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学者的早期训练

我出生于1963年12月，按照眼下通俗叫法，当属“60后”学人无疑。但我也见过一个比较小众的说法——“六八式”。百度百科解释说，所谓“六八式”，是“生于六十年代，在八十年代经历青春，在九十年代讨生活，在本世纪负责任”的一代。而把“六八式”用到《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中的张立宪身上，他显然更钟情于其中的“八”，因为他在“后记”中如此写道：“所谓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成长的‘六八式’，谁对那个年代不心存感激呢？懵懂叛逆的青春，与时代激荡的风云一起左冲右突，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那是一个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们需要诗而诗歌也可以被大声朗诵的年代，那是一个渴望冒险而社会也为你提供变化可能的年代……对于我们而言，那是一个最好的年代。”

与出生于六十年代后期的张立宪相比，我似乎更有理由“歌唱”八十年代。同时，与“60后”相比，我似乎也更喜欢“六八式”这种表达，因为前者只意味着断代，后者却有了更丰富的语义信息。

那么，作为“六八式”学人，我是不是也可以讲一讲自己的八十年代？

一

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基本上都在读书，前半段读大学（1981—1985），后半段读研究生（1987—1990）。

陈平原曾经说：“记得三十年前，文科考生中，最聪明的进中文系、哲学系，至于念法学的、学商科的，大都成绩平平。如今倒过来，管理学院（商学院）高高在上，而哲学系的收分竟然是最低的。”他说这番话的时间是2010年，而所谓“三十年前”，正好对应着我的求学年代。我进的就是中文系。

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说我多聪明，而是说我的选择如何暗合了时代精神，成了那个时代的幸运儿。我应该是怀揣着一个“作家梦”步入大学殿堂的，于是填报志愿时，我在所有大学的栏目里都写上中文系。个别学校第一志愿报中文系，第二志愿还写中文系，这种报法自然已逸出常规，却似乎也表明了我非中文系不上的决心。马克思在十七岁时写过一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我在十七八岁时应该没读过这篇文章，但此文结尾段却是抄过甚至背过的：“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那个年代，抄写励志的名人名言蔚然成风，我把马克思语录抄在本子上，记在心里头，似乎就是要衬托自己“选择”的豪迈与悲壮，强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勇气和担当。

但我并没有走上创作之途。

大学四年，我还是疯狂写过一些东西的，比如诗，比如散文，甚至还试着写过小说。而之所以如此豪情万丈、斗志昂扬，是因为没有哪位老师像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那样告诉我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于是我便膨胀着自己的写作热情，夸大着自己的写作天赋，却不知道我的那种虚高或虚张声势只不过是用诗与散文为过剩的荷尔蒙或力比多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出口。经过一番折腾，我被录取为研究生的事情直到1987年暑假才基本敲定，却依然心血来潮，夜以继日地写出一篇几万字的中篇小说，名为《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然而，当我准备再一次面对它时，却突然意兴阑珊，再也提不起修改的兴致了。后来我意识到，那可能是青春激情的最后一次释放，它像分水岭，既结束了一种写作，也开启了另一种写作——学术性写作。

实际上，学术性写作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开启，但现在看来，那既是规定动作的一种操练，也更像是一种试探。许多年之后，当我终于写出那篇《邢小群老师与我的处女作》（《山西文学》2021年第10期）时，我当然是在向年届古稀的邢老师致敬，却也是对自己另一种写作开端的遥望和确认。萨义德说：“‘开端’常常是被留在身后的东西；思考开端的时候，我们有时就像莫里哀笔下的茹尔丹先生，通过回顾我们平日里一直循规蹈矩做的事而获得尊敬。”是不是要获得尊敬我并不在意，但为每天循规蹈矩的所做之事赋予某种意义，却很可能是我藏得很深的写作动因之一。因为回望开端，就是以现在的名义为遥远的过去赋形，也是让遥远的过去为现在的一切埋单。

然而，现在看来，这一开端却是比较寒酸的。记得有人曾问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他的回答斩钉截铁：“不愉快的童年。”这实际上是“穷苦之言易好”的美式说法。但是，一个学者最好的早期训练却不应该与种种缺失性体验（不愉快）相依为命，而应该像朱光潜那样，十五岁之前就“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看过《史记》和《通鉴辑览》，偷看过《西厢记》和《水浒》之类的旧小说，学过科举时代的策论时文；”或者像阿多诺那样，十五岁就随克拉考尔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就是说，对作家而言，从小就“五花马，千斤裘”不一定是件好事，但对学者而言，至少衣食无忧才能饱读诗书。而从小就开始“读书破万卷”之旅，则是成为学者的前提条件。

