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书瀛学术年谱

1938年

7月19日，我出生在华北平原四女寺减河南岸一个抗日干部家庭，原属河北省东光县，后划归山东省宁津县。父亲杜子孚曾任冀鲁边区第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2年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镌刻着自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十四年间，国共两党军队牺牲的旅职以上295名将领事迹，家父名列其中，2014年8月29日民政部第327号公告中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在其中我又找到了家父的名字。我和哥哥从小随妈妈在抗日队伍中长大，在部队驻扎地就读小学，走到哪儿，学到哪儿，长则数月，短则数周。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小游行僧。抗战后期以至抗战胜利后几年，妈妈做群众工作，非常忙，常常顾不上我，她告诉我：“你一定要学会独立生活，自己考虑问题，自己解决问题。”

1950年

妈妈调到山东博山工作，我在第三小学插班读四年级。一年半以后，即1952年初夏，还差一年才小学毕业，我连妈妈也没告诉一声，就“自己考虑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以“同等学力”报考了博山一中，被录取。

1953年

妈妈调到青岛工作，我独自在博山上完了初中。

1955年

夏天初中毕业，我到青岛，又是谁也不告诉，自己去报考了青岛一中。妈妈“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教导，影响了我一生，特别是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必须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得出独立的见解，不能人云亦云。

1958年

被保送到山东大学中文系。这里名师聚集，如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殷孟伦、殷焕先、高兰……我亲耳聆听了高亨《诗经研究》、萧涤非《杜甫研究》、陆侃如《中国历代文论选》、殷孟伦“古代汉语”、殷焕先“现代汉语”、高兰“现当代文学史”诗歌部分等课堂讲授。高亨先生要求一定要把《诗经》中每个字的读音和意思弄准确。萧涤非先生要求背诵杜诗，他还在课堂上做示范，一字不差背诵了《秋兴》八首。我虽非好学生，但亦亲身感受到纯正的学术氛围，得到较严格的学术训练——这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

1964年

通过全国研究生统考，我走进文学研究所当蔡仪研究员的美学研究生。那是全国首次正规的研究生考试，当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而且研究生也无学位——1956年曾收过汝信等几位研究生，效仿苏联，学位名称叫作“副博士”（相当于“硕士”）研究生，后来因为同苏联关系发生变化，连这个“副博士”的学位名称也没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是“文革”结束后才设立的。那年全国报考蔡老师的，有77人，唯我考中，算是撞上了“大运”。我们那一届进学部各所当研究生的，有十几人，如哲学所的金吾伦、严家其、许醇仁，历史所的周少泉等，都是我的同届同学。我是蔡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惜刚入学即随导师到安徽寿县搞“四清”，随即又在当地“劳动锻炼”，回京时已是1965年底。蔡老师给我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但我只认真读了半年书，即被卷入文化大革命。当再拿起书本做学问时，已是十年之后，恍如隔世。

1976年

10月，粉碎“四人帮”，我与同事写了《围绕〈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万字长文，11月6日《解放军报》整版发表，受到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表扬。《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随后中央其他大报和地方各个报刊跟进。

12月，我被借调《红旗》帮助办刊，旋即又被召到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起草组，胡乔木任组长，成员为王若水、郑惠、王树人、黎之、杜书瀛。这是我被学界认识的开始。

1977年

12月28日至31日，我应邀出席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由刚刚复职的主编张光年主持，见到了许多久违的学界前辈，听到了“文革”后第一次露面的周扬的发言。

1978年

导师蔡仪创办《美学论丛》，点名要我撰文。在导师指导下我用上所有学术积累，写了《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共三万六千余言——那年我已经四十岁，才写了第一篇美学论文，发表于《美学论丛》创刊号；随后又在导师指导下写了数篇研究李渔戏剧美学的论文，刊于《美学论丛》第2、3期。在撰写这些论文的过程中，蔡老师在我的稿纸上贴满字条，写下密密麻麻的指导意见，大家戏称他为“纸条导师”。蔡老师还当面告诫我：写文章一定要充分掌握资料，仔细研究现状，提炼出自己的见解；引别人的话一定要完整，不可断章取义。

1978年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开辟了新时代。我思想上和学术上大受鼓舞，其后数年，我单独或与何西来合作写了近百篇文学评论文章，如关于形象思维、重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评刘心武《爱情的位置》、评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等，发表于《文学评论》及全国多家报刊。我是学美学的，在基本理论方面有一定积累；何西来目光锐利，思维敏捷，善于捕捉新鲜事物，我们二人合作，人们戏称为“黄金搭档”。我们的意图是改革以往僵硬、陈旧的文学批评状况，为建设和发展新时代文学评论的新鲜样态助微薄之力。

1979年

主政文学所的陈荒煤同志把我们几个不算年轻的“年轻”人找去谈如何开展业务活动，点名要我写一篇关于文学典型的文章。我写了《论典型的个性》两万字长文。荒煤同志批评说，文章虽有功力，但没结合当前现实。我回去重新研究当前文学理论的问题和现况，撰写了《艺术典型与多数、主流及其他》，荒煤同志很满意，推荐给《文学评论》；而那篇《论典型的个性》则被李泽厚主编的《美学》看中并于次年发表——这是我打破门户之见与李泽厚虽不密切但时有交往的开始。我的导师与朱光潜、李泽厚学术观点几乎截然对立，但我“门派”意识很浅，甚至对所谓“门派”十分反感，对朱、李等所谓“对立派”的美学家怀着深深敬意。20世纪80年代我与朱光潜先生还有过书信往来。与李泽厚先生，因近在眼前——我们都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在文学所，而他在哲学所，同处一个大院——更是有所接触。20世纪50年代李泽厚在美学大讨论中的一些文章，以及60—80年代的《美学三题议》《试论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续谈》和《形象思维再续谈》等，我印象十分深刻，对他的许多观点，心中佩服。

