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学校教育的振兴与王荆公的学记文（下）

荆公的政教统一思想

在庆历兴学的基础上才有了后来王安石的熙宁兴学，熙宁兴学是建立在王安石自己的教育思想上。当王安石把孔庙和教育的位置摆正以后，他就要谈怎么进行教育了。教育是主导，拜不拜孔子是无所谓的，关键是怎么教育。《慈溪县学记》里面已经讲到，“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这就把政教联合在一起了，因为天下不能没有政教，所以不能没有学校。他把学校教育提到了极端高度的地位来讲。当然他也是以经典为依据的，他说经典里面讲了党庠、遂序、国学，各个社会层面都建立学校，古代“乡射饮酒、春秋合乐、养老劳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言”等一系列有关社会治理的事情，甚至是“受成、献馘、讯囚”这种军事上、法律上的事情，他说这些事情都在学校里解决，至少学校里要培养相应的人才。这是他对于学校的设想。

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教育的这种设想，可能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中有比较一致的观点，王安石只是说得更明确。大意是说，你通过学习，学好了，成就一家之学，然后出来当官，把你学好的东西用在所管的事务上。他们不主张一个官员到了岗位上，去学习这岗位所需要的技能；他们主张的是，你先学好，学好以后到这个岗位上去，把你学习的东西用到这个岗位上。换言之，他们不承认你这个岗位上原有的传统，如果沿着原有的传统继续做下去，那就不需要你这样受过教育的人出来做官了。要你这样一个学校里出来的人做官，就是要你不承认这个岗位旧有的规范，而是遵照学校里学的东西去做。这是王安石明确写的，也是我们传统的那些策论里比较偏向的立场，就是这些士大夫，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学好了，通过考试出来当官，然后主要是把自己学好的东西用在管理的事务上。如果皇帝不同意，我就对皇帝提意见；如果他反对，我就辞官而去；如果他要惩罚我，我就承受贬谪；如果他同意，那么我就做宰相，做我设想好的政治。王安石就是这样的思路，他的性格是这个样子，不大愿意谋求妥协。他说我已经形成了一套思想，我是不会改变的，不和你皇帝讨价还价。你要么用我的，听我的，我就搞这一套；你要么另外搞一套，对不起，我退休，就回家去了。他是这样一种脾气。

在这样的设想里，学校很重要，什么都得教，每个官员后面一辈子要去管理的事务，学校都要把他教好。实际上有点理想化，不大可能，但是在王安石看来，学校就是要这样教的。他在《虔州学记》里面，把他关于教育的整体设想交代出来了。他说自古以来学校就有这个功能：

为之官师，为之学，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辨说，诵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则彼不知者驱之尔。

所谓“官师”，就是指学校是官办的。他其实不大喜欢孔子那样私人授徒，他说学校要官办，使用国家资源做这件事。面对的也不是一部分贵族，而是“天下之士”。“期命辨说”，就是说要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进行考试，进行讨论，也要搞“诵歌弦舞”，这个是和教学有关的内容。培养出来的“士”，是去“牧民”的，百姓是牛羊的话，士就是放牧的，放牧的人当然要知道水和草在哪里，所以他说“牧知地之所在，则彼不知者驱之尔”，你要自己先懂，才能管理百姓。要懂什么呢？他说：

盖其教法，德则异之以智、仁、圣、义、忠、和，行则同之以孝友、睦姻、任恤，艺则尽之以礼、乐、射、御、书、数。淫言诐行诡怪之术，不足以辅世，则无所容乎其时。而诸侯之所以教，一皆听于天子。命之教，然后兴学；命之历数，所以时其迟速；命之权量，所以节其丰杀。命不在是，则上之人不以教而为学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让、酬酢、笑语、升降、出入乎此，则无非教者。

