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登翰：提升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水平的努力与贡献

严格说，刘登翰是才子兼学者，年轻时写诗，古稀耄耋之年成为别具一格的书法家。早年就读北大时，与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洪子诚等同学一起撰写《新诗发展概况》，其前四章连载于1959 年下半年的《诗刊》。 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闽西北城市三明工作。1980年他被调入福建社科院，重回学术研究岗位。他起先有点“生疏而茫然”，与同学兼好友洪子诚合作撰著《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同时，因缘际会，先是进入了中国台港澳文学，而后扩大到“世界华文文学”。后来他感慨道：“匆匆三十年过去，才发觉这是我毕生付出精力最多的一件事。”

起手虽然偶然，后来的选定和坚守却是理智的，因为他看到了该学科的重要研究价值和意义。涵括了中国台港澳和海外地区的“世界华文文学”呈现了生活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中国人或华侨华人生存发展、融入世界的特殊经验，可对中华民族整体经验做出回馈和丰富。当时中国大陆与境外的华文文学界，长期处于相互“盲视”的状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本来多才多艺、具有多种发展可能的刘登翰，毅然选择了这一刚起步的学科。

当然，学科的价值和意义还不仅于此。刘登翰认识到：华文文学的学科性质、跨域的研究、比较的视野、多元文化的冲突和变异、华人的世界性散居和聚合、华族文化的形成和华人性的建构、华人文化身份以及多重经验的交复体现等，“潜隐着许多传统学科所未曾涉及的学术空间和新鲜论题”。

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文化上的应对之道，一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二是努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这二者，世界华文文学作家都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像海外华人秉持着中华文化而努力融入当地社会，本身就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基于此，笔者坚信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将迎来它的高光时刻。而刘登翰在多年之前，就能看到它的特殊价值并不离不舍地投入，难能可贵！

回想学科起步之际，曾有“末流学者才研究台港文学”的流行说法，未免是文人相轻、井蛙观天的产物，但生性谦谨宽厚、富有自省能力的刘登翰，既不抗辩也不自卑，而是将之转化为激励自己弥补短板的动力。起步晚、队伍小等，这些个人无法左右，于是刘登翰从自己只要用心努力就能做到的着手。首先，他强调理论和方法是提升学科整体水平的关键。初时由于资料难觅，有谁的书就研究谁，偏重于单个作家作品的评析，缺乏整体思潮脉络的梳理。为此刘登翰努力引进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乃至最新成果，并不局限于文学，而是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思潮做全方位的综合考察。而且他强调“自洽性”，即从研究对象本身寻找适用的理论，而无常见的生搬硬套、用资料去印证理论之弊。正因如此，他才能主编被视为海峡两岸最全面完整、至今仍未被超越的《台湾文学史》巨著，并提出了“华人文化诗学”等重量级理论构想。

其次，刘登翰为学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它就像盐溶于水一样，遍布刘登翰著作中。辩证、矛盾、两重性、对立的统一、正面和负面因素的纠葛、互相交错和彼此渗透等概念命题，“不仅……也……”“虽……却……”“一方面是……另一方面又是……”等句式频繁、密集地出现。笔者甚至认为，这是刘登翰著作最为“迷人”之处，能让人获得先抑后扬、一波三折的情感波动、审美感受。辩证观点使刘登翰不走偏锋、极端，而能较为全面、准确地观照事物和现象。而这对考察中国大陆之外不同社会制度下极为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刘登翰成功的“秘诀”之一。

分流与整合：主编中国台、港、澳文学“三史”

继1979 年海峡两岸作家在爱荷华大学“中国周末”等活动上相互“发现”对方的存在，20 世纪80 年代大陆掀起了“台湾文学热”，海峡两岸则相继出现撰写台湾文学史之风。在中国台湾有叶石涛《台湾文学史大纲》（1984—1985）和《台湾文学史纲》（1987）、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1991），中国大陆则有王晋民《台湾当代文学》（1986）、黄重添等《台湾新文学概观》（1986）、白少帆等《现代台湾文学史》（1987）、古继堂《台湾新诗发展史》（1989）、潘亚暾《台港文学导论》（1990）等。上述文学史类著作普遍存在着明显不足。如大多对古代、近代台湾文学着笔甚少或完全忽略，而叶著文学史在其当代部分，以50、60、70、80 年代分期，显然失之机械，但这种被戏称为“竹节式”的文学史分期法，却广被复制延用。再如，大陆著作多以作家、作品论为主，缺乏相关社会思潮和文学史脉络的梳理，以及对文学现象从文化广度、理论深度的考察和阐释。为此，刘登翰决心组织闽省学者编写一部能克服上述弱点的台湾文学史。