1980年

1月，论文《艺术典型与多数、主流及其他》发表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受到学界关注。

2月，论文《李渔论戏剧真实》发表于《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

4月，受邀到教育部委托西北大学举办的全国文科助教进修班讲课，题为《古典作家论典型》（四万字前言加资料选编共三十余万言，1988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受邀讲课者除文学研究所的蔡仪老师等外，还有李泽厚、徐中玉等先生，我有幸结识了我一向十分尊敬的老作家、老学者、我山东大学老师辈的校友徐中玉先生，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表示敬意。后来我的一些重要文章在徐先生主编的《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我的一篇杂文《读顾准》被收入他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大学语文》第十版。

1981年

论文《李渔论戏剧导演》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1982年

把以往关于李渔美学的文章深化，写成《论李渔的戏剧美学》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李渔研究专家黄强教授说“这是20世纪以来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李渔研究专著”。

1983年

1月，《论艺术典型》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陈荒煤作序，这是我几年间研究艺术典型问题的初步总结，力图打破艺术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统一、艺术典型必须代表多数与主流的简单化模式，强调艺术典型的审美性、哲理性。

6月，《论艺术的特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从美学角度论述文学艺术特性的尝试。

12月，在《文史哲》1983年第6期发表《李渔生平思想概观》，犯了一个严重的学术错误：未经严格考证，断言李渔曾与蒲松龄有过一次交往——蒲松龄在江苏宝应县知县孙薰处做幕宾时，邀李渔带家庭戏班为孙蕙祝寿。后经黄强教授等专家考证，以确凿的材料证明此乃不可能发生的事，我口服心服。由于我的这个错误，误导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风月无边》将李渔、蒲松龄会面作为一个重要情节写入剧中。我乃罪之魁祸之首，我专门撰文并在公开场合数次向学界谢罪。

1984年

受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国文学部分撰写“文学”长条，这篇近万字的条目，我写了一年，力图摆脱关于文学的旧观念，把审美性融入文学定义之中。载有《文学》长条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于1986年11月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1985年

文学研究所理论室王春元、钱中文、杜书瀛、何西来四人承担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文学原理”的写作，原计划由五部书组成：《文学原理——作品论》（王春元）、《文学原理——发展论》（钱中文）、《文学原理——创作论》（杜书瀛）、《文学原理——批评论》（何西来）、《文学原理——鉴赏论》（何西来），不设主编，由各位撰写者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和学术个性，广泛吸收国内外文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独立完成。惜只写成前三部（《文学原理——作品论》《文学原理——发展论》《创作论》）。我撰写《文学原理——创作论》时，努力吸收以往中外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从美学角度考察文学艺术的创作特性，重点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审美本质论、文学创作的审美实践论、文学创作的审美社会学、文学创作的审美心理学，力图以此开创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生面。全书不到三十万字，花了四年写完，1989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获文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修订再版，作为文科教材向全国推出。

1985年

底出版《文艺创作美学纲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1987年第二版）。该书十五万字，是为《文学原理——创作论》的撰写而准备的提纲，它已提出了《创作论》的基本思想和骨架，学界朋友认为它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故单独印行。1988年我与钱中文赴苏联学术访问时，将该书（第二版）和《论李渔的戏剧美学》赠苏联最大的图书馆——列宁图书馆。

1985—1988年，为准备《文学原理——创作论》的写作，我写了一系列论文：《艺术认识的个性和社会》（《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6期）、《文学作品的生成》（《海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文艺与审美及其他——关于文艺观念的一些思考》（《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2期）、《创作美学引论》（《扬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论审美活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论创作客体》（《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关于艺术理论问题的思考》（《文艺争鸣》1987年第5期）、《两个“尺度”与文学创作——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功能》（《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文学意象》（《学术研究》1987年第5期）、《论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浙江学刊》1987年第6期）、《创作与接受》（《当代文坛》1987年第6期）、《文学物象》（《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关于“天才”的思考》（《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8期）、《论技巧》（《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文学创作的审美社会学》（《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2期）、《论文学创作对社会环境的影响》（《齐鲁学刊》1988年第2期）。从这些论文中，人们会看出我《文学原理——创作论》主要思想的酝酿和成熟过程。

1985—1988年，我与何西来联合招收五名硕士研究生，除笔试之外，我亲自到上海、杭州等地多方面考察学生，把最优秀者吸收进来。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我为博士生导师（之后导师资格由各单位自行决定），在我名下有八名学生获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我退休后又招收了五名博士后，作为合作导师，帮助他们完成了博士后报告并按时顺利出站。

1988年底至1989年初

我与钱中文应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之邀，到苏联进行学术访问。与苏联同行交流文学理论、美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方法、动态、趋向等；还访问了苏联作家协会、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乌克兰科学院（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