学校里教的是什么？各种道德品质、行为准则，以及技能方面的知识，礼、乐、射、御、书、数等，关键是后面，“淫言诐行诡怪之术”，这些有害的东西，“无所容乎其时”，就是有害的东西在我的学校里面不允许你讲。这是最高的学校太学，下面还有诸侯的学校，相当于州学、县学，“诸侯之所以教，一皆听于天子”，一级一级下来，教的东西是一样的，听朝廷的命令办学，按朝廷颁发的历法和度量衡进行教学，如果“命不在是，则上之人不以教而为学者不道也”，我不让你教的，你不能教。这样的效果是：“士之奔走、揖让、酬酢、笑语、升降、出入乎此，则无非教者。”一切都按学校里教好的去做，而且从上到下是一贯彻底的，政教是统一的。

最后一篇学记是《太平州新学记》，记的是现在芜湖的官学。这里面有一段话，讲了他兴办学校的宗旨：有闻于上，无闻于下；有见于初，无见于终：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盛，学者之所以讼也。学乎学，将以一天下之学者，至于无讼而止。

这里的“道”，可以理解为正确的观点，你有了正确的观点，只在上层传达，不传达到下面，只是一开始传达，后面不传了，那么这正确的思想会被淹没，“道”就散掉了，然后其他各种各样不正确的说法就繁盛起来了，各种各样的学派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就斗个不停。所以他说，我要办学校，让大家到学校里面去学习，这个叫“学乎学”，目的是“将以一天下之学者”，让大家学的东西都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至于无讼而止”，大家不再争论，大家都有统一的思想，可以齐心合力做事。所以王安石的教育思想，到这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对于士的教育是本着统一的学术，不希望百家争鸣。有统一的学术，然后学术与政治是一体化的，政教统一，然后中央与地方也是一体化的，从中央一级一级传达下来，不是传达下来的东西不要教。

这样一来，造成的局面是有利于他的政治思想的贯彻，他的“新法”的贯彻。但不止如此而已，他理想中的整个社会文化，是单一而纯正的，他要打造这样的局面，叫作“一道德而同风俗”。这是王荆公的政教统一思想，毫无疑问这样的思想会受到东坡的挑战。

东坡的挑战

我们历史上有王安石，肯定还会有苏东坡，这是我们文化的韧性，也是我们文化值得反复回味的地方。如果只有王安石，没有苏东坡，就缺少了趣味。东坡一般不写学记，一辈子只写过一篇学记，叫《南安军学记》。南安军是现在江西的赣州，王安石写《虔州学记》，虔州也是江西赣州。这赣州在北宋是两个州级单位，有几个县是虔州，另几个是南安军。

王安石写了《虔州学记》，苏轼在隔壁写《南安军学记》。《南安军学记》的写作时间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四日，东坡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有意针对《虔州学记》而写了一篇《南安军学记》，我们看其中议论学校和政治关系的一段：

古之取士论政者，必于学。有学而不取士，不论政，犹无学也。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论政，可谓近古。

他说学校的功能有两个，一是“取士”，为朝廷准备人才资源。建立学校当然是为了培养人才，朝廷从学校选拔人才，这一点跟王安石所说是一致的。但还有一个功能，是“论政”，议论政策。就是对于政策，有来自学校的评论。如果你上不取士，下不论政，那就和没有学校差不多。举个例子，“学莫盛于东汉”，他说东汉的学校做得好，这指的是太学。他说东汉的太学有数万人，“嘘枯吹生”，就是议论很多，评价很多，搞得舆论兴盛起来以后，朝廷就怕了，“自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朝廷的执政官非常害怕这种评论，对于社会影响非常大。东坡说，这叫“取士论政，可谓近古”，他对东汉后期这样一种太学的评论表示肯定。所以他讲的“论政”，看来是侧重于和现行政策不同的异议。也就是说，东坡强调的是：学校，要有发表异议、体现舆情的功能。这种功能在经典里面也可以找到依据，《左传》里讲子产不毁乡校，学校里有人毁谤子产，子产说让他们讲，讲得对的吸收，不对的不理就可以了。这方面也是有经典依据的，不过这么一来，东坡与荆公对于学校的认识就不一样了。

王安石说学校要帮助朝廷推行政教，这一点我想东坡也不会反对，但东坡强调的是学校也能提出不同的意见，作为社会舆情传达的窗口。在这个地方，他与荆公的说法有了差异，针锋相对起来了。

