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苏辙

说起苏轼，如果不说到苏辙，几乎说不透苏轼。大概可以这样说，苏轼与苏辙是亲兄弟，这是从血缘关系上来说的；即便从他们的人生轨迹来说，他们两人也是患难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嘉祐四年（1059）到元丰二年（1079），是两人共同的仕途平稳发展的时期；元丰二年（1079 ）到元祐元年（1086），则是“乌台诗案”发生及此后两人共同的贬谪时光；元祐元年（1086）到绍圣元年（1094），是兄弟俩再度被朝廷重用的时期；绍圣元年（1094）到苏轼去世的1101年，则是两人再次同步被贬的时期。《宋史·苏辙传》说：

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所谓“无少怨尤”，主要是从苏辙角度来说，因为苏辙的命运往往与苏轼紧密相连，而苏轼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人，苏辙也就跟着苏轼多灾多难了。但他们同进共退，手足情深，每到灾难来袭之际，苏轼与苏辙都是彼此最大的精神依靠、最强固的精神栖息地。他们是兄弟，但更是知己，苏轼说：“我生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苏轼：《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又说：“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苏轼：《和子由苦寒见寄》）年轻时，苏轼的世界中只有苏辙一个知己；后来广交天下雅士，但还是与苏辙在一起最自在最快乐。他们还是师友，苏轼就直接说过苏辙“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初别子由》），苏辙因为曾奉父亲苏洵之名，跟着学问初成的苏轼学习，所以苏辙说“辙幼学于兄，师友实兼”（《祭亡嫂王氏文》），“友”的身份，两人都认同，“师”的身份是苏辙对哥哥学问的认同，在苏轼面前，苏辙一直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比较低，对苏轼带着一种由衷的敬爱情怀。这就是我说的，说苏轼绕不开苏辙、说苏辙也绕不开苏轼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对彼此都亮出了最真实最深刻最自然的自己。

苏轼生于1037 年，苏辙生于1039 年，苏辙说“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小序）。从小在一起读书，嘉祐元年（1056），苏轼、苏辙随苏洵一起赴京应试，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故乡，苏洵没考上，但两个儿子都顺利考中进士。苏洵有诗感叹说：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苏洵：《感言》）

此前他们一直是朝夕相处。次年母亲程氏去世，二苏又回眉山守丧。

嘉祐六年（1061），苏轼出任平生的第一次官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而弟弟苏辙因为要在京城协助父亲苏洵编写礼书，兄弟俩大概有了第一次分别。治平二年（1065），苏轼结束六年凤翔判官任，回到京城，兄弟再次聚首。但不久父亲去世，两人再次扶父亲灵柩回川守丧。熙宁元年（1068）末，兄弟俩又回到京城，虽然两人都居住在京师南园，但苏辙当时在贡院任职，往往要半个多月才能回一趟家，苏轼看着满城春色，但没有弟弟的陪伴同游，只能在家中闷闷不乐。可见良辰美景，苏轼已经习惯了与弟弟苏辙同享。

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苏轼因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对变法的方向和内容不认同，而这种不认同又无法为宋神宗所接受，所以熙宁四年（1071），苏轼自请外任，出任杭州通判。在赴任途中，取道陈州（今河南周口），与一年多年前担任陈州教授的苏辙相聚，这一次他们聚了两个多月。接着就是长达七年的分别，杭州通判任满后，苏轼向朝廷提出去陈州，原因是那里与在济南任职的弟弟距离比较近，结果陈州没去成，去了密州。但在密州数年，也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弟弟。熙宁十年（1077）二月，苏轼回京途中才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苏辙。两年后“乌台诗案”爆发。在此之前，苏轼、苏辙虽然官位不高，但总体平稳；虽见面不多，但也心境平静。乌台诗案爆发，从此改变了苏轼和苏辙的人生轨迹。当苏辙提前获知苏轼可能被判死罪的时候，连忙上书皇上，希望通过免掉自己的职位来换取哥哥苏轼的生命。在苏轼的生命面前，苏辙认为自己付出的一切如功名、前途都是值得的。

现存苏轼、苏辙兄弟情义最充足的材料，便是他们同行同题所作诗以及彼此唱和诗词。在苏轼、苏辙的诗集中，两人互相之间的酬唱数量最大，从嘉祐四年（1059）两人随父同舟出蜀开始唱和，一直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去世，两人诗歌唱和持续了43 年之久，其兄弟关系之密切，即便从这些现象上也能看出来。

