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郏县

建中靖国元年（1100），65岁的苏轼竟然获得赦免，从海南北归。苏轼真是喜出望外，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七年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苏轼：《岭外归与人启》）但长期被贬谪的生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苏轼的健康，加上年纪老大，在何处养老，甚至归葬何地，就成为他必须考虑的问题。

苏轼在北归途中，关于自己的余生在哪里度过，其实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苏辙的一再请求下，苏轼也曾“决意北行，从子由居”（《与黄师是》五），也就是到苏辙工作的许昌去安度晚年，只是说等儿子回宜兴处理完事情以后再出发，时间初定在六月上旬。只是当时一家需要坐四条船，每条船的船夫至少要5个人，请黄师是帮忙解决这20个船夫的问题。苏轼说，我这里大概能找到5—7个人，能帮忙找15个人就足够了。苏轼当时与苏辙的通信主要就是由这个黄师是转送过去的。

但是很快苏轼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连日船行，又逢炎夏之时，几个幼小的孙辈都中暑，考虑到许昌至少还有一年时间，显然觉得如果真的把一家老小带到许昌，不仅太艰难，而且听说苏辙的经济状况也很窘迫，更不想加重苏辙的负担，所以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渡江去常州。因为知道苏辙在盼着苏轼一家到来，苏轼还特地叮嘱黄师是，早点把写给苏辙的信送到。但是他在写给黄师是的信中突然插入了一段话，很有点玄机了：

尘埃风叶满室，随扫随有，然终不可废扫，以为贤于不扫也。若知本无一物，又何加焉。（《与黄师是》一）

前面都是讲的行程变化的原因，因为这个黄师是一直关心苏轼未来生活的安排，所以就说了自己的决定和原因。在讲完这些原因之后，插入这么一节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读来读去，感觉里面包含了政治的原因，所谓“尘埃风叶满室”，是说自己被政敌加了太多的罪名，即便有时被赦免了，但过了不久，新的罪名又来，但我终究还是要澄清自己，即便没什么用，总比接受罪名要好。如果最终知道我本无任何罪过，那些小人又怎么加罪于我呢？

因为苏轼此前已经决定北上许昌，而且已经朝着许昌方向出发了好几天。突然行程要掉转过头，从北上变为南下，这一层意思没有直白地对黄师是说，只是用了一段兼有文学和哲学意味的话，隐隐约约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先是让他不用担心，他们一家在真州都身体健康，你看，这与黄师是的信就不一致了，那信里面说，几个孩子都中暑了，给苏辙的信却说“一家亦健”（《与子由弟》八），显然没说实话，也是不想让苏辙担心。又说本来“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与子由弟》八），但随着与一个人的见面，情况差不多瞬间就发生了变化。这个人是谁呢？程德孺。程德孺当时在金山，苏轼专门过去见了他，当时也有几个亲人朋友在。这次会谈彻底改变了苏轼的计划。这个原因，苏轼在给苏辙的信里还是直接说了：

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与子由弟》八）

在这段文字的后面就是“今已决计居常州”，终老常州的想法从此再没有变化过。通过程德孺传来的北方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这个程德孺与苏轼是表兄弟，当时在一起聊天的还有来自常州的钱世雄等。所谓“北方事”，就是原来比较支持元祐党人的向太后突然去世了，这意味着朝廷的风向肯定又要发生转变，而转变的方向肯定不利于自己。毕竟攻击苏轼、打击苏轼的那个群体一直在，如果他们得势，则近在颍昌的苏轼估计也难得安稳，还是惹不起躲得起，离这些宵小之徒越远越好，所以有所警觉的苏轼“决意居常州”，在那个时候这也就成为苏轼最好的选择。其实，说到底，苏轼不是怕政敌，而是这么多年历经坎坷，加上年龄老大，真的是累了，所以主动规避任何一点可能有的新的伤害。这是苏轼首先要考虑的。

苏轼在信中还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已经知道“于省力处行”“省力避害”的人生哲学了。何必还要靠近这群宵小之徒呢！

不能在老年之时与老弟相聚，确实是个遗憾，但这是老天的安排，苏轼说我能拿天怎么样呢？苏轼其实很无奈。现在虽然不能居住在颍昌，与老弟朝夕相处，但也希望老天以后能安排见面。

颍昌之行取消了，养老的地方改变了，但66 岁的苏轼毕竟要考虑终老归葬之地。此前也就是二月二十二日由黄师是派人送来的苏辙信，没有保留下来，但从苏轼的回信，还是可以大致知道信中的内容，苏辙除了希望苏轼到颍昌来居住，也应该问过关于葬地的事情。苏轼回答如下：

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千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勿徇俗也。（《与子由弟》八）

