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与婚俗

统编本高中语文教材《学习提示》这样表述：与《氓》相似，《孔雀东南飞》也讲述了一桩爱情婚姻悲剧，但造成悲剧的原因并非男主人公的始乱终弃，而是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

“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这一句很容易被发挥为“封建礼教的迫害”“封建礼教的残酷迫害”。当然更多的人认为，此诗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与控诉、对封建礼教下封建家长的批判与控诉；也有人认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受害者，而焦母、刘兄既是不自觉的迫害者，也是受害者。

其实，刘兰芝不断倾诉的是自己的素养与规范、自己的成熟与努力、自己的委屈与无奈。随着长篇叙事诗的展开，我们可以梳理出焦、刘悲剧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而从婚姻习俗的角度透视与解剖，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焦、刘悲剧的根源与长诗的主题。

婚前教育

开头兰芝自叙：“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后面焦母以回忆的口吻批评兰芝：“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再次印证了兰芝开头自叙的真实：兰芝自幼受到非常全面的婚前教育，先后学习纺织、缝纫、音乐、诗书等，“知礼仪”的“知”是懂得、掌握之意，是母亲的总结与肯定。这一肯定，只能说明刘兰芝不该被遣被休，甚至可以推断，兰芝被遣被休不合常理、违背常理。这个故事的最大震撼力就在此：一个受过良好婚前训练的人，为什么出嫁后仍然难逃被遣的命运，问题出在哪里？

至于后面兰芝与婆婆告别，说自己“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显然是“气话”，是针对焦母而言，甚至是以婆婆的眼光做出的评判：“出野里”“无教训”，是反唇相讥。我以为，“昔作女儿时”一节，是后人添加的，与兰芝的委屈、哀伤情绪、极不吻合。如果说兰芝敢于反抗，话里藏锋，绵里藏针，显然不合兰芝的主观愿望，刘兰芝肯定不希望落到被遣被休的境地，更何况她不断自我标榜：我是一个优秀、称职、完美的媳妇，应该得到的是高度肯定而不是被逐出家门。

婚龄

此诗明确出嫁年岁：“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向丈夫倾诉婚后的悲苦。兰芝被遣回家时，母亲说：“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带有批评、责怪的意味。通过对话，两次交代了兰芝出嫁的年龄为17 岁，这符合汉代关于婚姻年龄的规定。

《周礼》规定婚龄：起始年龄——男二十，女十五。最大正婚年龄——男三十，女二十。婚姻之正时——男子二十至三十，女子十五至二十。

汉惠帝六年（前189）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即人头税，当时规定每人出一算，每算一百二十钱。“五算”，是对超过婚龄又不出嫁的罚款，是人头税的五倍。

汉代已经出现早婚的现象，《汉书·王吉传》记载，宣帝时王吉上奏：“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班昭，东汉人，结婚时仅14 岁。

兰芝“十七为君妇”“十七遣汝嫁”，县令之子“年始十八九”，完全符合当时官方对婚龄的要求。

后来，国家还有对17岁不嫁的处罚：西晋五帝泰始元年（273）颁令：“女子十七不嫁者，使长吏配之。”

婚姻手续

1. 纳采

男家请媒人向女家提亲，女家答应议婚后，再备礼正式求婚。本诗有“县令遣媒来”“遣丞为媒人”“媒人下床去”。

关于纳采备礼，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一《礼异》记载：“纳采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棉絮、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棉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

对照本诗，纳采有双石、九子蒲，故男女主人公以“磐石”“蒲苇”为喻，互为沟通：兰芝：“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磐石、蒲苇之喻，表达了对爱情的坚守、忠贞不渝、九死未悔。而仲卿：“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显示了焦仲卿的狭窄、浅薄、世俗，与兰芝相比，明显低了一筹。但也不可就此贬低焦仲卿的为人，这是焦仲卿听说兰芝再嫁之后的气话，也是爱情深厚、恨深爱切的自然表现。如果没有这样的感情基础，也就不会出现后面双双殉情的震撼结局。