为了与在济南任职的弟弟靠得近一点，为兄弟见面创造机会，苏轼从杭州转任密州知州，他在《密州谢上表》中直言：“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一点也不回避因兄弟之情而选择任官之地。稍赘一笔的是，苏轼一开始直接向朝廷提出的要求是与弟弟同在齐州任事。他在写给文同的信中说：

轼近乞齐州，不行。今年冬官满，子由亦得替，当与之偕入京，力求乡郡，谋归耳。洋川园池乃尔佳绝，密真陋邦也，然亦随分葺之。（苏轼：《与文与可》一）

杭州通判任满，苏轼最初想去的是吴兴，也就是湖州。他在离任杭州通判的时候直言：“始者深欲一到吴兴，缘舍弟在济南，须一往见之，然后赴任。”（苏轼：《与李公择》二）吴兴难以遂愿，所以转请齐州，原因很简单，就是想与时在齐州任职的弟弟一起。结果齐州没去成，转而要求去不远的陈州也未成，最后去了“陋邦”密州。好在密州与齐州也不是太远。宋朝的转官确实变数很大，士大夫也养成了“仕宦本不择其地”的观念。即便苏轼在密州任满后，初授官河中，但苏轼刚行至京城之外，又改差徐州，好在苏轼对徐州的印象要好过河中。（参见苏轼：《与文与可》二）所以在乌台诗案之前，除了密州，苏轼对转任杭州、徐州和湖州，还是颇为满意的。

回到密州的话题，苏轼到任密州后，一直到熙宁九年（1076）中秋，相距其实并不太远的兄弟俩却在六年多时间内无法见面。仕途的挫折、亲情的呼唤、心情的落寞，都让苏轼在这个中秋节情绪特别汹涌，有点难以把持。他“欢饮达旦”，这个“欢饮”，我认为不能理解为开心地饮酒，而是酒兴特别大。而酒兴大的原因，就不是只有开心一种解释了，借酒浇愁也是通宵喝酒的动力之一。小序说“兼怀子由”，好像是饮酒之余想到了苏辙，而在了解了苏轼从杭州到密州的情感经历之后，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这一场通宵的畅饮，这一次主动追求的大醉，都是因苏辙而起。类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样的问天之语，其实是要到九分醉意才可能出现。无人可问，只能问天。平时知道问天没有意义，但喝醉了酒，就觉得只有问天才有意义。苏轼的《水调歌头》如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我就不解释了，因为大家太熟悉了，我担心一句一句解释，大家会生气。苏轼想逃离这个现实世界，乘风归去，但其实也无处可逃，所以整夜无眠，看着中秋的月亮，反而有了恨意。等这一番动作和情绪发泄完了，苏轼也就慢慢平静了，活着就是王道，这是苏轼在这场大醉中得出的人生信念。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离京赴徐州任徐州知州，苏辙与之偕行。到达后，苏辙在徐州停留了百余日，兄弟二人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中秋节时，二人一起泛舟赏月，终于过了一个团圆的佳节。然中秋过后，苏辙又要随南京（河南商丘）留守张方平出任签书应天府判官，兄弟两人再一次面临离别，苏辙想起去年哥哥的中秋词，还没有和，今年先聚后分，正是补和之时。苏辙的《水调歌头·徐州中秋》如下：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七年见一面，相见何太难。从苏辙“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就知道这首词是回赠去年苏轼中秋词的，“东武”也就是当时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没想到今年我们在徐州就一起泛舟清河，共赏明月了。但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月亮并不因为兄弟的开心相聚而多停留一会儿，想起今夜兄弟对酌，明天苏辙又要乘船远行，好像刚刚赶走的“离忧”又回来了。人生聚散总是常事，只是希望不要像汉末的王粲一样，为躲避战乱而投奔荆州刘表，结果滞留荆州长达十二年，只能登楼思乡，却总也回不到家乡了。