但在求知若渴的七十年代，我们这代人却无书可读。韩少功曾经写过他在“文革”时期偷书、抢书、换书、说书、护书、教书、抄书、骗书、醉书的经历。朱学勤则告诉我们，1974年前后，一批“灰皮书”曾在书店出售，而他甚至还买到了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正是凭借这批书籍，他觉得自己被启蒙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五年。这意味着相对于偏僻的乡村世界，长沙、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容易搞到书；这也意味着韩、朱作为“50后”知青一代，他们更具有搞到书的本事。而与他们相比，我们则不仅饥寒交迫，而且也处在绝对的精神贫困之中。我曾写过《我的学校我的庙——七十年代纪事》一文，那无疑是对我的双重贫困的一种描摹。当然，那只是晋东南农村一个小小少年的写照，但它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代人在荒芜中成长的一个缩影呢？

所以，我们这代人如果后来有幸成为学者，“先天不足”必须成为一个被人正视的基本事实。当然，这种“不足”并非我们这代学人所独有，而是1950年后几代学者的一个通病。我曾认真琢磨过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结果是不容乐观。童老师是1936年生人，他的经历在“30后”学者中或许具有某种代表性。童老师之后是“40后”“50后”学者，他们的教育环境更是每况愈下了。童老师曾经讲过“文革”时期的“天天读”，每天集体阅读一小时《毛主席语录》（后来扩大到《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他说他之所以想起“天天读”，是因为看到胡适在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有过一个讲话。胡适说：“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十一万页书。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为一位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童老师接着说：“胡适讲的也是‘天天读’，每天都读一小时，三十年后，你就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位学者。”但这里所谓的成为学者，也就是一般性的学者而已，成为大学者是需要童子功的。台湾学者王财贵曾经讲过，胡适四岁开始读古诗，六岁上私塾就开始背古文，十一岁读完了《资治通鉴》，十三岁读完了《左传》……二十八岁留学归来，在北大当上了教授。“他凭什么当教授？十三岁之前的功力。”然而，“在他成名之后，建议我们的教育部，不要再让儿童读古文。从此以后，中国人没有胡适之。出不来了，出不来了！”

王财贵的观点涉及“废文言，兴白话”的是非功过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不容我在这里讨论。但一个基本事实是，那些学贯中西、卓然成大家的人物，哪一个不是带着童子功行走学术江湖的？鲁迅、胡适是如此，朱光潜、钱锺书也是如此。而我们这代人，是没有任何童子功可言的。先天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后天再怎么大鱼大肉，恐怕也很难补上身体的亏空。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很难做出大学问的。正视这一点绝非谦虚谨慎，而是要提醒我的同侪明白，我们可以努力，但有些东西并非努力就可以得到。在著书立说的事情上，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

二

只有经历过七十年代的贫困，才能感受到八十年代的富有。非常幸运的是，当我准备步入青年时代时，恰好赶上了这样的好时候。

在谈到八十年代时，李泽厚的弟子赵士林曾论及感性解放的重要性，他说：

任何解放都首先是感性的解放，都不能不落实到感性的解放。当代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伴随着基本国策的重大改变，意识形态重心、伦理价值取向、社会文化氛围、国人精神面貌都逐渐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很快就在感性的世界——情感的世界张扬开来，从而也都不能不被历来是得风气之先的文艺所首先捕捉、表现和预演。如宗福先《于无声处》创作演出于四五平反之前（1978年初），舒婷《珠贝——大海的眼泪》写于1975年11月，北岛《回答》写于1976年4月……从蓝蚂蚁到喇叭裤，从《沙家浜》到《追捕》，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到《何日君再来》，真是恍若隔世。……从中世纪式的禁欲主义到弥漫国中的春心烘动，迪斯科、披肩发、流行歌曲、朦胧诗、裸体画、伤痕文学、星星画展……抗议、暴露、颠覆、挑战、戏弄、转型，一切“新感性”的“新的崛起”，都在1979年和1980年发生了！感性的解放和思想的解放相互激荡，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的想象与渴望。”