这里涉及苏轼关于葬地的几个想法：第一，具体安葬的地方由苏辙决定，不用征求苏轼的意见。第二，丧事以简单为原则，不用考虑什么陈规陋俗去破费。第三，“八郎妇”能安葬的地方，我们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人物，也可以葬在那里。但要精确弄懂上面三点，还要明白一些重要的背景：第一，颍昌是此前苏轼与苏辙大体一致同意的所葬之地，这次信里面讲的“葬地”，是在颍昌范围内的具体安葬地址，也就是让苏辙一个人决定的不是葬在什么地区的问题，而是确定具体墓地的位置问题。第二，“八郎妇”是苏辙三子苏远的夫人黄氏。在苏轼先后被贬惠州、儋州的同时，苏辙也被贬筠州（江西吉安），接着又被贬雷州、循州（广东龙川） 。苏轼的惠州、儋州岁月主要由小儿子苏过陪同，而苏辙的贬谪之旅则主要由小儿子苏远和儿媳黄氏陪同，因为苏远在家族中排行为八，所以称苏远夫人为“八郎妇黄氏”。遗憾的是在元符二年（1099），也就是苏辙到达循州的第二年，这个八郎妇黄氏中了瘴疠之气的毒突然就死了。苏辙感怀八郎妇一路的照顾，觉得要好好地安葬她，所以专门买了一块地。第三，苏轼觉得与苏辙的儿媳葬地相邻，完全可以的，不用考虑辈分什么的，苏轼对身后事其实看得很淡很淡了。第四，葬地费用问题，有的版本做“十缗”，有的版本做“千缗”。缗是宋代的货币单位，一缗就是一贯，一贯一般是一千文，当然时代不同，也有相当于七八百文的，因为货币总是处于波动之中的。据说在北宋的时候，一缗相当于一两银子，而一两银子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00元上下。八郎妇墓地耗资十缗，大概是2000元左右，这种推算当然只是大概，肯定不精准。有的版本做“千缗”，那就相当于20万人民币。别说苏辙当时经济困难，就是经济宽裕，估计也不会如此耗费，更何况墓地位置比较偏僻，也不可能值那么多钱。苏轼在给黄师是的信中已经提到苏辙经济拮据的问题了，本着简便实用的原则，苏轼就让苏辙不用为自己专门出资购地了。

苏轼在离开海南的时候已经大彻大悟了，所谓“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别海南黎民表》），生命、死亡与梦境既然是一回事，已经不分高下优劣，那还要厚葬干什么呢？

从苏轼的这封信，我们知道虽然苏轼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不愿离朝廷太近，但对自己死后葬地的安排就无所谓了。苏轼在信里大致安排，只是说可以与苏辙三儿媳在同一块墓园，应该还不知道具体的墓地到底在哪里。

在现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城西二十多公里处，有一座山叫峨眉山，因为比四川的峨眉山矮了很多也小了很多，所以也称“小峨眉山”。在这座山的东边山脚有一个叫茨芭乡苏坟村的地方。顺便说明一下，在北宋的时候，这个位置所在是钧台乡上瑞里。在苏坟村的东南方向，就是苏轼墓地所在了，苏轼去世11年后，苏辙也葬在这里，后人为了让三苏合一，又另建了一座苏洵的衣冠冢，所以这墓园就叫三苏坟。大致从东北到西南方向，依次是“宋东坡子瞻苏先生墓”“宋老泉苏先生墓”“宋颍滨子由苏先生墓”，也就是苏洵墓居中，苏轼墓在东，苏辙墓在西。

郏县是个古邑，据说在西周时候就已经设立。所谓“郏”就是两山相对的意思。具体到郏县这个地方就是嵩山余脉大刘山和伏牛山余脉平山（今平顶山）这两山相对。而在这两山相对的底部有一个簸箕形的山坳，三苏坟就在这个山坳里，三苏坟墓园里古柏苍翠，数百米开外还有宋仁宗时候建的广庆寺和后来新建的三苏祠，形成了坟、祠、寺合一的奇特现象。就主体位置来说，三苏坟背靠嵩山南麓，面对着汝水。这样的位置在传统的观念里，当然是非常理想的。

按照苏轼写给苏辙的信所述，墓地的位置由苏辙“一面果决”，苏轼在生病一开始写给苏辙的另外一封信中就已经说：“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其实，苏辙后来还多次说明把苏轼葬在嵩山是遵其兄之命。如苏辙在《再祭亡嫂王氏文》中说：“兄没有命，葬我嵩山，土厚水深。”《再祭八新妇黄氏文》一文也说：“嗟哉吾兄，没于毗陵，返葬郏山。兆域宽深，举棺从之，土厚且坚。”一说葬于嵩山，一说葬于郏山，只是表述方式有异，大体位置则是基本重合的，而墓地选择的原因是此地“土厚水深”“土厚且坚”，与此地的水土有关，是适宜安眠之地。

