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学杂忆

近来看一些名家大师的传记、回忆录之类，多有叙及幼年、少年读书受教育的经历，每恨自家少年失学。

一来出生于乡村的农家，二来上小学时正好遭遇“文革”，整个中小学的求学时间，都是在从前常说的“十年动乱”的光阴中度过。因此，在教育方面的先天不足，就成了成长经历中常常困扰自己的缺憾，尤其是看到前辈大师们不无优越感地谈起他们的少年饱学经历时，这种缺失感就会更加强烈。有时心里也会有另一种声音出来，为自己及有相同经历的我辈学人辩护，试图找出我们的一些优势，但又很难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优势究竟在什么地方？一个在教育与文化受到严重摧残的年代度过幼少年时代的学人，他们只能命中注定受先天不足的困扰，还是在后来的时期已经弥补了，或者说赎了这种“原罪”了呢？甚至因这种不正常的早年教育经历，而引出某种更强的逆反力量？比如说是“饥者易饱”？我们上大学时，的确是带着一种饥饿感读书的，这可能是在其他年代成长的学人所罕见的。这样的问题，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学中的人才学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教育学的问题、文化生长的问题。希望将来有人真的将这些问题提出来研究。我认真地思索，却如身在庐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

近年来，也许是渐近老年的缘故，会一次又一次不自禁地回忆起幼学的时光，试图将所有的碎片拼凑起来，从中认得某种文化灌养，以及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禀赋。这样做，并非为了跟具有相对正常的教育经历的前面几辈及后来几辈的学人比较，而是想更好地认识自己，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规范、开掘自己。当然，不仅是幼少年，后来青年时代所受的几个高等教育阶段的经历，也是需要去反思与总结的。我想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总结出一些东西来看，不为示范他人，只为自我反省。于是我开始了第一段的幼学碎片回忆。我将以今日之我所具的眼光与理解，将其组成一个新的整体，并且从家庭、社会、学校三方面着眼。这里所叙的主要是家庭，学校所受的教育，且待另文再记！

我的家庭属于农家，但又不同于普通的农家，在村民的眼中，我家属于知书识字之家。我这个姓族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迁居本地的，属吴越王族的一支。始迁祖是西昆诗人钱惟演的侄子。开头几辈以读书隐德称，到第四、五、六代，出现了几位比较著名的文人学者，其中有举孝廉、太学释褐第一名、乡试第一名的，其时间在南宋的中期。所以，在那个时代算得上是一个文化士族。这种文化余泽，据我看大概到元明时代还有直接的承传。到了清代，大概大部分都沦于普通的农家了。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继续走读书、科举道路。但这里已经看不到有多少宋代士族文化的直接传承了，最多只是存在于这些乡村读书人心中的一种对于从前士族世家的文化回忆。20 世纪80 年代初重修宗祠，族人还是将一块“文献世家”的匾额高悬在神龛之上。字是瓯城一老书家曾耕西写的，很遒劲的笔力，融了颜、柳两家楷法。据说是扎了棕把写的。“文献”二字给我的深刻印象，最初就来自这块匾。据我所见，宗祠悬挂这类具有文化意味的匾额是不多的。而且这里“ 文献”一词，用的是古义，即文籍与征献两方面的意义，与今天常用的“文献学”的“文献”有所不同。不知是哪一代的宗人首先题这个匾额的，能够这样使用这个词，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学者了。在这个宗族的主体是农民群体的时候，仍然摆出这样的匾额，可以算是一种文化记忆。当然，它的绝大部分成员，并不知道这个记忆的具体内容。我现在说起这个来，感到这四个字就像从久远的氏族历史中传过来的一声长长的嘘叹！实际上，文化是一个人、一个宗族乃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名字。社会没有文化，等于个人没有名字。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广义，并不局限于书本上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比如乡村不识字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文化当然不限于书本，而且书本只是文化的一种呈现而已。还有，文化的本质在于精神与文明，知识只是其属于物质性的部分。总之，所幸我的宗族还留下“文献世家”这样的一个名字，尽管没有太大范围的影响，于我来说，却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不能不从这里开始叙述我的家族。

