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到田野：“历史留声机”中燕大学子与京郊村众的命运交叠

“沦陷”阴霾与田野火种：三次抉择后的人生交汇

1937年9月的北平，饱经战火后“沦陷”敌营的禁滞阴霾，时刻笼罩在这座六朝古都的上空。

早自“九一八事变”始，日本人便对北平城虎视眈眈。正如蒋梦麟所说：“未改名北平以前的北京是文化活动和学生运动的中心，易名以后则变为中日冲突的中心”。自1937年初，北平城附近便“事端迭起，战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终于，“七七事变”枪响惊起，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节节败退，乃至最后弃城撤出——在这场仿若“凌迟”的“沦陷”里，日军几乎“未经抵抗即进入故都”，北平自此陷落敌寇之手。为了配合后续控制华北、驯化民众、持续侵略的方针部署，1937年7月30日，日本人设立了统管北平事宜的“治安维持会”，以酷烈手段逼迫贯彻奴化教育，一时间，在一片“易帜焚书”的悲戚喧嚣中，北平各高校人心惶惶、悲愤填膺。

覆巢之下无完卵，北平沦陷后，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大量国立高校，再无立锥之地，不得不离京外迁，辗转南方及内陆他省。唯有部分私立教会大学，凭借国际背景，留驻北平，苦苦支持，成了沦陷区学子寻求庇护、求知向学的“孤岛绿洲”——依托美国支持的私立燕京大学即是其中之一：20世纪30年代，地处西郊、与北平城之间仅“靠一条石子路连接”的燕大，不得不“极力营造出一种与世隔绝的氛围，以驱散战时笼罩在燕园上空的阴云”。据校长司徒雷登回忆，“在北平沦陷的危急关头，燕大第一次升起美国国旗”，而“当灿烂的美国旗在空中飘扬；太阳旗已遍遮燕京外面的世界了”，此时此刻，对于“被政府丢弃在沦陷区”，“不甘心忍受‘奴化教育’，又来不及撤退到大后方”的大批青年而言，“走向燕京”成为唯一出路。而随着金秋开学日的到来，尽管战火硝烟还未清散，勉力运作以维持办学的“孤岛”燕大，仍旧强顶着日伪嫉视，迎来了新一届的学生。这批紧随着“七七事变”的脚步，于1937年正式入学，又将在1941年“一二·八”遭难，燕大被迫撤离北平前夕结课毕业的本科生们，此时或许并不清楚：为时代摆布而不得不在战乱陷落的迷局中彷徨无措的他们，四年大学生涯将完全被“沦陷”封锁、危机四伏的凝滞阴霾所笼罩，而他们的人生路径也将与燕京大学、北平城池乃至家国命运捆绑，共同在乱世兵燹中飘零沉浮。

1937年9月，燕京大学1937级的新生，历经数年寒窗苦读，穿过层层战火阴云，终于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节点，叩开了燕园的大门：这群风华正茂的少年，或从遥远的故土不无忐忑地只身赶赴北平，或自城内的家宅满怀期待地投身大学，此时此刻，他们怀着或挽救家国或求知问学的大小抱负，一齐踏入了燕大——即将就读于社会学系的邢炳南、虞权、陈永龄、方大慈、韩光远五人，便在其中。这五位来自天南海北的学生，本该在战火纷飞之下过着毫无交集但同样波折的一生，可与燕大、社会学以及平郊村相关的三次相同抉择，却令他们的人生轨迹得以交汇。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肇始于1916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班的建立，彼时，“严复先生的弟子，1915年被聘至北大讲授中国法制史的康宝忠”先生，首次为学生系统地讲授了社会学。随后，燕京大学于1922年正式成立社会学系，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同时，开创了“燕京学派”，为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容忽视、影响至深的贡献。

燕大社会学成立之初，由美国社会学家步济时担任系主任，授课教师均为美国人。但从1924年开始，许仕廉、李景汉、言心哲、杨开道、吴文藻等中国学者，陆续受聘于燕京大学；1926年，许仕廉接任系主任一职，在明确提出“以社会学中国化为宗旨”的同时，开始尝试推进实地调查工作。1928年，杨开道在洛克菲勒基金会（theRockefellerFoundation）的资助下，开启了对河北清河镇的社会调查，两年后，许仕廉的加入，令清河镇调查扩大为燕大“社会学系主持的‘清河试验区’”，通过数年的深入观察与细致探索，杨开道、许仕廉合著的《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Ching Ho：ASociological Analysis），成为燕大社会学社区研究的首个典范作品。与此同时，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在新任系主任吴文藻的推动下，正在国际社会学界蓬勃发展的人文区位学（humanecology）与功能人类学（functionalanthropology）理论，经由派克（RobertE.Park）、布朗（AlfredRadcliffe-Brown）等学者在燕大讲学的引介而备受关注。自此，深受人文区位学影响且长期聚焦“功能论”探索的吴文藻先生，带领其门下合称“吴门四犬”的四名弟子——黄迪、林耀华、费孝通和瞿同祖投入了“社区研究”理论建设与调查实践的探索之路：1930年，吴文藻“受清华大学社会学会的邀请，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的公开演讲”，这份讲稿经由费孝通记录，后以《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为题，整理发表于1935年第66期《社会研究》，此后，吴文藻先生更是多次撰文，为社区实地研究鼓吹呐喊，希求“将村落社区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单位”，进而“以此理解中国社会”。

