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诗经》出土文献研究

《诗经》作为中国早期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经》学肇端孔子，两千多年来每个时代的《诗经》学研究都因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学术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特色。20 世纪初王国维曾将其所处的时代称为“发现的时代”，与一百年前相比，如今的时代可以称为“大发现的时代”。20 世纪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诗经》写本、《鲁诗》残石，尤其是20 世纪后半叶阜阳汉简《诗经》、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相继面世，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掀起了一波热潮。世纪之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下文简称“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公布更是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轰动，这是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的第二波热潮。2010 年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下文简称“清华简”）逸诗、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下文简称“安大简”）《诗经》、海昏侯汉墓竹简《诗经》等材料的相继出土和公布，使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成为近年来海内外早期中国古典学术中的热点问题，而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特色无疑是当今《诗经》学研究的时代特色。下文将梳理2010 年之后面世的《诗经》类出土文献的概况，选取其中与《诗经》学研究相关的若干热点问题进行述要。

2010 年以来新见《诗经》学材料述略

1. 清华简逸诗

清华简目前已正式出版十三册，其中与《诗经》关系最密切的是第一册中的《耆夜》和第三册中的《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a《耆夜》最后一枚竹简简背书有篇题“（ 耆）夜”，简文记载周武王八年伐耆凯旋后，在文王太庙中举行“饮至”典礼，其间武王作《乐乐旨酒》《輶乘》两首诗，周公作《英英》《明明上帝》《蟋蟀》三首诗，《蟋蟀》与今本《唐风·蟋蟀》在思想内容和形式上颇多相似。学界围绕两篇《蟋蟀》的关系、竹书的文本性质、其中的“饮至礼”细节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周公之琴舞》篇题书于首简简背，在同一书手抄写的《芮良夫毖》的首简简背题有“周公之颂志（诗）”，字迹经过刮削，整理者认为也是《周公之琴舞》的名称，发现误题在其他篇目后进行了刮削。《周公之琴舞》的内容是一组乐诗，简文称“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絉（遂）”“成王作多士儆毖琴舞九絉（遂）”，从字面理解当是周公、成王各作九首，但简文只见十首，第一首诗歌前有“元入启曰”，第二首诗歌前亦有“元入启曰”，后面八首分别称“再启”“三启”……“ 九启”，后九首诗歌中间有“乱曰”二字。整理者认为周公作“琴舞九絉（遂）”只存“元入启”，其余八遂失传，而成王所作“琴舞九絉（遂）”被竹书完整记载，现在看来并不是周公成王各作“九遂”，而是二人合作。b其中成王“元入启”与毛诗《周颂·敬之》除了有一些字词上的异文以外，基本相同，可以视为同一首诗的不同版本，其余的诗歌不见于传世文献。学界围绕竹书与《敬之》的关系、竹书的文本性质、文本结构、乐舞制度和相关的《诗经》流传与编订问题展开了讨论。《芮良夫毖》记载了周厉王时期面临内忧外患，芮良夫针对时弊所作的两首毖诗，第一首之前称“作毖再终”，第二首开头题有“二启曰”。诗篇篇幅较长，以四言为主，且押韵，但也有不少杂言句。学界围绕简文的文本性质、文体特色、思想主旨等内容进行了研究。清华简整理团队中的李守奎指出这三篇竹书在《诗经》版本、删诗说、早期诗的整理流传方面开拓了先秦《诗》学研究的新视野。

2. 安大简《诗经》

安大简《诗经》于2019 年公布。d 简背有编号，原当有一百一十七枚竹简，实存九十三枚。简文内容为《诗经·国风》的一部分，其中《周南》十篇、《召南》十四篇、《秦风》十篇、《侯风》六篇（皆在毛诗《魏风》）、《鄘风》七篇、《魏风》十篇（《葛屦》在毛诗《魏风》，其余九篇属毛诗《唐风》），共五十七篇。安大简《诗经》各国《国风》的顺序，内部的篇次、章次、用字等均与毛诗和三家诗有较大不同。安大简《诗经》是目前公布最早的《诗经》写本，对《诗经》的字词考证训释、诗义解读以及《诗经》文本的形成和流传等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界对简文的释读、与今本的差异进行了考察，对简本的性质来源进行了研究。

3. 海昏侯《诗经》

海昏侯汉墓竹简《诗经》于2011 于江西南昌发掘，共一千二百枚竹简，保存状况较差，材料尚未完全公布，朱凤瀚先生撰文介绍了相关情况。e竹书前端有目录，含有《诗》的分类、分组，以及各组内所含的诗篇、篇数、章数等信息，可见其文本结构与毛诗接近，但章数、句数、章序及个别诗篇中分章有别。竹书的另一重要特征是诗文中夹杂着对正文字词语句的注解，篇末用极其简短的文字对诗篇主旨加以概括，如“说人”“刺上”“家辞”等。整理者根据史书所载的师承和竹书文本结构，认为其为鲁诗，也有学者认为当属韩诗。f 海昏侯《诗经》是目前唯一一个带有目录和注释的简帛《诗经》古本，也是三家诗亡佚后首次得见较为完整的三家诗文本及传注，可谓当世之幸，对研究《诗经》诗篇主旨内涵、字词训诂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界根据简文内容对汉初《诗经》文本流传、《诗经》学传播、《诗经》传注的形式与流变进行了考察。