我们乐清白石的钱氏分为四小宗，又叫四个房份。我们这一房份，旧称“书角房”。原居住区靠近宗祠，以前在宗祠设学堂，故有此名。在上学方面，这一房份的人似乎有近水楼台之便。不但读书的人多，而且那时家境尚可。我在家谱上看过，有不少廪、增生，流传过同时出现八挑书担的故事。听说从家里到祠学，有道长廊直连接着，刮风下雨都不打紧，不知真假。我后来也仍在这个祠堂上小学，风雨天常半淋着跑步上下学，所以听着这个故事是很羡慕的。族谱最近几世的辈分排列是“士元存嘉宠，修明启彦师”。我属于“师”字辈。祖父给我起的谱名叫“师植”，一次他专门和我说，这“植”就是曹植。想起来惭愧！我小时候看话本《钱秀才错占凤凰筹》，那里面有人物叫钱青，字万选，后来高中时写小说时，还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钱选。大概存字辈的七世祖的辰光，我们这一支从邻村街口的书角房迁到现在住的村庄下阮村。七世祖以下，我没听说这一房中有什么读书人。从我算上去是七世祖，从我祖父算上去就是五世祖了。我祖父是知书识字之人，如果在他的五世祖中还有什么重要一点的读书人，他是会说的。他只是说，你曾祖父虽是一个农民，结交的却多是“绅士家”。在从前的时代，绅士与普通农民虽不能说像门阀士族的时代那样士庶天隔，但也还是有所不同的两类人。我的曾祖父尚能与绅士交结，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的父祖辈，应该还是跟读书人沾点边的。可惜这一点，祖父没有跟我说清楚。而从我父亲那里所得到的信息，全是关于我的高祖、曾祖“力田”的故事。干农活极其出色，极其勤劳，也极其节省。其中有一位，带着饭袋上山斫柴，早上带去的是三条小鱼干。晚上回到家里，家人打开饭袋一看，却有四条小鱼干。原来他把三条省下来了，说是浸了咸鱼汁的饭吃起来就够香了，这多出的一条是从崖头吃饭的地方捡别人丢的。砍柴人总是在一些平正的岩头吃饭，我当年上山打柴也是这样，那些地方总能看到鱼骨菜梗之类的。根据这些情况，我断定大概从七世祖后，只有我祖父算得上是一个能读书、识文字的人了。

回想我的幼学经历，主要还是来自家庭。祖父虽然没有多少学历，但一辈子与乡间的秀才、生员混在一起，在乡民的眼里也算是一个读书人，方圆十余里，见着都是称某某先生的。四书、五经，“子曰”“诗云”，父亲小时候大概常常听到，或者也看过一点。有一次，父亲跟我说：书上总说“子曰”“诗云”“对孟子曰”，孔子、孟子也是人，却写了那么多书！他说这话，其实是要鼓励我们，近于人皆尧舜的意思。父亲劳动中有时会念一些东西，曼声长引地诵唱，听起来像是古诗。祖父会写点格律诗，见过几首，格近白乐天。但世变之后，风俗更易，他自己已然觉得是背时之人，所以对于孙辈的读书，看得并不太重。据说我堂兄、表兄小时候，他还常会教他们读点古诗文，偏偏他们并不感兴趣。一次，我堂兄居然还背了几句《桃花源记》，令我觉得惊讶！可见祖父真的是教过他们的。我见过几个年长的远亲、乡邻，都说你祖父见到人，就劝人读书。我听了真的憾然，他可从来没有要我读书呀！也没有主动教过我们兄弟几个。这或许是他年龄老迈的原因，也可能是那时正当“破四旧”之时，受到刺激，他也一定觉得这些旧的、背时的东西，还是不教给孙子们为好。他曾在我叔父的催促下烧了一些书。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挑了一捆书提到街市的废品收购站去了，临提去时还眼巴巴地看了我叔父一眼，叔父眼神却很坚决。

