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的学术个性及其实践品格

2021年，温儒敏《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现代文学研究自选集》出版，题目来自鲁迅《摩罗诗力说》结尾“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一语；而在文集题记中，作者又化用了鲁迅《坟》中的表达，“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以示编集之用心所在，具体来说，则是：

四十年来，我出版了二十多种书，发表二百多篇文章。说实在的，自己感觉学术上比较殷实、真正“拿得出手”的不多。现在要出个自选集，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也就是做一番回顾与检讨——让后来者看看一个读书人生活的 一些陈迹，还有几十年文学研究界的某些斑驳光影。

这是自谦之语，同时也凸显了文集总结回顾的性质：划分“鲁迅研究”“作家作品论”“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研究”“学科史研究”四辑，所收文章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其中浮现的是一位学人的总体形象。在同年4 月所举办的主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现状及前瞻”的新书研讨会上，与会的同代及后辈学者等，也大多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展开评论，为温儒敏的学人形象做出了集中的、全局性的勾勒。其中，陈平原用“兼及教学、科研与行政”对其进行概括与定位，十分精准，也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视角。

与会学者的发言后来大多整理成文，发表在《文艺争鸣》2021年第9期的“温儒敏评论小辑”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贺桂梅、姜涛着意强调了温儒敏研究与学术文章的“个性”：“就‘沉稳’而言，温老师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学者，但他的个性或许正好表现在他并不凸显其个性，研究风格显得非常朴实，其个性锋芒也蕴藏在这种朴实之中。”“初读的时候，会感觉很少有惊人之语，却又能知人论世，往往抓住核心问题，通透之中也不乏绵里藏针的力道。这种切实的风格看似低调，换个角度看，在观念和方法不断狂飙突进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其实是相当独特的，相当有个性的。”

读罢温儒敏老师自选集，大概能够理解，这样的评价并非只是通过辩证逻辑进行的刻意翻转。笼统地说，文章“个性”的纸背压着的，正是“教学、科研与行政”身份综合的特定经验。不过，这样的话题，自然需要在对其学术理路及述学文体的具体考察中展开，如此，方能对温老师的学术历程及学科贡献做出更为恰切体贴的理解与定位。基于这种考量，本文选择了温儒敏老师三篇不同领域、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对其为人为学的“个性”之处、独特品格进行探微。

《浅议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文学研究的“读法”视角与“生活”意识

选择《浅议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作为温儒敏老师的代表作，可能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尽管也属于“作家作品论”的范畴，但相比1980年所撰“出道作”《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以及硕士论文《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博士论文《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似乎不具备某种特殊的影响力与“起点”意义。这篇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1期（春之卷）的短文，倒是颇有“承上启下”的含义：一方面，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探索与积累，文章有深厚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研究的学养做支撑；另一方面，隐含、串联着进入新世纪后论者一系列思考的新方向；同时，“教学”与“行政”等面向也逐步加入。因而，或许更能彰显温老师的学术“个性”。

文章的开头清楚交代了“两极阅读”的含义：对郭沫若名作《女神》往往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专家们的“文学史的读法”，另一种则是普通读者“非专业的读法”，二者也往往对应消极、积极的两种评价倾向——“两种读法本无所谓高下，然而当今许多大学的讲台或专家文章对郭沫若甚表称许，而一般读者却不敢恭维，这种两极性的阅读很值得研究。”而无论是思想主题还是自由体诗形式，都无法充分解释作品所具有的巨大艺术魔力，由此，文章引入了一个关键的角度，即“作品—读者互动互涉的关系”，进而提出，对《女神》这样的作品，需要采用“三步读法”，“一、直觉感受；二、设身处地；三、名理分析”，并且强调“其中第二步‘设身处地’至关重要”。“三步读法”，事实上包容并连接了“非专业”“专业”的两极阅读，也在看似割裂的形式与思想、文学与历史之间，建立了扎实的辩证关系。