其实汝州这个地方，苏轼平生很可能只来过一次，当年他从黄州转贬汝州团练副使的时候，本来有机会在汝州待上三四年，好好感受汝州的风土人情，但因为路途遥远，他与朝云的儿子苏遁去世，经济困窘，苏轼先后两次要求回常州居住，最后获得同意，那次并未赴任汝州。苏轼确定来汝州的一次发生在绍圣元年（1094），18岁的宋哲宗亲政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新党再度得到重用，而元祐党人则再度被纷纷贬往外地。苏辙在当年四月二十一日贬知汝州。而闰四月初三，也就是与苏辙被贬相差12天后，苏轼也被贬往知英州（ 广东英德）。在南下途中，苏轼曾携长子苏迈专门转道汝州去见了苏辙，苏辙还陪着苏轼去宝丰龙兴寺观赏了吴道子留下的壁画，但是否到过今天郏县这个地方，尤其是今天苏坟村附近，还不能得到文献的证实，所以说苏轼多次到过汝州，被当地山水之胜所吸引，才决定要葬在嵩山之南，证据就不充足了。

在如何确定墓园位置的问题上，似乎未见苏辙有过说明，毕竟苏轼只是说了一个大概的方位，在这个大的方位之中，如何最终确定墓园位置还是一件更费心的事情。苏辙没有说明，但有一个人说明过。此人是谁？就是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宋史·李廌传》记载说：

轼亡，廌哭之恸，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师之勤，渠敢以生死为间！”即走许、汝间，相地卜兆授其子。

恩师苏轼去世了，李廌说我不能跟着去死，再说对老师的恭敬，并不以老师是活着还是死了为区别。具体到对待苏轼墓地这件事，《宋史》里说他在许昌与汝州之间去察看地形，等物色到上佳之地，然后告诉苏轼的儿子。如果《宋史》里说的都是事实，那墓园的位置应该是李廌在考察了很多地方才确定下来，而且确定了以后是先告诉苏轼的儿子，然后才与苏辙沟通的。

何以在苏轼那么多的学生中，唯独这个李廌（1059—1109）那么用心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苏轼被贬谪到黄州的时候，李廌曾到黄州来拜访，以师视之。而李廌的才华，苏轼也认为万人难敌，苏轼在此后也多次推荐李廌进入仕途，可惜都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但李廌深深感受到苏轼对自己的赏识与提拔之意。苏门弟子中，秦观比苏轼早一年去世，在苏轼安葬前几个月，陈师道也去世了，其他健在数人，或仍在贬谪之中，或因为在当地举行哀悼活动而触怒了官方，如张耒就是如此。只有这个李廌，没有官职的束缚，可以充分地对苏轼表达自己的感情。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在真州给苏辙写信的时候，只是按照人终有一死的常规情况来说了葬地的问题，并不是因为预知生命真的将近终点而来安排后事。但情况的发展有时真的出人意料，原本身体尚好的苏轼在六月突然得病，而且病情发展迅猛，很快就恶化而不可控制，七月二十八日遽然病逝于常州的藤花旧馆。

崇宁元年（1102）春，苏轼的灵柩在苏迈、苏迨与苏过三兄弟等人的陪同下，从常州舣舟亭出发，在常州人民的泪眼送别中，沿着运河缓缓地离开了他曾如此眷恋的常州。五月一日抵达郏县，暂时放置在上瑞里广庆寺，整整放了80天，一直到闰六月二十日才下葬。一代文豪从此长眠在嵩山脚下。

料理完苏轼的丧事，苏过与苏迈16岁的儿子苏符，就在苏轼墓地附近结茅为房，垒土为床，守墓一年。苏轼被贬惠州、儋州以及此后的北归，苏过都是一路陪同，而苏符也曾多年陪同苏轼，更一度到惠州相伴。有三子苏过、孙子苏符守墓，苏轼想来也是心安的。苏过在守墓期间，接待了从杭州不远千里前来吊唁苏轼的诗僧参寥子，当年苏轼被贬惠州，参寥子曾执意要来陪伴，苏轼一再婉拒始罢，但苏轼写信给参寥子说：“自揣余生，必须相见，公但记此言，非妄语也。”（《与参寥子》十九）但事实上，在苏轼生前，他们再无机会相见，而今参寥子来拜谒苏轼之墓，也是略尽两人生前的约定了。而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海南的姜唐佐秀才，当年苏轼被贬儋州，这个姜唐佐或驰书问候，或前来茶叙夜话，或赠苏轼以酒、面等，请教甚殷，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故在苏轼下葬后，姜唐佐不顾长途漫漫前来凭吊，以此足见苏轼的人格魅力。同时，苏过在守墓期间，也写了不少或凄婉愁苦或豁然开朗之诗文，《北山杂诗十首》便是其中代表，如其第一首前六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