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侨史书写的侧影与正影

《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是学者刘登翰先生的“朝花夕拾”。刘登翰以一个人的文学书写回溯家族史、华侨“过番”移民史，以一个地方的故事串联起一组家国往事，将昔日的研究术语转换为怅惘忧伤的抒情话语。

失“父”的移民创伤

这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我永远记得，那是鹭江道，那是太古码头，那是后海，那是父亲乘坐的“芝渣连加”号。稍大以后，当我知道父亲隔在大洋那边，再也回不来了，才突然感到一种错失的痛，我把和父亲宝贵的最后一面，就这么轻轻地丢失了……（《鹭江道，那朵远去的云》）

老人们还常提起说，郑和其实在某个地方还留下了一艘宝船在北方的某个隐秘的港湾，每年端午节前夕会开始出发，以非常慢的速度，开往唐山。三年或五年才会到达，抵达北京。之后再回来，在原来的港口等上船的人。因为它已经很老了，速度很慢，往返要走上十年，一旦错过“你们就长大了，就再也上不了船”。

他记得老人在耳边说的：是的，不用担心，他们会来带你。他们会认出你来。那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上的船。也要有那个命才行。真的有船在那里。（黄锦树：《开往中国的慢船》）

这是两艘航向相反的船，一艘由唐山/ 厦门驶向南洋，一艘由南洋开往唐山，一艘送别，一艘返乡。书写者刘登翰与黄锦树同为福建南安籍，隔着30 岁的年龄差距，以及一个南海，却共享闽南侨乡儿童情感受挫的后遗症：“丢失”“被遗弃”，及其追寻、重建。1948年岁末，11 岁的少年刘登翰不解鹭江道上、后海船头父母的生离/ 死别的痛楚，满心盼着登上洋轮看风景，丢失了最后一次亲近父亲的机会，以致终身抱憾。刘氏家族五代人的过番历史在刘登翰的身上画上了句点，同时也开启了刘登翰先生此后余生几十年海外寻亲的漫漫行程。同为南安籍的马来西亚第三代移民作家黄锦树以“迟到”启动其小说的后现代叙事机制，以“慢船”为整体性隐喻，不断质疑、解构寻找的意义及其可能。对那个死后躺成中国人的尸体的“父亲”以及“保证用唐山进口的石头。福州的”棺木进行戏谑与嘲讽。刘登翰要寻得真真切切，字字有来历。而黄锦树则不断重写还乡的虚幻——千里还乡原来是为了告别。无论是家族史的写实重建，还是文学南洋的匠心虚构，刘登翰和黄锦树，不期然之间，形成了移民通道两端不同代际的书写者隔空的对话：失父的移民创伤及其重建身份之（不）可能。倘若以简单的对立——建构与解构将两种书写并置，必然是一种误读。黄锦树对闽南移民生活细节的还原，方言、口语对话的大量运用，恰恰是对历史最诚实的保留。“今日世界一直在发生激烈的变动，甚至变故，我找不到其他回应的方式——但遗忘是更多人会选择的方式。有些细节甚至是无关痛痒的——我不想把它忘记，只好封存在小说里。在真幻之间，散文太透明了，写时反而多顾虑。”

“失父”对侨乡的眷属而言是一种常态——非正常的常态。《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讲述的正是如此状态下的侨乡故事。刘父这“缺席”的存在是这个家族故事的讲述基调。晚清以来，闽粤先民“过番”谋求发展，往往两头家。为了把根留住，必须在原乡婚育，为了异域谋生，或是出于家国变故，在客居地也有了家。原乡家庭守卫了血统的连续性与纯正性，客居之家或许以过番者一个人的孤独以终老，如六叔，或者重组家庭，如父亲，开枝散叶又不忘来处。父亲的缺席，带来的是家庭的窘迫和拮据，父亲又仿佛是一支长把平底煎锅，象征性地提示着他的存在。刘登翰对于父亲最深的记忆是“深夜急急的敲门声”，以及鲜芒果沾酱油下饭——父亲从菲律宾带回来的吃法，那种特殊的味道，会把整个舌头都吞下去，而“二战”后驻菲美军拍卖的军用物资，陪着刘登翰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过番”的历史已经终结，移民已成他国国民，然而双向行驶的船还继续着寻“根”的航程。昔日的南洋成为东南亚，华人后裔朝向北方的航向仍未改变。刘登翰则南下菲律宾寻根。为祖上亲人安魂是刘登翰晚年最深切的挂念，菲律宾的纳卯（即达沃）还有刘氏的根与脉，必须躬身前往祭奠，才能得到内心的宽慰与安宁。尽管父亲墓碑上端刻着的十字架，显示他入乡随俗信了基督，但一切依然按照老家的仪式。香烛纸钱的火焰越燃越旺，影影绰绰仿佛父亲的影子、母亲的影子都聚在一起，连同几十年的等待与哀思。纳卯行寻根的对象还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辗转曲折，直至“两头家”的亲人，七八十口齐聚，重叙“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的亲缘辈分。这是何等强韧的血缘力量。