“读法”的视角，是温儒敏老师文学研究中一个特别的质素。除了《浅议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一文，在其他一些作品解读的论述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说法，比如在关于沈从文《湘西·凤凰》的论析中写道：“这种兴味继续下去，到文章最后部分进入全篇的‘阅读高潮’。”——有意加上“阅读”二字，应出于导读文章的“读者意识”。换言之，“读法”不仅是一种研究的生产性视角，也具备“操作指南”的性质，来自论者为特定拟想读者进行写作的动机，可以看作温老师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衔接、转化的中介或者过渡带。在自选集的“鲁迅研究”一辑中，就收入了《和中学生谈谈如何读〈朝花夕拾〉》一文，后用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朝花夕拾》（收入“语文阅读推荐丛书”）的“导读”，一方面考虑到读者的认知层次、接受能力，表述亲切而浅白；另一方面，也基于现代文学的专业知识，提出需要认识到鲁迅在语言、历史文化两方面的“隔”，并为力求打通这样的“隔”给出了门径。看似浅俗的逻辑与方法，其实也在“三步读法”思路的延长线上。新近出版的《鲁迅精选两卷集》，温老师同样强调这样的匠心：“每篇都附有几百字的‘题记’，交代我对选文理解的要点以及‘读法’，同样融入了自己的心得。”而撰写这类讲析文字，并不那么简单，得“点到即止，还要深入浅出，颇费功夫”。或许可以说，“读法”不仅是一种“视角”，更是一种“视点”，指导中学生等一般读者进行“设身处地”的阅读，首先也需要论者自己设身处地、放下身段，从“非专业”的角度思考与想象其学习需求，专业性、同理心，二者缺一不可。

另外，“读法”这一视角潜在的理论性也值得关注。首先，所谓“设身处地”的读法，既是“操作性”的，其内涵也几乎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历史化”研究路径，在《女神》这样时代性强的经典作品阅读中，“设身处地”就是要“设想重返特定的‘五四’时代，让自己暂当‘五四’人”，尽管是从一般读者的立场“浅议”，但也暗合了近年来学界不断提及的“重返‘历史现场’”的研究原则。其次，“作品—读者互动互涉的关系”也被描述、阐释为一种“阅读的‘场’”，这一说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文学场”“场域”等理论，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看来，在高度分化的社会空间里，总体的社会空间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小的社会小空间构成，而这些小的社会空间就构成不同的“场域”，它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就关注“（社会）关系”这层意义上，“阅读场”与“场域”的指向应当有重合之处。

但在温儒敏老师这里，“阅读场”并没有真的被表述成一种“文学社会学”的理论资源，而是用常识性的语言做了注解，“这里借用的‘场’原是物理学概念，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动量和质量，能传递实物间的互相作用，如电场、磁场、引力场等。‘阅读场’指阅读接受过程中作品—读者的互动互涉关系”。这可能并非表明，温老师没有相关西方理论的阅读经验，对征用理论资源的规避，实际上体现了其对“理论”的警惕态度。在他看来，90年代以来出现的“再解读”等以理论为核心的研究方式，优点是“简洁”“有批判性”，但往往“不考虑使用文本例子的历史语境与特殊内涵，不愿在历史资料以及文学分析上面下功夫，把历史抽象化，瓦解了文学审美的自足性”。而从“文章”经营的角度来看，引用艰深的“理论”，或许也只是徒增理解的门槛，和为“普通读者”撰写“操作指南”的初衷相违背。

