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到“学者”的身份转型

1952年，废名由北京大学调至东北人民大学，随后数十年在该校开设了杜甫、鲁迅和美学研究等多种课程。一向以“破天荒”小说和新诗著称的作家废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转向学者角色，这自然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院系调整这样的时势造就的，但在废名自身的阅读史中似乎也早有预言：

废名在北大读莎士比亚，读哈代，转过来读本国的杜甫，李商隐，《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渐及佛经，在这一时期我觉得他的思想最是圆满，只可惜不曾更多所述著，这以后似乎更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

借由西方的参照进入中国传统，是废名自觉体认的阅读与创作理路。b但废名究竟具体如何理解上述所说的中国经典，除了1944年集结出版的《谈新诗》中对温、李诗词的论述，其余所见甚少。而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授课的工作要求，使得废名“思想最是圆满”处获得了学理化阐述的契机，周作人的“可惜”似乎得到了数十年后的代偿。尽管时移世易，废名对特定对象的理解或有变化，并且作为特定时期课堂的公开表述也有其不得不因应的时代主流，但这些讲稿终究提供了管窥的门径。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再诠释、对文艺中民族形式的利用与改造成为中共领导下新的人民政权的重要文化政治实践，而废名在东北人民大学这一全新学术环境的工作中对自身早年文学理念的扬弃与坚守，也可视作旧知识分子在进入新政权后自我改造的一种个案。

一次变革：中国高校院系调整

无论是在政治形势、社会观念以及教育体制的更替还是单纯纪年时序的意义上，1950年前后都堪称“百年中国大学”的一次浩大的“中期转型”。为配合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国于1949年逐步开启全国院系调整。1949年3月，北平市委提出了将北平各高校调整为“四校两院”的建议。1949年6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进一步调整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系科设置，并对被撤销的院系教师进行重新安排。1951年，教育部针对教会学校进行处理，将多所高校改为公办或自办。1952年5月，教育部拟定《华北地区高校的院系调整方案》，调整京津地区的高校设置。1952年7月至12月则进一步展开了华北、东北和华东等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大力发展工科学校和专门学院。1953年，院系调整继续细化、深化，到1953年底基本完成。根据相关统计可知，院系调整后全国综合性高校数量显著下降，而东北人民大学则成为东北地区唯一的综合性大学。

东北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46年9月于哈尔滨成立的东北行政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高等教育领域的战略性部署。1948年5月，东北行政学院与哈尔滨大学合并，随后更名为东北科学院，学科设置得到显著扩展，涵盖了理工、农林、医学、教育、行政、公安等多个学科领域。同年11月，随着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东北行政委员会的迁址至沈阳，东北科学院亦随之迁移，并恢复了东北行政学院的名称。在沈阳期间，学院进一步发展，增设了司法系，并开始面向东北解放区招生。1950年3月31日，根据东北人民政府的决策，东北行政学院正式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人民大学在1950年9月4日从沈阳迁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由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办的以培养党政干部为主的行政学院升格为综合性院校，面临巨大挑战，很多院系是临时草创。而与此同时，东北作为工业基地，同时靠近苏联，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由此，国内多所重点大学的强大师资支援东北人大。东北人大中文系就是由冯文炳、杨振声、刘禹昌和赵西陆（北京大学）、蒋善国（清华大学）、王继兴（金陵大学）等人在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务长龚依群的统筹下组建的。

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改变欧美教育模式在中国高校的宰制性影响转而向苏联教育模式学习，具体做法包括学习苏联高校的行政体制，大量引进苏联各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在专业内部建立教研组、教研室等。由此，东北人民大学建校后也实行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也即以校长为枢纽、以党委会和校委会为两端形成“党委会-校长-校委会”的党委、行政联通机构，使得宏观方针和具体工作得以顺畅沟通、相互反馈，既有高屋建瓴，又有群众意志。在党政机构之外，还设有自然科学委员会和人文科学委员会两个学术机构。在1957年中国高等教育新格局基本确立时，著名化学家、中科学员部委员、时任东北人民大学主持科研工作的副校长唐敖庆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勾勒了东北人大“欣欣向荣”的面貌：

东北人民大学原来是一个专门培养政法、财经干部的学校，规模不大，在1949年的时候，全校只有行政、司法、教育三个系，学生仅八百名左右，教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总算起来，只有二十三位，一个教授也没有。但是，八年后的今天，东北人民大学已经从一个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发展成为一所综合大学，设有数学、物理、化学、中文、历史、经济、法律七个系，有三千一百多名学生，有五百四十多位教师。从1949年到现在，它已为国家输送了一千九百多名毕业生。……1949年，学校的图书，把许多小册子都算起来，也只有三万八千多册，而现在，已有了七十六万多册图书了，增加了十九倍。至于仪器设备则完全是新添的，因为过去是一件也没有。虽然上面所谈的仅仅是几个数目字，但是也足能看出这所高等学校的发展的全貌了。

时间回到1952年。废名一家于1952年9月初到东北，和杨振声一同住在东北人大周边朝阳胡同的一栋日式洋房内（50年代中期又搬到了太平路1号）。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清扫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遗留，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被视作“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顺利进行院系调整做准备。1951年，周恩来在怀仁堂做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动员报告，同年秋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由北京、天津推广到全国的学校，众多知识分子都进行了思想检查和自我检讨。

