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鹏先生古典诗词研究的三个维度

关键词：陶文鹏 诗词研究 情感 新变 理论

陶文鹏先生是古典诗词研究的大家，其撰写或主编的著作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侧重文本细读，擅长分析作品的情感内容和表现技巧，包括《传世经典鉴赏丛书·唐诗鉴赏》《中外散文诗鉴赏大观·中国古代卷》《点睛之笔——陶文鹏说诗》《点睛之笔——陶文鹏谈词》《秋心如海潮》《宋词选评》《唐宋名篇·宋诗卷》《苏轼集》《王维孟浩然诗选评》《中国现代名诗三百首》《陶渊明诗文赏析》等；一类侧重理论辨析，擅长归纳诗词的艺术特质和中国诗歌的发展脉络，包括《中国古代山水诗史》《诗歌史话》《唐诗与绘画》《唐宋诗词艺术研究》《陶文鹏说宋诗》等；一类是古籍今译，注重古典诗词的大众传播，包括《历代爱国诗选译》《宋诗精华》《唐诗三百首译注》《宋词三百首新译》《新译宋诗三百首》《新编千家诗三百首》等。诸多著名学者对陶先生研究的特点和成就已有精辟概括，如霍松林先生说：“陶文鹏先生既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又精于鉴赏，工于诗词创作。” 钱志熙先生说：“陶老师擅长诗词创作，也熟知现当代新诗艺术，是当今古典文学研究界并不多见的一位解诗、说诗的高手。” 可以说，精于鉴赏堪称陶先生的学术名片。笔者前些年因撰写《陶文鹏研究员访谈》一文而大量阅读相关论著，深感陶先生的研究颇具方法论意义，能够有效弥补当前古典诗词研究的不足，故不揣浅陋，再申述如下。

透视古人之“心”

古今中外对文学本质特点的认识是随着创作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刘勰《文心雕龙》开篇即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认为“文”是道的体现，是事物的基本属性，这里的“文”即文饰、美之意。《文心雕龙·情采》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指出圣贤的书籍言辞被称为文章，是因为有文采。人类对文的表现有色彩、声音、性情的不同，分别构成“形文”“声文”“情文”，即绘画、音乐和文学。可以看出，刘勰是把用美的文辞表现思想情感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这种观念上承《尚书》“诗言志”、《左传》“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与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之论，与同时代的萧绎《金楼子》“唯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和萧统《文选序》“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岀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所论基本相合，堪称中国古代对文学的基本共识。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曾系统梳理西方关于“文学”的不同认识，他指出，“文学”在14 世纪出现在英文里，其意为“通过阅读所得到的高雅知识”，内涵接近“博学的人”。从18 世纪中叶起，指的是写作的工作与行业，强调文学与艺术、美学具有创意、具有想象力的交织。19世纪起，虽沿用上述意涵，但将演说排除在外。e21世纪以来，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仍在变化，在各种不同文学理论和美学纲领潮流的影响下，文学的体裁类型已从传统的诗歌、戏剧、散文、小说扩展到书信、日记、自传、游记、新闻报道、论说文甚至天气预报和广告等。如维基百科的定义：文学，在狭义上，是一种语言艺术，亦即使用语言文字为手段，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社会生活、表达主观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文学不仅强调传达思想观念，更强调传达方式的独特性，且讲究辞章的美感。文学，在广义上，是任何单一的书面作品，或用文字写作来传达思想、表达情感、发挥想象的所有著作，此时又称文学作品。综合而言，将想象性的、虚构性的、讲究语言艺术的书写文本看作“文学”，其体裁四分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仍是目前最为通行的观念。

陶文鹏先生的诗词研究正是基于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共识。与其他体裁相比，诗词的本质特点是抒情，即使是“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也离不开“感于哀乐”。陶先生研究的第一个维度正是从文学本位出发，透视古典诗词运用独特艺术手法所表现的内心情感。陶先生说：