4. 荆州夏家台战国竹简《诗经》

夏家台《诗经》于2014 年出土于荆州夏家台M106，目前材料仍未正式公布。据发掘报告披露其中有《诗经·邶风》十四篇。

5. 荆州王家嘴藏战国竹简《诗经》

王家嘴《诗经》于2021 年出土于王家嘴墓地M798，共约三百枚竹简，内容为《国风》。h 材料尚未公布，蒋鲁敬、肖玉军撰文介绍了《诗经》简的概况。i 竹简残断较为严重，与毛诗《国风》相比，缺失部分篇目，在篇名、篇次、章次、语句顺序和用字上与毛诗有所不同，竹书有章号标注和记章句数字。简文中有少量内容不见于毛诗，整理者认为可能是“逸诗”。

除上述成批成篇的材料外，近年来还有一些散见的简帛引《诗》论《诗》公布，如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周驯》中有六条引《诗》！0，我们曾从肩水金关汉简中拣出三条引《诗》。

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的几个重要议题

1. 收藏简的真伪问题

上博简、清华简和安大简等材料均为机构收藏简，一些学者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2。材料的真实性是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回答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怀疑者证伪基本的逻辑是材料中的某些词汇、概念和现象在传世文献中很晚才出现，因此竹简为现代人伪造。这种逻辑难以成立，若出土文献的内容必须在同时代的传世文献中得到验证，恐怕大多发掘简也都有作伪的嫌疑。首先，收藏简都经过专业机构的科学鉴定，其结论不容置疑。但也有学者，如美国学者柯马丁先生说：“这些文字的墨迹从未被检测过，并且，在古遗址中有大量未经书写的空白竹简。”！3 言外之意，即便竹简是真，也有在真简上书写假内容的可能，许多国内的学者也抱有相同的担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可能是完全不存在的，麦迪先生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4 即使在极其脆弱的饱水简上写字勉强可能，但要在其上伪造契口、编痕、简背划线、刮削痕迹并不可能，而且竹简多见的反印文是其在积水的墓葬中经年累月才能形成的，基于形制考虑，上博简、清华简和安大简绝无伪造的可能。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经过与新出发掘简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更多有力证据。例如2020 年出土的枣纸简中有清华简《越公其事》的同篇，2021 年出土的王家嘴楚简《孔子曰》与安大简《仲尼曰》很多内容极其吻合。又如在上博简中有“孔子”合文的字形写作从子从卜，这种写法在上博简之前，以及其公布后的近二十年从未见到，而在2021 年出土的王家嘴楚简中见到了同样从子从卜的“孔子”合文。如果要伪造这些内容，除非造伪之人有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相信随着更多发掘简的出土，这种铁证会越来越多。

2. 古文字材料与《诗经》字词训释

出土文献，尤其是早期的古文字材料，为研究《诗经》的字词训释提供了新资料。邓佩玲、蒋文先生皆有专书利用殷周金文及战国竹书材料考证《雅》《颂》的字词训释，！5 蒋书对前人利用出土文献训释《诗经》字词的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也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新见。

安大简《诗经》中的异文也为《诗经》字词训诂和诗义解读带来了新契机，如《魏风·伐檀》第三章“胡瞻尔庭有县鹑兮”，“鹑”与上两章之“貆”“特”不谐，安大简“鹑”作“麏”，为“麇”字异体，即獐子，刚好与“貆”“特”相合。又《鄘风·墙有茨》中的“中冓之言”，韩诗将“中冓”解释为“中夜”，毛传、孔疏以为“冓”指“宫中之室”。安大简“冓”写作“ ”，“中”见于甲骨文，义为夜半，刚好跟韩诗说相合，王家嘴《诗经》亦作“ ”，可知毛诗作“冓”有可能是通假字。同诗毛本“不可详也”，“详”毛传训“审”，词性上与其他两章之“道”“读”不相合，朱熹《集传》云“详言之”，更有增字之嫌。而韩诗作“扬”，马瑞辰以为“扬”是本字，！6 而安大简正作“諹”，是“宣扬”之“扬”的专字，证实了韩诗及马瑞辰的说法。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古文字学界利用安大简训释《诗经》文本的最初成果集中在西南大学文献所网站、武汉大学简帛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等，古文字与简帛学的专业学术网站是讨论这类问题高效便捷的平台。