刘登翰等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最明显的与众不同之处，是第一和第二编分别为“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正式将台湾的古典文学纳入文学史框架中。台湾的中文系重古代而轻现代，但对台湾本省的古代文学文化却关注不多，80 年代始有零星博士硕士论文出现。因此闽版《台湾文学史》的出现使台湾学界深受刺激，自此台湾古典文学的研究规模不断扩大，至今衍为显学。当然，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只有追溯到台湾文学文化最初的形成，才能确切把握它与中华母体文化的渊源关系、其后的发展变化，以及在中国文学整体中的特殊位置。

针对“竹节式”分期法，刘登翰特撰写《也谈台湾文学的历史分期》一文，指出：“竹节式”分期以单一、线性、以偏概全的方式描述当代台湾文学的发展，实际上却是多向、立体，在互有交错的对峙和互补中波浪式推进。为此，刘登翰重新将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50 年代前期的“文学的极端政治化和非政治化倾向对它的抵制时期”；从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到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传统思潮与现代思潮、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对峙、转化和互补的时期”；以及80 年代思潮、创作多元并存的时期。这样，每一时期都有不同思潮、创作的相互交错、对峙、互补、转化。如此分期显然更符合台湾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台湾文学史》最受赞誉之处，在于刘登翰亲自执笔、试图对台湾文学发展进行一些规律性概括的“总论”。其六小节分别论述了台湾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位置和意义、台湾文学发展的文化基因和外来影响、台湾文学的历史情结、台湾文学思潮的更迭和互补、台湾文学的当代走向、台湾文学史的历史分期和编写原则，等等，每个议题都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其中闪耀亮点包括：

其一，刘登翰开篇就挑明了中国文学“主干”和“分支”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的中国文学，自先秦以来，由黄河流域而繁衍及于九州；而构成这一整体的各个部分，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差异，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和民族色彩。因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命题，包含两层意思：一、台湾文学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二、台湾文学以其独特创造，汇入中国文学的长河大川，丰厚了中华民族的文学整体。这其实是贯穿于刘登翰所有台湾文学研究的总纲，特别是第二点，十分深刻、重要且具有创新性。

其二，刘登翰致力于通过具体的地理、历史、文化和民众心理特点、民性特征等的分析，从不同角度对上述主轴观点加以阐扬。如他认为移民可分为政治性移民和经济性移民两种，前者如随郑成功驱荷而到台湾者，以及1949 年随国民党迁台的各省人士。由于移民来自同一母国和民族，其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与祖国和母族的联系，使台湾更紧密地被纳入中国社会的统一体系之中。政治性移民往往还具有另一种身份：遗民。移民的漂泊心态和怀乡情绪、遗民的流亡意识和思旧情怀构成了台湾文学繁衍不息的重要文学母题，也是与大陆文学不同的特点。要注意，刘登翰此时提出“遗民”概念，比后来王德威的“遗民”“后遗民”早了好多年，显示了其特有的理论敏锐性和开创性。

其三，刘登翰为学注重历史脉络和思潮的梳理和把握。他总结出台湾文学“传统”“现代”“乡土”既有区别和对立，却又相互交融和吸收的三大文化取向和文学思潮。台湾作为中国东南海上门户，往往在异族入侵时首当其冲。这反而更凸显了民族传统的重要性。一般对于台湾文学，关注较多的是现代和乡土，刘登翰却慧眼独具地强调了传统。此外，在刘登翰看来，这三者都具有双重性，往往相互交错、包容。如“传统”规定了“乡土”的民族本性和对母体文化的承续；而“乡土”则发展着“传统”在新土上的特殊体现。引入西方文化固然能带来“现代”新思想，但也有“西化”之弊。经过20 世纪70 年代“传统”和“乡土”的冲击，一些现代诗人走上寻求“现代民族化”的道路。在三大思潮的交错、互鉴和折冲下，80 年代以后台湾文学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景象，这也是《台湾文学史》对它也投入极大关注的原因。