如此的反向寻根也发生在王安忆的“伤心太平洋”。王安忆父亲王啸平原籍同安，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回到中国，成为归侨作家、导演。对王安忆而言，留在南洋新加坡的曾祖母以降的家族往事，以及那个叫作“同安”的闽南地名，都需要重新打捞，还以记忆。这隔世的模糊，“填补我根源方面的空白”。在墓园，王安忆“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尽的伤痛，我想这样炽热的地方，死者怎能酣然安息？”而那墓碑上，竟然刻着王安忆的名字。“这时候，我才体会到我与这地下长眠不醒的老人的生死相关的联系。我对他们感到心连心、骨连骨的疼痛。”

事实上，在失父的国度里追溯先侨（祖）的历史，也是东南亚华文作家重要的创作门类——离散状态下的华人家族叙事，只是“父”的指向对不同际遇的作家有不同的意涵与侧重。黎紫书的“父”是血缘之父，黄锦树的“父”是国族讽喻，李永平、陈幸谦之“父”是文化原乡，张贵兴之“父”则是族群象征。华人过番、下南洋大多数因为谋生，以底层劳工为主，知识分子因国内政治以及战争南来，数量有限。尚处于侨民阶段的南来作家，原本都以落叶归根为人生指向，也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在海外为先民写史。而形成于19 世纪中期的南洋华人社会，正如王赓武所指出的，主要还是一个“工商社会”，缺少“士”，以致早期的华人移民经历缺少记录者。重启家族历史的写作当是海外华文作家成为“外国人”以后，面对少数族裔的移民身份带来的种种问题而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华人作家中的先侨史写作带有鲜明而迫切的现实指向，而不仅仅在追溯真实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过去”“真相”并不是唯一的言说诉求。先侨史写作为移民困境反思的方式，作为方法，启动了叙事机制。小说家之言往往虚指大于实指，隐喻层面上有更多元复杂的阐释潜能。早期移民“无史”/“无父”的困境为华人作家提供了纵笔虚构、驰骋想象的空间，先侨史写作因而蔚然可观。无论“父”的具体指向为何，“寻父”始终作为一种有意无意的“元”意识潜伏在文本当中。这些东南亚华人作家的先侨史写作也可以视为华人移民史的诸多“侧影”。

作为学者的刘登翰以“朝花夕拾”的散文写作，谨慎运用家族史料、厦门地方史料，开掘情感记忆，向细节“求证”“还原”。如果说，刘登翰将自己记忆并不完整、资料也非完备的个人私语视为“侧影”，那么，将其个人记忆、家族故事放置到特定的地方——作为大移民时代亚洲重要口岸的厦门港，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来重新打量，其“正影”的意味就可能逐渐显现。

厦门的海洋往事

何处是厦门？对纷至沓来的游客而言，厦门的鼓浪屿、沙坡尾、鹭江道是公共风景，是小资的圣地、年轻人的天堂。对刘登翰而言，厦门是其生命的原风景——童年记忆以及学术思考再出发的原生性场景，也是他的私人空间，是地方志。

远在改革开放之前厦门就属于世界。1842 年厦门被迫开放，作为对外通商口岸，被纳入西方殖民经济的全球体系当中。从中国厦门经中国香港，再到东南亚、澳大利亚、北美，形成了世界性的贸易和华人移民网络。厦门的身份是多重的，自开埠以来完成了几次转换。它是闽南侨乡通往世界的起点站，是晚清以来中国面向海外的门户与接驳地，也是1949 年以后海外华人的原乡、民族国家视角下的特区港口。关于厦门的海洋往事，唤醒的是中华民族从屈辱到振兴的国家记忆。

19世纪初，欧洲废除奴隶贸易。由于殖民开发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鸦片战争中被迫开放的厦门港因此成为第一个出现苦力贸易中心的条约口岸。厦门开港之初，生意兴隆，有六家外国苦力贸易代理机构，贸易中心大部分是向古巴和其他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输送华工。第一批契约华工于1845 年由法国船运往外国，是从厦门前往留尼汪岛。1847年到1853年，厦门共输出8281 名华工。其贸易的非法与猖獗直至引发群情激愤的1852 年抗争。

1834年，马尼拉开港。随着自由贸易经济思潮的兴起、大帆船贸易的衰落，西班牙被迫改变在菲律宾的贸易政策。1850年，菲律宾总督颁布法令，鼓励庄园主和种植园主进口华人农业劳工。从1850 年开始，中国移民的数量几乎不受限制。中国厦门和香港至马尼拉轮船通航，为移民菲律宾提供了方便。这一时期菲律宾华侨人数激增。1875年到1898年的24年间，从厦门到马尼拉的华人人数就达204747 人。刘登翰太祖父澄洋公正是这一时期“因奉严慈之命”，放弃“本期学优登仕”的功名追求，走出南安内山，远蹈大洋，加入异邦谋生的“过番”行列。刘家本属殷实人家，太祖父因何也过番，对后辈而言是个无解的谜，但也许从另一侧面可以获得合理解释，对于中原边陲的闽南人，科举之路更为艰难，过番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闽南人旅菲的历史较长，以投亲赴菲的主动移民者居多，以致形成像刘氏家族一般，代代相传沿袭的过番惯例。