除了新出简帛材料的考证以外，近年来关于石经、敦煌吐鲁番写本《诗经》中的异文考释也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3.“逸诗”问题与“孔子删《诗》”公案

简帛古本《诗经》和逸诗为《诗经》的编订与成书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载诗十篇，其中一首见于今本，恰好与《史记》所载孔子删《诗》三千选三百的比例相合。姚小鸥、徐正英先生都认为《周公之琴舞》为“孔子删《诗》说”提供了证据。！8 然而更早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郭店简和上博简中有不少引《诗》，却极少有逸诗。上博简《孔子诗论》中论到将近六十首诗歌，除了极个别暂时难以考订名称的篇章，绝大多数见于今本，战国早中期的安大简《诗经》亦未见逸诗，这又与《周公之琴舞》的情况相反。有趣的是，王家嘴《诗经》整理者称其中有一些内容不见于毛诗，可能是逸诗。可见，出土文献不断更新着人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而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更多材料的面世。

《周公之琴舞》的组诗形态也引发了学界关于颂诗早期形态的探讨，《左传》《礼记》等文献中有相关记载一些早期的颂诗古歌成组创作或使用，《周公之琴舞》的形态恰巧印证了此说，徐正英先生认为《周颂》各篇短制且不分章并非原貌，本来是成组出现。！9 而谢炳军先生则反对“孔子删《诗》说”，认为形制短悍正是《周颂》之诗的本色。@0 这个问题与《周公之琴舞》的性质和来源密切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恐怕有待更多材料的验证。

4.《诗经》序传的形成与演变

上博简《孔子诗论》公布后，学界曾将竹书与《毛诗序》进行了对比研究，对二者的关系展开讨论。近年来随着更多新材料的出现，学界又对诗序和诗传的形成进行了深入考察。王承略先生认为《诗序》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文中以上博简《孔子诗论》为例，提出一部序的原有体例存在以组为单位论诗的意见。@1 常森先生经过对《孔子诗论》的分析，认为《毛诗序》不可能产生于孔子之前或孔子时代，也不可能产生于孔子之后太久。@2 清华简逸诗开头皆有一段文字介绍创作背景，与传世诗序相似。姚小鸥先生将这些文字称作小序，认为《芮良夫毖·小序》为先秦《诗序》之遗存。@3 徐正英先生认为《周公之琴舞》两篇短序展现了先秦时代诗序的原始形态。@4 王翊先生利用出土简帛讨论诗序和《诗》本事在战国秦汉时期的演变过程。@5于浩先生结合海昏侯《诗经》讨论了西汉早期鲁诗传授，@6 又将海昏侯《诗经》之序与《毛诗序》《韩诗序》进行了比较，梳理了汉代《诗经》序体的演变。@7 虞万里先生结合简帛古本《诗经》材料，认为解经形式的章句经历了以章句符号划分经文的章句形态学，到增加训诂注释、史事引证和概括章旨诠释学的发展历程。

除以上议题之外，与出土材料相关的诗学理论的深入考察、《诗经》异文与传播、诗乐关系研究也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在诗学理论方面，马银琴先生利用《孔子诗论》及郭店《性自命出》探讨了凿诗歌理论中的“情”“志”关系。@9 徐正英先生撰写了多篇论文，系统阐释了《孔子诗论》的诗学价值与创获。#0 常森先生对马王堆帛书《五行》和《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诗学体系及其在先秦学术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1 在《诗经》异文与传播方面，美国学者柯马丁先生对阜阳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的《诗经》异文进行了统计分类，分析得出先秦时期《诗经》传播主要以师徒口传为主。#2 吴娇先生认为柯氏结论对传世《诗经》异文及其研究关注较少，但引入“弱本”“强本”的概念值得借鉴。#3 赵争先生赞同柯氏说法，认为汉初有完整《诗》本，但不存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汉代《诗经》的流传呈现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4，此后又重申推进了以上观点，指出四家《诗》框架不能涵盖汉代《诗经》流传的整体情况，有必要区分官方和民间两个范畴。#5 然而单纯考察简帛《诗经》异文是不够的，应该将其置于简帛写本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我们曾经做过相关尝试，对以异文判断简帛文献《诗经》学派的方法进行了反思，同时对如何进行学派划分提出了一些看法。#6近来我们对已公布的简帛材料中的《诗经》异文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统计，通过分析认为异文的产生与《诗经》口头传播关系密切，但不应忽略写本在早期《诗经》传播中的重要作用。#7 在诗乐关系方面，马银琴先生通过《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关系的探讨，进而考察了周代仪式乐歌的制作方式，#8 又在探讨《芮良夫毖》文本性质的基础上，梳理了西周时期“诗”和“歌”关系，以及二者之间互动发展的历程。#9 胡宁先生《楚简诗类文献与诗经学要论丛考》一书也探讨了相关问题，涉及“诗三百入乐”“采诗观风”“孔子删诗正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