2. 问名

男家在纳采之后，请媒人去询问女方的姓名及出生年、月、日、时。目的有三：防止同姓；了解女方年龄；取得女方生辰八字，可以求神问卦。

《孔雀东南飞》写焦、刘婚姻，省略了这一环节，只是通过倒叙、对话的方式简述婚姻的合法与规范。而在写县令、郡守为子求婚时，专门提到媒人，“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写县令，只涉及一般性的职业媒人，没有特殊身份介绍，只有过程与对话。写郡守就不同寻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第一，太守为子求婚，派出了媒人。第二，不是一般性的职业媒人，而是派郡丞为媒人，有人说汉代的“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长”，“郡丞”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秘书长”。自然，古今官制官职不可简单比照，但“郡丞”身份特殊，作为太守“佐官”出面说媒，只能说明太守对此事的重视与迫切。这里面，显然有夸饰的成分。兰芝被休回娘家后，先后有人来说媒，但未必是县令、太守家，后代文人在润色加工改写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男子本人的条件、家庭地位，显然是文人“才子化”倾向的天然流露。

关于这一节文字的解读，一直是个问题。统编版语文教材首先这样标点：

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统编版注释强调了解读困难：

﹝媒人去数日……承籍有宦官﹞这里可能有文字脱漏或错误，因此，这四句没法解释清楚。有人认为“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两句当在“阿母谢媒人”之后，是阿母辞谢媒人的话。意思是，有兰家之女，出身于做官人家，可配太守之子，而自己的女儿出身微贱，不能相配。但这两句后边，恐仍有脱漏之句。

尽管有解说的困难，但也是可以说清楚的。“兰家女”，前文已经揭示，是后代文人在改写过程中，不仅赋予女主人公美好的名字“兰芝”，而且以兰花之美、以“兰图腾”的故事，解说刘兰芝形象的完美与爱情婚姻的悲剧结局。“承籍有宦官”，也是后人针对焦母抬高自家身价的“互抬”，焦仲卿明明不过是庐江府小吏，焦母却对儿子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一是抬高家庭，二是抬高官职。文人在改写润色过程中，自然气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明明是农村烟火人家，偏偏要写出都市繁华耀眼，“说有兰家女”一句，通过兰图腾抬高家庭背景；“承籍有宦官”一句，则抬高政治地位，代代为官，世袭诱人。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就能发现，《孔雀东南飞》的众多作者们留下了很多破绽与遗憾，但也让我们发现了他们不断修改的高明之处，比如夸耀焦家的，是焦母，一定程度上弱化、丑化了焦母的形象，此处夸耀，带有无可奈何的讽刺意味：抬高家庭地位，吹捧儿子官职，这已无法挽回儿子追随刘兰芝殉情的决心。顺便说一句，焦母拆散儿子婚姻、对付儿子，用的是美女诱惑：“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这两段文字在两处出现，第一处是逼迫焦仲卿休妻时，第二处是焦仲卿准备与刘兰芝殉情时。焦仲卿皆不为这些诱惑所动，值得被高度肯定，大大赞赏。有人在不惜一切抬高刘兰芝的时候，总要大大贬斥焦仲卿的软弱无能、摇曳不定。其实，大可不必。焦仲卿尽管没有那么主动、坚决，但也是恪守这一段爱情的，甚至也坚决抗争过：

府吏长跪答：“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这也为后面双双殉情埋下伏笔。至于第二次跟母亲的表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也是掷地有声、可圈可点的。我一直认为，《孔雀东南飞》的成功与不朽，不只是成功塑造了刘兰芝的形象，而且也成功塑造了焦仲卿的形象。