既然诗歌是心灵的音乐，我们就必须深入诗人的心灵中去，探究、捕捉诗人从受到自然社会人生的刺激到灵感触发的微妙心灵律动，准确地把握诗人怎样把他的心灵律动外化为富于旋律、节奏的诗歌语言形式。既然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抒情诗是诗中之诗，既然唐代诗人们把汉语言文字的具象性、抽象性、抒情性、含蓄性、象征性、朦胧性、音乐性、跳跃性、超越性、诱惑性等奇妙性能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我们就应该呕心沥血地研究诗人们是怎样运用这种奇妙的语言文字创造出美的诗意诗境的。因此，研究唐诗艺术，固然需要文献学的功底，需要有史识、有理论概括的能力，但绝对不可以缺少诗情、诗心、诗才、诗笔，不可以缺少审美的悟性、想象力和联想力，也不可缺少对诗歌语言美特别是其音乐美的敏锐感受力。

这是陶先生对自己研究特色的概括总结。可以说，对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透视作品所蕴含的古人之“心”，是陶先生研究实践中特别重视的方面。如辛弃疾这位南宋词人，文学史一般把他定位为“爱国词人”，着重阐发其作品所蕴含的怀念故土、抗击金人、反对苟安、有志难伸等内容。陶先生有十多篇专题论文涉及辛弃疾，其中《论稼轩词的历史英杰形象塑造》《妙画活水，尽水之变——论辛弃疾写水词》《论稼轩词的动物意象创造》《论稼轩词的女性形象创造》分别从人物、山水、动物、女性等角度分析辛词的情感内容和表现手法。辛弃疾《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是经典名篇：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陶先生评论说：“词人在秋风秋雨中独宿博山王氏庵。上片写饥鼠绕床乱窜，丑陋的蝙蝠在灯前飞舞。这是在宋词中罕见的两个写实生动的自然意象。其后写糊窗的破纸被风雨吹打得沙沙作响，好像在自言自语。这个拟人化的社会意象未经人道过，是稼轩的妙想独创。它与前两个自然意象紧密配合，戛戛独造出雨夜山居荒凉凄寂的环境氛围，使人毛骨悚然。下片前二句，词人叙写他归宋前后的经历和闲居中衰老的情景。结尾二句，突然展现梦觉后眼前万里江山的宏大境界。”其论述一下子拉近了与古人的距离，使当代读者能够准确体会到辛氏所欲表达的坎懔不平之情。

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物质文明日益繁荣的今天，文学何用一直是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文学是各个时代不同作者所经历的生活和情感的直接记录，文学是人写的，也是为人而写的。在各类学科中，文学最贴近人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人们能够多角度地透视不同时代人类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陶先生的诸多著作，如《苏轼集》《王维孟浩然诗选评》《唐诗三百首译注》，一以贯之正是对古人之心灵律动的捕捉，引导读者准确领会古人之心。这些研究赋予古代经典以现代活力，使普通大众得以领悟并接受深奥而高雅的古典艺术。

研析名家之“变”

中国文学具有悠久的复古传统，不同时代的文论家几乎把最早期的创作视为典范。不过，中国文化传统并不贬斥新变，诚如早期经典《周易》以“易”为名，即基于世界一直处于变化的朴素认知。就诗词创作而言，虽然理论家把《诗经》视为四言诗典范，把《古诗十九首》和建安时期“三曹”“七子”的作品视为五言古诗的楷模，但诗人们仍不断推陈出新，也正是这种创新才造就了诸多诗人崇高的文学地位。梁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序》说：“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杜甫以乐府写时事，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都是刻意突破传统、追求创新的结果。陶先生特别注意研析作家的新变实践，进而对其成就做出中肯评价。如辛弃疾被誉为宋词第一大家，前人和今人对辛词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方法及苏辛词的比较多有论述。陶先生则关注辛弃疾在章法结构方面的创新，指出辛词起笔和结尾内容丰富、句法多变、风格多样、韵味深长，打破了双调词上下片分段立意的传统程式，使词意前后紧接，一气贯通，创造出“天问体”“问答体”“对话体”“词眼体”“结尾逆转体”等程式。如辛氏《踏莎行》写道：

夜月楼台，秋香院宇。笑吟吟地人来去。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如许。 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

陶先生认为此诗是运用逆转反跌手法的代表，他评述说：“词的上片描写带湖秋夜的幽美景色，景中之人来来往往，个个脸绽笑容，欢乐无比。于是词人觉得，像宋玉那样逢秋即悲大可不必。换头三句承接上片，说秋夜有美景，有赏心乐事，可以随意小酌，随便听歌观舞。请问那些悲秋的文人，有什么值得悲伤的事呢？这一反问，是对上片设问的回应，更坚定地否定了悲秋。结尾二句突作逆转，全盘推翻上文一再渲染的秋之欢乐，并以‘重阳节近多风雨’这一双关象征句，暗喻当时政局险恶，含蓄地表达忧国情思。结尾逆转，突兀新奇，结句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清晰准确地揭示了辛弃疾被推举为“宋词之龙”，正缘于其作品对传统的突破创新。