但是，我是从小就在祖父的那种读书环境中成长的，常常听他诵书、念经，有时一大半日地站在他桌旁，看他用蝇头小楷抄佛经，或给村民写书信、分书、地契之类，字体端方圆润。我后来在孤山文澜阁看《四库全书》的几个本子，觉得那种字体特别熟悉，就是因为小时候看惯了祖父的端楷。时至现在，冬日里穿着臃肿的长袍，端坐在书桌前抄书的祖父的形象，仍然鲜明地浮现在眼前。每当自己坐着写小楷时，这个形象更是顽固得挥之不去！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字没写好，是极遗憾的。祖父写字的纸有两种，一种是桑皮纸，一种是普通白纸。桑皮纸比较贵一点，要从温州城里买，一般是写文契的时候用。至于抄经书、杂篇的纸，则是从镇上文具店买来的普通白纸。将它裁齐后，对折成双页一幅，所打竖格子的一页夹在两幅之间，映着格子写。具体是几行，我忘了，大概是十来行吧！这大概有点像古书里所说的乌丝栏。全书抄完后再用苎线订成册，要使用专门订书用的书钻与书针。这些年，学术界大讲写本的问题，最先是从几位美国汉学家开始的。其实在印刷术发明之后，写本一直是古代读书人的一种活儿。我家有好多祖父的写本，可惜大抵散失殆尽，其中不少是被乡人借去不还了。祖父在这些方面，真是慷慨得让我不能不埋怨他。这些年，我想寻找他的一些写本，但没有多少成效。前年我从同村的一位那里讨回了一册，我打电话问他，记得我阿爷有一个杂抄本，有一天我看到阿公（就是这位的父亲）从他这里拿走的，不知还在否？如果有的话，能否还给我？哪怕我拿来复印后再还您也可以。他支吾了一下说，是有一个杂抄本，是你阿爷写的吗？你能说说都有些什么内容吗？我一一地说出了里面的文篇，他就拿来还给我了，我还是很感谢他的！

我祖父做什么事情都十分讲究，儿子们总嫌他慢。他早年还是干点农活的，地要推得特别平，然后在园角头蹲下瞄着，看哪里还有一点点不平的土坷拉。橱门、抽屉要推得密缝，门口的鞋要摆放整齐。他抄字、订书也是那样，务求整洁，用书也很省。这些我都自惭不如。我用书是很费的。每当他裁纸时，我们这些孙子、孙女就会争着从他的裁纸刀下扯来纸边，然后将它订成小纸本来写字。读小学时，也一直模仿祖父做法，裁白纸做线装的笔记本来写作业。后来祖父老了，写不动字了，一写字就手抖。一天早晨，他像往常那样磨好墨，铺开纸，提笔落纸时，却发现手抖得根本写不成字。他看了看站在旁边的我，说你来写写看。那时候我在父亲的督促下已经在练字，并且小学语文课的自习本都是用毛笔写的。我自己觉得可以，就斗胆答应。可一开始写，他就不满意了。他是拿自己的标准，或者是他觉得勉强可以的标准来要求我的。这怎么可能呢？说起来真是奇怪之极，对于至少好几年经常站在他身旁看他写字，也是他的所有孙子中唯一站在他身旁看字的我，他却从来没有想到要教我练字。一直到写不动字了，他才想起让我代写，却又不满意。这就是我的祖父，他的心态对于现在的我，仍然是一个谜。当然，也怪我缺少先知先觉的性分。我应该更积极地向他问学，可除了问生字之外，我就不知道跟祖父读书、练字。祖父爱好纸面整洁的习惯，仍然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使用钢笔的年月里，我常常不断地扯掉写了错字的纸。甚至平常的书信，不容许自己写错、写漏一个字。这个习惯，就是深深地打上了祖父的烙印。