不过，“读法”视角对普通读者的关切以及上述理论潜力，仍然蕴含了新的学术范式的可能性。温儒敏老师将其发展为“文学生活”的研究方向。所谓“文学生活”，要言之，“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牵涉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这一范畴的界定，可以看出明显的“文学社会学”色彩。在研究中着意提出这一概念，则别有幽怀：首先，延续并发展了此前对一般读者、“非专业读法”的关切，强调“文学生活”的主体为“普通国民”，这背后是更广义的“民生”问题；与之相关的“文学”范畴，也不局限于现当代文学，可以迁移到古代文学的领域，考虑到国民生活中的媒介革新，网络文学也能够被纳入研究的视野。提出这一范式，也来自对现有研究状况的不满足，意图打破“作家—作品—批评家”小圈子的“内循环”，以及“学院派”的封闭思路，从而丰富文学史的写作，也为日益“内卷化”的文学专业提供了新的“生长点”。“文学生活”作为一个总体的研究思路，可以吸收社会科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兼容社会学、传播学、文学研究等学科的思路及眼光，内部也有丰富的分支与面向。

2000年发表的《“张爱玲热”的兴发与变异——对一种接受史的文化考察》一文，也可以看作温老师“文学生活”研究的“先声”。论文不仅历时考察了张爱玲的“研究史”，分析了不同时期研究的特点，此后又特别分析了张爱玲如何进入文学接受以及文学消费领域，从“经典化”到“商业化”甚至“符号化”，由此透视的则是“90年代中国斑驳而芜杂的文化风景线”。这样的研究不为学院中单一的文学史叙事限制，视野涵盖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动，的确打开了新的学术向度。

从温儒敏老师的个人思想观念层面看，致力于“文学生活”范式，除了自觉扩大文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加强学术与现实的对话性，还有某种人生处世的基本立场。在一篇回忆散文中，他写到，1997年到1999年担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的经历，源自于也印证了其女当年的鼓励——“人生多尝试一些不同的生活多好呀！”温老师一直钟爱的鲁迅，在晚年间也十分看重“生活”这一概念，正是在“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这样“战士的日常生活”之中，所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念头才获得了切实的支撑。“生活”意识，应当也是“战士”精神的一个侧面，关联着个体立身与社会承担，折射了温儒敏老师可贵的学术个性与实践品格。

《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文学课堂中的“批评家”与“批评史”

选择《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作为温儒敏老师的第二篇代表作，应当无可争议。这篇文章初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赢得了学界不错的反响。内容颇有新见：立论就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起点”从“文学革命”叙事的1917年提前到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的1904年，认为“王国维宣告了古典批评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拉开了现代批评时代的序幕”；具体展开，则以《〈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词话》等几个核心文本的解读为线索，勾勒出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交点上的王国维文学批评，清晰梳理了其丰富驳杂的思想理论资源，同时不限于此，进一步发掘了其文论的“原创性”所在。对象的复杂性对研究者的学养和笔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不仅体现在整体论述的搭建上，也在细节处见功夫：比如发现了《人间词话》独特的文本性质，形式上似乎是“散漫随意的丛残小语”，却具有“不易发现的潜隐的逻辑性与系统性”；与之相关的则是对作品“版本”的选定，《人间词话》版本众多，文章看重《国粹学报》1908—1909年最早刊行的六十四则本，原因在于“其编排是由王国维自己确定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它隐含着的理论系统”，作为此后分析展开的前提，一语中的，颇具洞见。

文章标题所使用的“现代性”一词，也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思想界、学术界的新风向，90年代中后期“现代性”的反思与讨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或“显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温儒敏老师敏锐独到的学术眼光。此外，作为其代表作、第二本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第一章，《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着温老师对“文学批评”这个领域的“垦荒”、拓进，他对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自得：“这本书的确下了‘笨功夫’，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至今仍然是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一本。”“笨功夫”和“新看法”，在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中，已可见一斑。

整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更是独具匠心。在《自序》中，温儒敏老师开门见山地写道：“本书的目标不是全景式地扫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详细地貌，而是集中展示批评史上一些最为重要的‘景点’，有选择地论评14位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及相关的批判流派，以此概览现代批评史的轮廓。”这一写作体例，实际上是一种“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可以追溯到其学术起点，以及王瑶先生学术训练带来的影响，温老师曾提及：“研究郁达夫这个作家，连带也就熟悉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史实，王先生对我这种注意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