陶先生有大量论文是摘取诗词中的警句，详细分析其艺术手法和新变特征，进而揭示其艺术奥秘。如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可谓家喻户晓，陶先生品鉴道：

结拍二句，以一江春水滔滔滚滚直向东方大海奔流，比喻内心的愁恨绵长激烈，无休无止，无穷无尽。宋代陈郁《藏一话腴》说：“太白（李白）曰：‘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江南李主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略加融点，已觉精彩。”评论中肯。两相比较，李白以眼前所见长江东流水比喻别情，并且比较二者孰短孰长，语意亲切、委婉、有味。李煜是用远离自己想象中的长江来比喻愁情，在比喻中包蕴怀念故国之情，情思更为深广。“一江春水向东流”比起“东流水”，形象更鲜明，境界更壮阔，气势更奔放，从而更显出愁情的强烈、深广、绵长。李煜词结拍的九字长句与七字问句紧密衔接前后呼应，而这九字句五字仄声，四字平声，平仄交替，最后以两个平声字收结，读来宛若春江波涛起伏动荡，滚滚奔流，连绵不尽，声情相生，所以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李白原句精彩。

陶先生先以现代汉语阐明两句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再引宋人笔记《藏一话腴》指出与李白作品的关系，最后详细比较两人表达的异同，并从形象、境界、气势、声韵等方面指出李煜的新变以及所带来的更加强烈的抒情效果。可以看出，陶先生特别善于通过比较引导读者洞悉这些经典对传统的成功突破，从而让大众也能明白这些经典好在何处。这种做法融合了传统诗话印象式赏鉴和现代学术学理性分析的优长，更能充分揭示经典所蕴含的创新价值。

除了作品的品鉴，陶先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诗词的艺术特质、诗词名家个案研究中也特别注重揭示不同时期经典作家作品的创新追求，进而阐释自己新的理解。比如谈到中国山水诗的发展，学界常把唐代视为山水诗的昌盛时期，之后就是山水诗的绵延时期，这种观念其实是严羽至明七子至清代格调派尊唐贬宋的延续。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则不然。本书第三编详细考察了宋代六十多位诗人的山水诗创作情况，“结语”概括了宋代山水诗相较前代的六个新变特征：表现题材的进一步扩大；同现实生活的联系更密切，也更富于地区乡土风情和生活气息；山水诗和田园诗的进一步合流；充满激昂悲壮的爱国激情；在创作方法、意境、风格、语言和表现技巧等方面，都有着与唐代山水诗不同的特色；宋代是山水画的辉煌时代，山水诗与山水画同步同构对应。并没有人云亦云地把宋诗视为唐诗的延续，而是视为山水诗的第二个高峰，无疑更符合历史事实，也使人耳目一新。

抽绎事物之“理”

陶文鹏先生认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不可偏废。古代文学的深入开拓既要以文献整理、考据为基础，又要重视理论的抽绎，不能仅停留在具体作品或文学现象的描述上。陶先生《陶渊明诗文赏析》《王维孟浩然诗选评》《苏轼集》等著作的写作目的是使大众了解相关作家的名篇佳作。不过，陶先生并不局限于作品品鉴，而是高屋建瓴地对这些作家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做出自己的判断，其篇幅之宏大、内容之详赡远远超过通行的文学史。如《王维孟浩然诗选评》前言论及王维时，陶先生先从字号、籍贯、官职、行迹等方面叙述王维生平，接下来分别叙述王维边塞、游侠、咏史、送别、赠友、思乡怀人、山水田园等不同题材作品的成就，之后结合苏轼“诗中有画”之论介绍王维诗歌的艺术特征，最后介绍王维在盛唐诗坛的地位及其创作的局限和缺点。这种学术理念在《中国古代山水诗史》《诗歌史话》这类诗歌史发展脉络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如《陶文鹏说中国诗歌史》第四章《继续开拓创新的宋诗》在叙述苏轼的相关成就之后，陶先生在结语中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