事实上，我的早期教育主要还是来自父亲。父亲虽然只上过三年学，却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他总是怀念他在村校读书时，每个学期在班里的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那位跟他轮流占有第一和第二的同学，后来当了兵，去了台湾。他经常说这件事，流露出一种自豪与深深的遗憾！他有时还能背诵几段小学里的课文，叙述小学里的学习内容。他的知识和文化，主要来自后来在农忙与做生意之暇的自学。当然他有父亲可以请教。听母亲说，早些年，父亲每晚都倚在床上看书，看到很晚才睡，他也教过母亲认字。父亲看的书，当然是祖父所藏的，主要是些说部与蒙学类的书吧，如《精忠说岳全传》《今古奇观》及《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他后来之所以能写浅近文言的书信，替村人写分家及买卖房屋的文契，晚年还能写道教的“情旨”（类似于“青词”），主要还是得益于早年的学习。他也一直坚持练习小楷与中楷。他叫中楷为“酒杯字”，意即酒杯大小的字。这可能是乡里秀才们的一种俗称。父亲的字，可以说是积了相当的功力。亲族间甚至认为他的字比我祖父写得要好，说祖父的字是“老实字”，写得太工楷了，而父亲的字带点行楷的味道，平时做生意记账的时候，也会使用少量的流行的草书，看起来比较活泼。我的有些草书写法就是那时候记下来的。现在想来，他一辈子握毛笔的时间可能比我要多。他有没有临过字帖，我不知道。但小时候看父母卧室里的书桌上，与针头线脑杂放着的书册，有一本蝶装的《玄秘塔》残本，记得我小时候还偷偷地临过“唐故左街僧录”等字，那字比现在的印本要大得多。父亲肯定是临过帖的，但未见得坚持多久。当时农村人写字，都缺少临帖的习惯。好像父亲还有这样的观念，说字写自己的，临帖会被别人束缚住。在上大学之前，这观念一直影响着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督促我和哥练字，也从来没要我们临帖。我们就这样自己揣摩着写，有时候也有些要诀。比如乡间流传一句俗话，叫“做木老司怕风车，读书人怕风飞”。在方言中，“车”读“欺”，归四支韵，而飞是五微，很接近，所以是押韵的。这一句的意思当然很明白，是说最考验木匠手艺的，是制作扇谷物用的风车；而最考验读书人的，则是风、飞二字。所以，一段时间，我们经常练这两个字。还有楷书八法中的“折”，也是我们当时最伤脑筋的，我们叫“角落头”。记得有一次，我哥说他终于做出这个“角落头”。我也跟着模仿，每当写一个像样的“折”，做出一个“角落头”，就特别高兴。还有一个可称为“法度”的提示，就是认为字要写得硬，不能软趴趴。这大概是父亲能够教给的我“书法”了。我小时候倒买过一本隶书的帖子，觉得好看，但临不好，嫌弃隶书软软的，就不临了。父亲的字的确是有功力的，尤其是结构方面，显得极其平衡稳定，中宫很紧凑，收敛中又有一种外张力。他这双终年握锄头、镰刀、柴钩的手，本身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当他坐下来，用这一双劳作的手来写字时，应该是有一种举重就轻的感觉。所以他的行楷书，笔划是十分刚劲与柔韧的。他的字的用处也有很多，以现在学人们的眼光看，主要用在民俗方面。首先是每年过年时的春联，还有张贴在中堂板壁上的条幅。这些都要用大字。祖父从不写大字，人家说他不会写大字，只会写小楷。我想主要是他觉得他的大字没法写得像小楷那样好。这也说明他是一个方正迂执到一点都不愿意变通的人，或者说不想变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父亲特别喜欢写楹联和条幅。这方面，他比他父亲在行，或者说大胆。楹联、条幅之外，他的字还能给农具做记号。家里的一些器具，如箩筐、筲箕、扁担、谷仓、稻桶以及他做生意用的木船、船桨等，都是要写上字的。我现在还记得这样一种场景：一天父亲买了十几个箩筐，放在屋檐下，他端来墨汁，坐在矮椅子上，一一地写上我们“钱振丰星房备”的记号。等墨字干后，再涂上桐油。“振丰”是祖父给家里起的堂号，种田人家，当然要讲丰收。父亲兄弟四人，分为“福星高照”四房，我们是属于“星房”。他不仅给自己家的器具写字，也给我伯父、叔父家的器具写字，分别写上“钱振丰福房”“钱振丰高房”“钱振丰照房”，那字样遍及我们家的器具，现在还分明地留在我脑子里。一次，父亲请篾匠编了一条蔑囤，在上面写了“千仓万囤”四个字。父亲小时穷怕了，他是有发家梦的，但一辈子实现不了。我的两位叔父上的学比父亲多，也都会写毛笔字，但都没有父亲的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