说得好！这就是八十年代初的历史语境。而对于我来说，感性的解放或许是从诗歌鉴赏观念的变革开始的。上大学之前，我除了背过一些古体诗外，对新诗的审美感受基本上是挂靠在李季、贺敬之那里。于是，要么“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要么“吃一嘴黄连吃一嘴糖，王贵娶了李香香”，觉得这就是天下好诗，崇拜得一塌糊涂。然而，上大学之后，我先是被校园诗人边新文（他是1977年山西高考作文《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的满分获得者）的油印诗集《潇潇集》迅速击中，接着便沉浸到朦胧诗的意绪里，如醉如痴，达三五年之久，以致读诗、抄诗、模仿着写诗，成了我大学时代的主要功课。顾城的《初夏》，抄！杨牧的《我是青年》《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抄！大学同学李杜的《在黄土地上》，抄！舒婷的整本诗集《双桅船》，抄！北岛的诗，更是见一首抄一首。“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朝霞/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唤醒记忆”——这样的诗真气饱满，风神朗朗，念着它，我仿佛就是那个殉道者，周身充满了无尽的力量。许多年之后，我在课堂上用查建英的《〈今天〉片断》做导语，其意是想让学生走进八十年代的历史现场。此文收束处引用北岛的《雨夜》，但她只写了最后五句，另六句则是我顺嘴滑出的。一学生很是惊奇，她小声嘀咕：“居然能背。”

是的，能背！不仅仅是《雨夜》，也不仅仅是《宣告》《回答》，我甚至背到了我国台湾诗人纪弦的那首很现代派的《你的名字》那里。后来诗歌界又有了后朦胧诗、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下半身写作等，很是热闹，但我的诗歌欣赏观却没有与时俱进，而是永远停留在朦胧诗阶段。对于自己的愚钝和固守，我并未觉得怎样内疚；对于那些软塌塌、黏乎乎的所谓诗，我也未因自己欣赏不了而感到有多么遗憾。

以此为例，我是想说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精神洗礼。这种洗礼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我们的文学观、审美观之类的“感觉结构”也焕然一新。我曾经在《一个人的阅读史》中大致写过我在大学阶段的阅读状况，这种状况今天看来依然显得穷酸饿醋。部分原因在于，那个时候许多书还没有翻译过来。张立宪说过：“我悲哀地发现，终于让自己生活在一个伸手就能拿到书的地方后，读书的巅峰状态却已经过去。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重体力活，要不趁着年富力强的时候啃下来，就一辈子也看不动了。”说得很有道理。我上大学的时候，大部头的作品只有《静静的顿河》或《基督山伯爵》，普鲁斯特的作品还是天方夜谭，于是直到现在，《追忆似水年华》我都没有读完，尽管我现在手头有两套不同的译本。

但是，不需要翻译的最新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我却像今天的“追剧”者一样，追着它一路走来，从“新时期”跟读到了“后新时期”。现在想想，我的这种阅读习惯，一是得益于八十年代那种文学阅读的总体氛围——当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时，关注当下活生生的文学就像月落沙滩、风行水上那样自然而然。二是与我的当代文学任课老师邢小群老师有关。许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一个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是终生的。邢老师善思考，会讲课，她让我学会了与当代文学亲密接触，对当代文学就地消费。于是，许多年里，我都成了文学杂志的忠实读者，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世纪之交。只是到我又一次当起学生读博士之后，它才开始渐行渐远。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当代文学念念不忘。尽管我不在这个专业混饭，却不时会写出一些“很当代”的文章，抢了别人的饭碗。

我的饭碗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文艺学”，这个饭碗是从我读研究生时就基本搞定的，它的根源却在大学时代。像那个年代许多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一样，我们的文学概论课同样开在大一。记得此门课刚刚开始时，任课教师董静茹女史就把打印出来的《苦恋》剧本分发给我们，供我们批判。而她讲授的内容则是围绕着蔡仪主编的教材《文学概论》闪展腾挪。我记得她说过：“只要把我讲的内容学会了，记熟了，以后考研究生就毫无问题。”但一来是那个时候我对考研毫无兴趣，二来是她的讲法并无多少新意，所以，尽管我的这门课考分不低，却不能说修成了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