闽南人“过番”以厦门太古码头为始发地。而沙坡尾，一个以自然风光命名的“玉沙坡”古渔港，抗倭斗争中留下许多英雄伟绩的海滨故垒，郑成功挥师东渡、驱荷复台的誓师之地，竟也沦为无数闽南过番客走向异域的伤心地。从近身的“讨海”到远渡重洋的“找头路”，沙坡尾的悲情愈远、愈深、愈广。厦门的缩影——沙坡尾的悲情如今已逆转为海洋发展历史的见证者。曾经在沙坡尾展演的“送王船”祭拜仪式远播中国台湾、东南亚，2020 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由中国和马来西亚联合申报成功。“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性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在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上，厦门的本地民间信仰，经由历代过番客的践行，成为一种人类精神的象征物。2017年，鼓浪屿以“历史国际社区”之名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命名背后，既还原了部分历史，也淡化了几多殖民暴戾。

厦门的口岸经济、城市现代化与华侨关系极深。据1958 年的调查统计，从1875年至1949年的70年间，华侨在厦门投资达人民币8748 多万元，占近代华侨在福建投资的62.88%，占全国投资的12.49%。说华侨对新中国成立前厦门市区的建设起主导作用，一点都不为过。厦门城市化建设主要从20 世纪20 年代起步，以晋江籍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的贡献最为突出。青少年时期在香港求学的李清泉，学习香港中区填海造堤，修筑厦门沿海堤岸，建造码头，基本奠定了厦门市区未来发展规划的蓝图。1933 年《星洲日报四周年纪念刊 新福建》即以南洋华人立场对福建提出总体规划。胡文虎在“发刊词”中特别提及：“欲全福建之人民，身体健康，精神活泼，无贤愚老少，有欣欣向荣之气象，兹事体大。宜有整个之工作，非拘于某一方面，为畸形之努力，所能收效也。约而言之，有间接之工作，在以政治之设施，经济之布置，使全福建之人民，安居乐业。也有直接之工作，在以卫生之设备，教育之训练，使全福建之人民身心发展也。前者为综合之工作，对象由社会而及于个人，后者为分别之工作，效力则先于个人而影响及于社会也。”其中，福州、厦门分别为闽北闽南商业荟萃之区，五方杂处，人烟稠密，更是发展新福建的重点区域。主编傅无闷坦言，“新福建”专刊是国难当前、心情黯淡催生的，编印的目的则是“诚望对于福建建设之前途，有所贡献，然最初发起之动机，实不限于福建一省之繁荣，眼光集注，实在全中国复兴之大计”。

现代化以“新福建”为名，借由日常生活方式的变更进入厦门，从港口市民的身上展开，在刘登翰母亲、六叔身上初现风华。母亲是厦门港的女儿，正赶上厦门最重要的现代化浪潮，母亲在少女时代参加篮球队远征菲律宾。虽然因早嫁，母亲的运动生涯提前结束，但她的闺蜜延续了她们的梦想，1948 年组成“余余”篮球队，代表厦门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全国第七届运动会。母亲短暂的运动生涯，将现代的想象及于上海与菲律宾，其自身也成为厦门早期现代生活的余光一瞥。六叔从鼓浪屿英华中学毕业，读书最多，接受新文学风潮的影响。下南洋之后，六叔留给刘登翰一小箱子书，里头多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其中甚至有鲁迅《朝花夕拾》的“毛边本”。知识分子六叔，到菲律宾曾以教书为业，任过校长。六叔遗留下的书籍成了刘登翰走向文学阅读、文学研究的启蒙读物。

1949年以后，中国被纳入东西方冷战结构，遭到全面封锁。基于历史上的区域关系以及海外华人的亲缘关系，厦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承担了突破禁运的特殊使命。《钟情——鼓浪屿华侨亚热带植物国际引种场纪事》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归国华侨与祖国共命运的历史。华侨引种，初始只是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出于祈福求庇佑的心理，离乡者怀揣一包“乡井土”离开，返乡带回异国种子，以做纪念。由于其跨越国界，介入人数多，持续时间久，华侨引种已成为华侨华人移民所推动的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现象。“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应运而生，之后逐步建立了东南亚—香港—鼓浪屿的华侨引种网络，由此开创了通过华侨引进境外作物的一段特殊历史。”“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华南侨乡地区与东南亚气候相似，存在通过引种大规模生产热带战略作物的可能性，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突破西方封锁获取这些战略物资的关键突破口。”因为国家需要，激发了华侨引种的热情，继而产生了前赴后继、九死不悔的创业者，鼓浪屿由此成为中国华侨引种工作的中心。“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正是李芳洲、周才喜、刘毓奇等归侨引种创业者的写实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