1938年，吴文藻离开燕京大学，系主任之职务连带着持续推进社区研究的学术重任，共同移交给了燕大社会学出身、刚刚留美归来的年轻学人赵承信。此时，战火纷争令原有的“清河试验区”调查工作被迫中断，但已然意识到社区研究之重大意义，且急于从既有经验中改良、实践新的田野方法的社会学系师生，“无不希望恢复社会学的实地调查工作”，存续先辈学人凿取的田野火种。因此，“为了给燕大师生提供新的田野点，并对中国农村社区开展社会学调查以收集中国村庄的基本资料用以后期的比较研究，燕大社会学系于1939年将平郊村建成为‘社会学实验室’，把社会学课堂开设到了田野现场”。在赵承信设计的蓝图之中，平郊村实验室的设立，除却试验社会学新方法与搜集“中国乡村研究资料”，更为重要的意旨还在于为燕大社会学系的学生“提供一个实习的机会”，这种实习并非指向简单的“社会服务抑或社会改良”，而是希望系统地引导社会学子“在接触村民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切身地感知、理解、把握社会学理论的内涵与意义，以摆脱空想、脚踏实地，令燕大社会学系的“学术课程更具活力”。由此，借助这条从大学迈向田野的学术征途，燕大师生与京郊村众的人生轨迹得以逐渐贴近，社会学系1937级五位年轻学子的命运，也在他们共同决定选择入学燕大、学习社会学、走进平郊村的刹那，开始交汇重叠。

学位论文与“历史留声”：学子与民众的命运交叠

平郊村，又名前八家村，村名之由来，相传可追溯至辽太宗会同元年（937），下诏修析津府改建新城一事：当时，来自山东、山西的十六家官窑迁至此地，负责供给建城所需的一切碎瓦。这些官窑被一条道路分隔为南北两村，道南分姓韩、魏、张、杨、刘、董、龚的八家官窑，合称前八家村，即平郊村。修城工作结束后，八家皆富厚，多迁往他处，故而今日平郊村村民中已无上述八家之后人。清朝时，平郊村因靠近圆明园，受旗人及其风俗影响颇深；进入民国后，隶属北平市第十九区的平郊村，又因交通便利、有多条道路横穿村落，而与北平城、清河镇、海甸镇等多地联系紧密，保留乡村旧习的同时亦颇受城市文化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来，地靠清华园车站又邻近燕京大学的平郊村，凭借自身优越的区位条件与丰富的文化现象，一直是北平各高校开展实地调查工作的核心场所，据赵承信先生回忆：

早在1930—1931年，当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建立清河试验区时，我们就知道平郊村了。从清河试验区在1935年撤销了它在平郊村的剩余工作到1937年夏天（根据《清华大学创设八家村建设区》的报刊资料，清华大学当于1934年就在平郊村设立了工作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该村里建立了工作站。因此，当我们在1938年冬天的一次田野漫步而“再次发现”了这个村庄时，村民和村领导已经为外来的任何社会学调查做好了充分准备。（赵承信：《关于研究方法的说明》）

作为一个典型的华北平原村落，平郊村占地1.7平方华里（合0.34平方千米），村内地势西高东低，无山岗亦无河流，主要为平原耕地，村民亦多以务农为生，此外还有在清河织呢厂之分厂做工者，再有极少部分人业商或入城务工。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的调查报告，平郊村共有52户246人，包括男性136人，女性110人；这一数据至燕京大学设立平郊村“社会学实验室”时，更新为61户249人，其中男占140，女占109，以徐姓（燕大学子论文中隐匿此姓为“于”）为最多，占到了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1939年，在平郊村小学校长兼甲长徐志明（燕大学子论文中将此人化名为“于念昭”）的引介之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平郊村各级领袖历经多次商谈，终于结束了前期的接洽准备，敲定了正式的田野调查计划。1939年8月，社会学系在燕大理学院的帮助下，利用精密的现代仪器完成了对平郊村地理位置与内外距离的精确测量；与此同时，“一项包含年龄、性别、职业、学历”等诸多项目的专业人口普查，也正跟随着师生们紧锣密鼓、进家入户的脚步，迅速开启。这些基础性调查行动的落实，带回了真切的一手田野数据，平郊村的基本面貌由此得以在燕大学生的眼前逐步铺展、日趋明晰。而在此基石之上，更细致的专项调查与更深入的学科思考，也在学子与村众们的一回回碰面交流、一次次距离拉近中萌芽酝酿。

