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荃和郁达夫的情书相思、诗词唱和（下）

郁达夫的雪夜沉沦

1917年12月19日是旧历十一月初六，郁达夫和孙树祺上午10时乘坐铁路客车前往东京，午后3时15分抵达静冈。他们本来打算在静冈过夜，因不能安眠，于深夜12时继续赶往东京。郁达夫在日记中留下这样一段忏悔文字：“夜入地狱，得来年自新之暗示，平生第一大事也。卢骚忏悔录中亦云云……”

第二天，郁达夫在日记中提供了补充说明：

予近来之费用较之未病前大有差异，不识予近来之消费，果为病故乎？抑假病之因而逞予下劣之私欲也！要之，予之精神上之堕落，至昨日而极。若由此不改入正路，则恐死无日矣！予之祖母、母亲、兄弟、叔伯咸望予成人；予之未婚妻某望予尤切。予而自弃若此，何以对祖、若母、妻、若兄？更何以对亡父于地下？……万恶之端已开，从此而入地狱，极易易耳！当头被击，尚不能醒者，未足与谈禅，未足与上懊怜比山者也。生死关头，在此半岁中，诚之哉！

所谓谈禅，是指佛教禅宗。“懊怜比山”现译为奥林匹亚山，是希腊神话中众神之所在。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沉沦于下劣之私欲而执迷不悟，那么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宗教都将无可救赎。郁达夫的儿子郁天民在署名于听的《郁达夫风雨说》一书中解释说，“万恶之端”对应的是郁达夫1917年6月5日在日记里所说的“俗语曰，万恶淫为首，诚非虚语也”；郁达夫这种淫欲行为的开端，则是1917年12月19日即旧历十一月初六的静冈之夜：“日记称‘平生第一大事’，忏悔云‘万恶之端已开’，《雪夜篇》记述的初次上妓廓，大概就是这件事……”

所谓《雪夜篇》，指的是郁达夫发表在1936年2月16日《宇宙风》第11期的《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自传之一章》，其中关于日本国情介绍说：

我在那里留学的时候，明治的一代，已经完成了它的维新的工作……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已经拥有未婚妻的郁达夫，是拿着中国政府提供的每月33块大洋的公款学费在日本留学的，自然不应该花费过多的时间和金钱在异国他乡谈情说爱甚至于嫖娼狎妓。但是，他偏偏抵挡不住来自日本女性的“爱神毒箭”：

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身黄花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瓷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两性解放的新时代，虽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高，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经过如此这般的文字铺垫，郁达夫开始描述自己第一次的雪夜沉沦：

我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东海道开往东京去的客车。……于到了夜半停车的一个小驿的时候，我竟同被恶魔附着的人一样，飘飘然跳下了车厢。……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妇，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竞把我的童贞破了。

1935年9月5日，已经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连续发表八篇自传的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自传也想结束了它，大约当以写至高等学校生活末期为止，《沉沦》的出世，或须顺便一提。”郁达夫随后发表在同样是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第11期的第九篇自传文章《雪夜篇》，所对应的恰好是所谓“《沉沦》的出世，或须顺便一提”。他十多年前在成名作《沉沦》中所描绘的，是自叙传主人公“他”从自慰开始，到偷窥女生洗澡、偷窥男女野合，再到妓院嫖娼的步步沉沦。“他”最后跳海自杀时，直接把罪责推卸给了又爱又恨的伟大祖国：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把郁达夫1917年12月19、20日的日记文本，和后来的自叙传小说《沉沦》以及再后来的自传文本《雪夜》进行印证比对，不难发现《沉沦》《雪夜》当中都有基于叙事策略的改写虚构：