再回到这节文字的解读。我们必须扣住此诗“对话”写人叙事的重要特征，“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是指县令派来说媒的媒人离开了没几天，很快，太守又派他的得力助手郡丞前来说媒。“还”，回来，指又到刘兰芝家。那么，是谁回来呢？的确有点费解，于是有人就说是“县丞”，先给县令之子说媒未成，离开了几天，又受太守的派遣，请求再次登门说媒，所以是“还”。显然县令、郡守两次说媒，媒人不是一个人，从语气、分寸、态度等方面来看，都迥然不同。县令派来的媒人就是一般的职业媒人，不成，就自然离开。写县令、写媒人都是为了衬托太守、郡丞而做的铺垫。诗歌不是散文，应该有一些省略，也有一些跳跃，还要考虑韵律节奏和表述方式。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这里的提示很明显，“说”“云”“直说”，领起郡丞到兰芝家说媒的三段话。所以，我将三段话用引号引出，就是要说明，这三段话都是郡丞说的，都是郡丞转述的，都是郡丞转述太守的原话，这还原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场景一，在庐江府，是太守对郡丞交代的三段话，第一句告诉他说媒的人家，第二句、第三句，是叫他到刘兰芝家怎么说，不用转弯抹角，不能废话连篇，“云”是先说，“直说”是郑重表态，表示急切。场景二，刘兰芝家，三句都是郡丞转述太守的话，代表了太守佐官的素质，一字不落，原汁原味，直截了当。

作为对话性特征的追溯，《孔雀东南飞》诗歌原型中也可能有说唱样式，那么，说唱就会考虑到押韵、转韵，从而产生流转自如、如临其境的效果。用“还”字，的确有点绕，有点费解，但与“官”“言”相押，一气贯注；“婚”“君”“门”，暗中流转，也有抑扬顿挫之感。

3. 纳吉

以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占卜，取得吉兆后，复备礼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如《诗经· 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关于这一环节，《孔雀东南飞》现存文本没有反映。有两种可能，一是过于普遍、大众，文人在加工改写的过程中删去了；二是诗歌、说唱不是流水账，本来就无须面面俱到。没有反映，不代表当时婚姻制度就可以跳过这一环节。只能说，这一环节不太重要，或者没有纠结曲折。更主要的是，刘兰芝的家庭实际上低下平常，“生小出野里”，看上去是气话，实际上也是一种潜在的考量，没有必要在这个环节大做文章。

4. 纳征

（1）男方

又称纳币，即于纳吉之后，男方送聘礼至女家。郑玄注《仪礼·士婚礼》云：“征，成也，使使者纳币以成婚礼。”纳币包括：玄（黑色的衣服）、束帛（五匹丝织品）、俪皮（一对鹿皮）。至汉代仍用衣物、丝织品，鹿皮则代之以钱。

刘兰芝告别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阐述了封建婚姻制度下“彩礼”与“被驱使”的关系，是私有制交换婚的本质特征：因为我娘家接受了较多的“钱帛”，所以婚后就必须接受驱使，忍受刁难与虐待。此诗则通过男方阔绰的彩礼写太守家的聘礼：“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鮭珍。”虽然有些夸张，比如“交广市鮭珍”，明显带有后代文人增写润色的痕迹，但基础性的成分还是明确的，“赍钱”“杂彩”等则是相对真实可信的内容。

（2）女方

第一，按规定，男家向女家行聘礼后，女家也适当地要备具礼物送给男家。

第二，准备妆奁，又称嫁奁、嫁妆。多为床帐、衣物、箱笼、首饰、器皿等，数量与质量视女家经济情况而定。《孔雀东南飞》写刘兰芝的嫁妆数量庞大，质量上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尽管带有文人润色增写的夸饰性描述，但“箱帘”的规模、格局依然存在。

第三，订婚之后的女性，要为自己也为新郎或男方家其他成员裁制新衣。《孔雀东南飞》省略了第一次婚姻准备的过程，只是在与焦仲卿分别时交代，“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突出了夫妻之间的情感浓度。第二次，是太守家迎娶前的准备，刘兰芝“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裌裙，晚成单罗衫”。在这里，“左手”“右手”“朝成”“晚成”“绣裌裙”“单罗衫”，都是互文取义，不仅强调这一程序的真实，而且突出制作过程的繁复、制作内容的繁多、制作时间的急切。至于刘兰芝“左手持刀尺”，有人认为是“左撇子”，当然不是。笔者就是左撇子，使用为右手准备的剪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更喜欢理解为，是不使用剪刀的后代文人无意间的描述与夸张，“左手持刀尺”正是研究这首诗漫长形成、后代诗人参与写作的痕迹与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