正是主编刘登翰高远博大而又充满辩证思维的理论视野，使这部十多位作者参与撰写的超百万字著作，具有贯穿始终的理论主轴。此后刘登翰又主编了《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作为此“三史”的理论思考和总结，刘登翰发表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分流和整合》一文。“分流与整合”说后来脍炙人口，成为本学科对中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作为“三史”的核心观念，它强调将中国台、港、澳地区由于特殊历史际遇而形成的富有特色的艺术创造和文学经验，纳入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学宝库中。换句话说，分流是历史造成的，但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文学整体的丰富，而随着时代的演变，中国文学亦将从分流走向整合。在该文的最后，其实也是《台湾文学史·结束语》的收笔之处，刘登翰写道：“文学的整合是文化整合的一个侧面，而文化的整合，是一个被人为割裂的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的期待，是文学整合的期待，也是国家和民族整合的期待。每一个中国作家和每一个中国人，都责无旁贷。”

跨域与越界：华人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

随着学科视野的扩展，总是走在学术前沿的刘登翰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海外华文文学上。此时他仍将学科的“学术升级”视为自己“紧迫的任务”，认为一个学科的形成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研究对象须有独立研究价值；二是建构与这一学科对象相洽的理论和方法；三是形成学术体制、学院教学体系等“学术平台”。第三项中的机构、刊物等，非自己力所能及，刘登翰最关心的是建立起包含“话题”和“多元对话机制”等要素的“高素质的学术话语空间”。长期以来，本学科缺少富于启发性的、能激发研究深入和再生的学术话题，而没有话题和对话，便没有话说或只能自言自语。如成为理论界新热点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世界性与民族性等问题，恰是华文文学最为迫切的现实命题，却很少有人参与讨论或引入。为此刘登翰提出要建立多元的对话机制，而这“多元”包括本学科内部的，与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相关学科的，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对话等三个方面。背景、视野和观念不同的海内外学者之间的对话、呼应和反省，有助于扩大本学科学术话语空间的国际化，而这正是研究跨国的华文文学理所应有的。

如果说建立学术平台需靠集体之力，运用更好的理论和方法，则更倚重于研究者个人的探索和尝试，而这也正是刘登翰所擅长的。他还是从存在的“问题”出发，反复指出：在确立研究对象上我们有了充足的发展，但在理论与方法上，却大多停滞不前，大量文章还沿袭着早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审美”的批评方法。但这种方法并不适合华文文学的研究，因为事实上有些作品经不起审美分析，这就很容易变成一种“虚美”，即便经得起，如果只是唯美的研究，也只能是脱离生存论语境的惨白的审美主义，而难以揭示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和内涵，“我们更缺乏的是从对象中升华出来的足以剖析研究对象本身特殊性的理论与方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当然，界内同行也进行了相应的思考和尝试，如饶芃子曾提倡引入比较文学、诗学研究等方法，得到刘登翰的赞同，并申论道：“‘诗学研究’无疑是华文文学研究改变印象式批评，并迈向科学化、学术化和整合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它包含形式诗学分析和文化诗学分析两个层面，唯有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建构一种独特的华人文化诗学，“才能把握华文文学‘形式的意识形态’世界”；而“脉络化与语境化是今天的华文文学研究必须特别予以强调的”，如此才能改变以往的“审美主义”倾向与弊端，真正抵达华文文学独特的内面世界。这里提到的“华人文化诗学”，也成为刘登翰倡导最力的理论方法，其启示意义包括：一、重新认识文学的文化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性。二、重新建立文学的历史纬度，认为历史是今天与昨天的对话，是各种话语的叙述和阐释，由此建立文学与历史、诗学与史学、诗学与政治之间的桥梁。三、文本概念不再局限于纯文学范围，而是视人类一切表现文化都是文本，应采用“互文性”研究方法，结合历史语境、作品分析与政治参与去解释文化文本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此外，它不是一种形而上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系列批评实践；它不独尊某种理论，主张打破学科界限，体现了当代人文学科整合与视域融和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