1940年春季，即将步入大学生涯最后一年的大三学生邢炳南，选修了赵承信开设的“农村社区”课程，出于完成课程要求之课外作业的需要，这名来自山西小镇的青年，第一次走进了平郊村，在1940届毕业班师长的带领下，开始尝试实地调查。为了同村民们联络感情，调查工作以每周一到两次的频率坚持进行，初入田野的邢炳南头几次下乡还需学长带领，三四次后，便已能独立拜访农户了。结束了一学期的调查工作后，1940级毕业生们陆续结课离校，而邢炳南同平郊村众的“联络工作也已渐成熟”，迫不及待地，他渴望进入专题性的“正式研究阶段”，此时，一门开设于暑期的“实地研究”课程满足了他的心愿。而在邢炳南再入平郊村的同时，与其同年入校的1937级同窗们也纷纷通过选修这门“实地研究”，加入了田野调查工作：虞权、韩光远、陈永龄、方大慈四人均在其列。在这次调查中，带领、指导他们的教师包括留法十年、立志投身民族学与民俗学研究的杨堃，以及深研孙末楠之民俗社会学说多年的“燕京学派”代表人物黄迪。在杨、黄二人的实地引导下，正值暑假、课业轻松的学子们往往“每周下乡五六次，轮流拜访各农户，收集应用之资料”，历经两月后，已然同村民缔结了极为深厚的情谊。暑期结束、秋季开学后，在田野中辛勤工作、积累材料，并不断发现问题、深入求索的学子们，除却继续坚持每周下乡两次外，又以每两周集会一次的频率，投身于实地研究讨论班。这个以参与了暑期调查的大四学子们为核心，诸师长与三年级同学亦共同参与的讨论班，其设立不单是为了“审核暑期工作成绩”，更是希望给学生们搭建一个讨论问题、交换信息、分享看法以查漏补缺的交流平台。而也正是借助在讨论班上，与同窗、同学、老师的屡次汇报、反复磋商、推敲改进，即将毕业的1937级学子们，在指导教师杨、黄二人的帮助之下，陆续选定了学位论文的题目，并开始以题为核、各自为政，进一步细化田野工作。至1940年隆冬寒假，邢炳南、虞权等六名学子甚至“又投到村内去住了十来天”，在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生活的轨迹重合中，他们的视线遍及“人口统计、性生活、死亡礼俗、村庄政治、农业管理和土地制度”等诸多议题，不但为自己的学位论文争取到了最完善、可靠的材料，也彻底织就了“学子”与“村众”间两条本无瓜葛之平行人生命途的相交和重叠。

自1939年平郊村调查项目开启，至1941年第一批系统参与调查的学生毕业，两年间，燕大社会学系围绕平郊村积累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实地材料。根据赵承信等人撰写的总结报告，系里不但高度重视对平郊村村众生活各方面材料的全面搜集采录，譬如从学校理学院获取平郊村超过800天的气象数据并记入档案#6，而且对于参与平郊村研究的师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对所有搜集到的材料与所进行的研究，全部进行详细记录并入档留存，无论是研究者前往调查前的准备、设想与期待，还是实际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自身以及村庄民众的言谈举止，甚至讨论会的每一次问题探讨与经验分享，都要留下详尽的书面材料，此类规定，除却出于保留农村社会一手资料的考虑，更是为了总结调查经验、精进田野方法，以饷后来者。在如此精密、细致的研究流程下，留存下来的材料体量庞大、难计其数，赵承信写于1941年的平郊村相关报告中，也有多处细节曾暗示这部分资料的宝贵与丰富，并表示希望在日后寻一合适时机，将材料披露于众。可惜天不遂人愿，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突袭珍珠港，美日间一宣战，燕京大学即刻被迫关停，日寇占取燕园后肆意烧掠。难发突然，燕大师生们于乱世兵隳中保全性命尚且艰难，更遑论留存学术资料，于是，平郊村所得所有田野材料全部遗失，唯有学生们的学位论文得以保存。而这十余篇“涉及方言俚语、稗话传说、灵验故事、生产生活、政治经济、家族性别、组织分层、教育实践、宗教信仰、器具房舍、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庙庆市集”等众多话题的学士毕业论文，就像是一部部逃过烽烟战火、饱经时代风霜后侥幸遗留下来的老旧留声机，泛黄的纸页是锈渍的黄铜喇叭，墨色的手迹是脆弱的胶木唱片，而当今人仔细拂去其上累积的浮尘，它们仍可“吱呀”着流出历史的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