这当然与东坡关于社会治理的一些观念、与他的文化理想有呼应。下面引用他的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这段话来自《答张文潜县丞书》，就是东坡给弟子张耒的回信，这里直接讲到他对王安石不满的地方。他说的“文字之衰”，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水平下降，实际上不光指这个，还指整个社会的言论表达有一种衰落的迹象。这个来源是什么？来源于王安石，“其源实出于王氏”。为什么呢？王安石的文章写得很好，他的思想有个性特点。这方面东坡比较公正，他承认王安石有自己的思想，但是他说王氏有一个毛病，“好使人同己”，喜欢别人跟他一样。对此，东坡无法赞同，他自己就不愿意跟王安石一样。他说连孔子也不能使人同，孔子那么多的弟子，风格不一样，颜回老实一些，子路莽撞一些，子贡还会发表一些跟孔子不同的意见。连孔子都不能令他的弟子都一样，王安石怎么能让天下都一样？就像肥沃的土地都能生长植物，但不会只生一种植物，只有贫瘠的土地，才会长出同一种植物，一望都是茅草芦苇，“此则王氏之同也”。你那种“一道德而同风俗”，只会培养黄茅白苇，这是很严厉的批评。

当然这样严厉的批评，东坡是写在私人书信里，不能算公开讲。公开这样讲的话，估计王荆公不服气：我那是研究了经典，得出正确的思想来统一天下，什么时候说过用黄茅白苇来统一天下？那好，东坡也研究经典，他著有《东坡易传》，在这本经典注释里面，他的说法要缓和一些：“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他承认天下是可以有个正确而统一的道理，不像上面书信中那样，说统一的只能是黄茅白苇。在注释经典的时候，他承认有这个“一”存在，但是他说，你不能独断地执行那个“一”，这当然是因为，每个人所认识到的、自以为把握到的“一”，都未必就是真正的“一”。这个讲得比较综合一些了。

11世纪的中国士大夫文化

这样一来，不管是苏东坡还是王荆公，都面对学校教育在宋朝的实行，但是产生了对于学校教育的不同认识和主张。这个问题怎么看？首先可以提到一点，就是东坡这样一种主张多元化，主张舆论、异议正当性的思想，有些超越时代。北宋人反对王安石的，不只东坡一个人，但反对的方式不一样。比如反对他在学校里面的教学，往往反对的是王安石教的那些内容，不是反对他统一教学内容的模式，而且还想用自己的一套代替王安石的一套。最典型的就是程朱理学，反对学校里讲授王安石学说，但是统一的模式他们不反对，只是希望教自己的东西。东坡不然，他没有提出用我的学说去教，他是反对这个模式。这在北宋比较少见。可能在座的许多人看过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他对这一点很有感慨，以至于说东坡是个自由主义者。确实，在这个问题上，东坡有些超前的思想。

我认为林语堂先生看到了东坡的可贵之处，但是，他把王安石完全塑造成了对立面。东坡和荆公的对立是产生在11 世纪的中国，11 世纪的士大夫提出的想法，有些可能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共同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文明达到的一个高度。我们要回过头，到11 世纪的语境中去理解这种对立。

今天不能全面地谈这个语境，只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北宋的科举文官体制。中国经过了六朝隋唐的贵族门阀制，就是以血统决定官员身份的历史阶段，到北宋已改变为用考试来选拔官员，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么它产生了一种文化，就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文化。对这种文化的总体风貌，苏轼本人有过一个概括，叫“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官员掌握权力，但是权力不是你的根本依靠，当你要对别人发生影响的时候，你的高明不显示在你有权力，而显示在你有学问。你考上了进士，比人家有学问，所以你能影响别人，不是直接用你的权力影响别人，这叫“以通经学古为高”。然后，“通经学古”只是个学者，光做学者不行，你还要“救时行道”，要出来干活。不要只是自己读书就完了，要出来做事。那怎么做事呢？原则上要“忠”，但是注意，听皇帝的话办事那不叫忠，要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才叫“忠”。这叫“犯颜纳说”，就是针对皇帝，不怕得罪他，让他听你的，采纳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