版时全部改过来。这叫作闭门思过。至此，我体悟到学问不是炫耀显摆，而是一种内修，古人称之为“内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让自己内心神圣起来。格物就是实事求是地了解事物的规律，致知就是多多读书去获得智慧，诚意要求在内心之意未成言行时就诚实不欺，正心即内心无意识之心都要摆正。这些都是一个学者内省的功夫，不可或缺。

“中国文化送出去”的战略思考

主持人：季羡林先生提出“中国文化送出去”，其后您出版了一部《文化输出》，看得出来，您的观点受到季老思想不小的影响。

王岳川：季老提出“中国文化送出去”，意义重大。我1984年在北大哲学系做青年教师访学时，多次拜访请教宗白华先生。宗先生长久不说话，最后说了两句警彻的话：“1930年代民国时期，我们是开窗，让欧风美雨吹进来。现在到了1980年代，我们应该开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宗先生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

季羡林先生用了一个词叫“送出去”——把中国文化“送出去”。季老说：“我在国外待了很多年，西方人看不上中国文化，我们就送，白送还要送，还要坚持送，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送不可。”

我很受启发，后来出版了一本书《文化输出》，提出在大国崛起时，国家应可持续不断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坚持“文化输出”。我们有责任把正面中国形象展示出去，把儒家思想、道教思想、禅宗思想展现出去，让世界看看中华民族是个爱和平、爱人类的优秀民族。

在新的时代，我们应寻绎出东方美学思想和文化思想新话语，同时找到东方文化参与的新国际审美的共同形式，将中国文化元素提炼出来，构成新的文化艺术方式，将中国审美经验逐渐世界化。中国应该大声地提出自己的文化战略：当今世界美学精神应该是整合了东西方精华以后的“大美学精神”，中国文化形象应该是一种“大文化形象”，新世纪的艺术应该是一种“大艺术形态”。只有这样对人类未来文化艺术负责地有所作为，人类未来的艺术才不再是丑陋的，而是绿色生态的、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

他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有一天我给他送去一本北大学生办的刊物《大学生》，请老人家审阅。他一看自己是顾问，说我得认真看，我会“顾”而且“问”。看完以后，第二天打电话对我说，我看出好多错别字，一一在上面改了，你一定要拿回去给刊物学生主编，让他改错，下期他们一定注意。一个学生内部刊物，他都如此认真。他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他非常爱惜。他对我说，上课永远要像第一次讲课一样认真备课，写作永远要像第一次写作一样去爱惜自己的羽毛。有这样的态度，他的著作出错率就很少。季先生确实是为人师表。

2001年，季老生病要住院。他给我打电话说临行前送我一幅书法。我打开书法一看，正是我的座右铭《中庸》中的句子：“极高明而道中庸。”我研究《大学》《中庸》近三十年，深知做人要极其高而且明，不断登高而止于至善，心明眼亮，内心澄澈。既要看到自己的慎独之不足，又要看到社会的辉煌远景，接人待物时要行中和之气。后来我去301医院看望季老，请他为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文化书法”题辞，他挥毫写下“文化书法”繁体和简体两个版本，让我惊喜不已。

我与近百岁季老在301医院谈养生。当时摸了摸他的眉毛，说老爷子这眉毛怎么这么长，长得像老子一样，就快两寸长了。他笑着说，该长毛的地不长，不该长的地方使劲长。他说头发全没了成了光头，眉毛却长得很长。我问该怎么养生呢？他说“三不主义”。第一，不择食，有什么吃什么。第二，不体检。八十岁以后就不体检，因为老人每个零件都是坏的，一体检把自个儿吓半死，道法自然，该到什么时候终止就终止。第三，不嘀咕。有人在我面前说谁好，我不嘀咕，说谁坏，不嘀咕。说我好，我不嘀咕，说我不好，我也不嘀咕。我心光明，积善余庆。他就这样让自己处于一种非常自洽的自然状态，颇有道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