院系调整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并没有即刻停止，而是继续深化展开。废名到达东北人大后，也积极参与到各类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组织与活动中。1952年底，废名加入了中国教育工会东北人民大学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为“团结和教育一切爱国的教育工作者，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文化水平，保护教育工作者的切身利益”，中国教育工会于1950年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属的产业工会成立。随后，各地区、学校的分会相继成立。东北人民大学工会从1951年11月开始工作，至1953年已有会员四百余人，占全校教职工的近百分之八十。该委员会通过小组生活、机关学校、实地参访和文娱活动组织了大量文教活动。1953年初，废名还到长春西郊参与了中国第一汽车建造厂的动工劳动。作为曾经的政法专门学校，东北人大发挥专长，开设过“东北人民大学附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以《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奥斯特罗维强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等著作为教材向教职工干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同时，废名所在的中文系内也重视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由本系教师领导举办小说报告会和漫谈会、文学家展览、出专刊和作品朗诵会等活动。

一份学报：《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与上文提及的新中国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相关，为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推动意识形态的转型和对旧有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性反思，学术批判成为政治斗争的某种文化形式，其深刻地形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的总体基调。因此，东北人民大学的学术研究也于1954年才逐步进入正轨，但据统计，到1957年仅仅三年时间内就有五百余篇论文发表。这其中，两份“学报”以及另外一份“史学集刊”应当说作为学术争鸣的主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1952至1955年东北人大的校长是吕振羽，而1955年由匡亚明接任，在他的主持下，《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和《东北人民大学人文自然科学学报》相继创刊。东北人大学报的创办在1949年后科研复苏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废名也有篇论文发表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后更名《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

《杜甫写典型——分析“前出塞”“后出塞”》，1956年第1期；

《杜诗讲稿》，1956年第3、4期；

《“阿Q正传”》，1957年第2、3期合刊；

《关于“阿Q正传”研究》，1959年第4期；

《美是客观存在和美学》，1962年第1期；

《美学两大事》，1962年第2期；

《我对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美学的愿望和实践》，1962年第4期；

《谈艺术形式》，1963年第1期。

废名在东北人大教书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频频遭受非议、批判，如《跟青年谈鲁迅》书稿在学校教务处搁置许久而没有回音，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又被重点批判。但仍然有部分领导对废名信任且看重，如省委宣传部长宋振亭、系主任陶然等，校长匡亚明也是其中一位。1957年，匡亚明也一直尽力保护教师。可以说，匡亚明的学术和教育思想影响了包括废名在内的众多东北人大教师。在两份学报创刊时，匡亚明分别撰写了发刊语，即《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为〈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创刊而作》和《关于在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问题——〈东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发刊词》。相较于在自然科学学报发刊词中强调的一些相对客观的科研方针，人文科学学报的发刊词从标题到内容都有着更为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可以做思想史的考察。匡亚明指出，人文科学的研究应当重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当时过渡时期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予以理论的解决、说明和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于学术遗产进行批判研究和总结。由此提出学报的“主要任务”：

人文科学学报的主要任务，在校内来说，就是结合教学工作，不断推进全校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和宣传苏联学术研究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开展学术工作中的自由争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但支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鼓励这种争论，以便通过这种争论，逐步提高学术工作的思想水平。在校外来说，就是“抛砖引玉”，就是争取各兄弟学校和学术界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教，藉以收切磋琢磨之效。

可以看到，在大学领导方的顶层设计中，除了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及向苏联学习的前进方向之外，“学术批判”仍然作为和“学术研究”并行的一脉被提出，这或许昭示了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漫长性与难题性。时至1955年，由于匡亚明自身思想的开放和包容，至少在东北人大，“学术批判”已经得以稍稍放缓，某种未必一下子达成理想形态的“自由争论”已经可以出现。

因此，在东北人大文科学报（时已更名《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还发生过一场废名与后学的学术对话。1959年前后，时为东北人民大学青年教师的刘中树、庐湘在教研室学术讨论会上与废名讨论有关鲁迅研究的问题，前两者都曾是废名在东北人大讲授鲁迅课程时的学生。匡亚明在听说这场学术讨论后，认为体现了活跃的教学、科研空气，鼓励他们将讨论写成论文发表在学报上。刘中树（刘忠恕）的《就〈阿Q正传〉的几个主要问题和冯文炳教授商榷》和庐湘的《对冯文炳教授论“阿Q正传”一文的意见》发表于学报1959年第2期，废名的回应《关于“阿Q正传”研究》则发表于第4期。双方主要就《阿Q正传》的创作主旨、阿Q形象的典型性、鲁迅的农民观等问题展开了交锋。废名面对后学的质疑，既是悉心了解、耐心回应，同时也表达了对自身部分观点的坚守。这场学术对话也被刘中树视作日后从事鲁迅研究的一份历史机缘。东北人民大学建设学术队伍、培养新生力量、强调师生传承的理念于此也可见一斑。

1982年，废名逝世十五周年，学报（时已更名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刊发由金训敏撰写的纪念文章《不断进取，有所作为——怀念冯文炳先生》，回顾废名一生的创作和学术生涯，从“文艺和生活”“文学和革命”“作家和人民”等方面着重介绍了废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革新与文学贡献。废名的两篇遗稿《〈孔乙己〉讲析》和《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两则》也于同期刊出。废名与东北人大学报的缘分至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