你从这兄弟的酬唱中，好像看不到什么复杂的现实社会、政治斗争在里面，其实对月亮的抱怨，用王粲的典故，就是转个弯对当时的政治生态提出了批评，因为造成兄弟分别的原因正在于朝廷无休无止的斗争。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我们看看苏轼、苏辙在北宋的命运，尤其是苏轼、苏辙晚年被贬岭南，那种大山压肩的感觉就更强烈了。

这样的社会，醒着不如醉着，而醉着更需要兄弟之间的互相扶持。苏轼读了苏辙的这首《水调歌头》，又次韵作了一首，其中就有“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之句，可见他们的生命其实部分地在对方的生命之中，这样的生命形态当然是不能分离的。

苏轼与苏辙于绍圣四年（1097）在雷州一别后就再没有见面，这一年，苏辙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雷州与儋州中间只隔了一个琼州海峡，在地理位置上相对而言，还算是近的。他们于当年五月十一日在藤州相遇，然后一路同行，于六月五日到雷州，再到六月十一日渡海相别，这是他们一生中相处的最后一个月。此后一直到苏轼在常州去世，两人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大概苏轼去世后三个月左右，苏辙在颍川家中整理旧稿，意外发现了苏轼此前从海南寄来的《和陶〈归去来兮辞〉》，要苏辙也同和一篇，当时苏辙正从海康（今广东雷州）再贬龙川之时，一时手忙脚乱，就没有及时和作。现在苏轼去世了，想起当年收到哥哥寄诗情形，“乃泣而和之”（苏辙：《和子瞻归去来词并引》）。在苏轼和陶渊明此诗前有一节小序说：

子瞻谪居昌化，追和渊明《归去来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苏轼：《和陶〈归去来兮辞〉》）

苏轼之所以要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是要表达四海为家的旷达之心。苏辙在追和苏轼此诗前也有一节小序，表达了对苏轼去世的无尽哀思。这应该是苏辙最后一首与苏轼酬唱的诗歌了。

可能大多数人认为，苏轼与苏辙虽然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而与父亲苏洵并称为“三苏”，似乎各据一方，成就平分秋色，而其实苏辙的文学成就稍逊苏轼。从现在来看，苏轼、苏辙虽都是文学高手，但也确实存在高下。但问题是，苏辙一直是甘居苏轼之后的，这一点苏辙反复说过。他在为苏轼写的墓志铭里就说：

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辙认为两人的文学创作水平真正拉开距离的时间，就是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谪居黄州时，因为苏轼天赋特高，加上深重的人生灾难，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创作文学作品，所以优秀作品在这一时期也频繁出现，文学一代宗师的形成也就不可阻挡，苏辙说从此我再也赶不上了。看来，在乌台诗案之前，苏辙还有与哥哥齐头并进之心，而看了苏轼的黄州诗文，他意识到必须承认差距了。

在苏轼去世九年之后，七十多岁的苏辙在颍昌家中又发现了苏轼遗留下来的文章，曾经感赋诗歌一首，里面提到他们少年时光虽然都有文名，但“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题东坡遗墨卷后》），对当时人关于他们兄弟两人创作水平高下的评论，苏辙是认同的。不如苏轼，苏辙不仅在情感上认同，即便在实际水平上，苏辙也心悦诚服。毕竟输给苏轼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尤其是只输一点点，实在也是值得骄傲的事。在文学的世界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苏辙太清楚，有些文学创作上的差距，即便不大，也似乎不是勤奋能解决的事情。面对天才过人的哥哥，他有什么话说呢？

但在苏轼眼里，他与苏辙的差别不是水平的高下，而是风格的不同，所以说苏辙超过自己完全是可以的。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说：

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苏轼对世俗认为苏辙不如自己的说法，直接予以否定，苏轼的结论是“子由之文实胜仆”，苏辙的文章在我苏轼之上，可惜没人看出这一点，苏轼不免有点遗憾。其实苏轼不光说苏辙之文在其上，还说过“子由诗过吾远甚”（苏轼：《记子由诗》）之类的话。可见苏轼对苏辙的诗文是确确实实欣赏的，也许因为自己不具备苏辙的这种风格，才让苏轼屡次自叹不如。不过苏轼也退一步说这个话题，这种苏辙不如苏轼之论的出现，与苏辙的性格为人也有关系，苏轼原本就是一个社交达人，三教九流，他都能聊上一阵，他的文章风格，自己也很清楚，走的根本就与苏辙不是一条路，他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