其一是把郁达夫、孙树祺两个人的结伴嫖娼，改写成一个人的醉酒失身、淫乱沉沦，目的自然是避免节外生枝，牵连别人。

此外是为了减轻推卸“万恶淫为首”的“存天理，去人欲”的人欲罪责，便把个人的淫乱沉沦刻意挂靠在绝对神圣的家国情怀、天理大义之上。这是郁达夫从事自叙传小说和自传写作的、既要有所暴露又要有所保留以便自我保护的一贯策略。被孙荃收藏保留下来的郁达夫早年的日记文本足以证明，郁达夫第一次激情嫖娼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家国情怀、天理大义，而只是想到祖母、母亲、兄弟、叔伯，尤其是刚刚订婚的未婚妻。郁达夫在《沉沦》中让嫖娼沉沦的主人公跳海自杀，为的是追求一种耸人听闻的社会效应和艺术效果。《雪夜》中的“我竞把我的童贞破了”的事后回忆，却又转换为文学创作者献身文学事业的“不入地狱，那见佛性”的一种肉身体验、人生探索，以及随之而来的脱胎换骨的涅槃升华：“短短一夜之中，有谁来把我全身的骨肉都完全换了。”

日本的雪儿与祖国的孙荃

1917年12月20日早晨，郁达夫、孙树祺抵达东京。上午11时他们见到罗某，把孙树祺要到东京留学的事情告诉罗某，然后去拜访留学生监督，领取当月的留学公费。

12月29日，郁达夫从东京回到名古屋。第二天，他给孙荃写了一封情书，其主要内容是回答孙荃12月6日的情书家信：

昨自东京归，接十二月六号书并写真一，知汝已至予家。祖母见汝，欣喜当异于寻常。老人暮景，得汝为之抚慰。文虽索居异国，亦能高枕眠矣。汝侄事，已为料理定当，告汝母汝兄，勿作依阁望可也。……此番上东京，途中成诗若干首，录呈如右……

所谓“写真”，就是孙荃专门为郁达夫拍摄的单人照片，孙荃在来信中告诉郁达夫，她已经以未婚孙媳妇的名义到富阳郁家看望过郁达夫的老祖母。郁达夫在回信中附录了几首七律绝句，《晨发名古屋》中的“朔风吹雁雪初晴，又向江湖浪里行”，描写的是12月19日早晨和孙树祺一起踏雪前往车站的情景。《过天龙川桥》是当天晚上嫖妓沉沦之后深夜赶路的情景。

1917年12月31日，郁达夫给孙荃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题写着七律绝句《除夜奉怀》，落款是“海外流人荫生初稿”，其中吟诵的依然是对于孙荃的相思之情：“多病所须唯药物，此生难了是相思。”

1918年1月22日是旧历腊月初十，郁达夫给孙荃写信，告知自己已经搬家：“特于风景闲雅处，赁屋一间。地名日本爱知县爱知郡御器所村字岛西浦叁拾肆番地，下次书来，直寄至此处可也。”

已经在静冈妓院尝试过男女禁果的郁达夫并没有告诉孙荃，他这次搬到“风景闲雅处”不是为了认真读书，而是为了与在东京认识的离婚少妇雪儿恋爱同居。郁达夫在当时的日记中并没有记录雪儿的信息，而是在1918年5月12日写作的《自述诗十八首》之第十八首的注解中，采用中国人所谓的虚岁回溯了自己一边和祖国的未婚妻孙荃相思唱和，一边和日本的“某氏”反复同居的大致经过：

二十一岁秋由医科改入法科，仍入第一年级。（二十二岁）夏还乡，遇孙氏于其家。秋患伤寒症入病院二月。冬遇某氏于东京。二十三岁与某氏居西浦。四月，与之别；六月，复与之居天神东；九月又与之离。

1918年2月1日是旧历丁巳年腊月二十日，郁达夫在回应孙荃的情书中，对孙荃寄来的两首七律绝句大加赞赏：

接旧历十二月十二日书，知汝正为我驰情。红粉怜才，英雄多难。我两人真世之伤心人也。………读到“年光九十去难留”句，更黯然魂销，盈盈泣下。际此风霜交逼时候，想人亦不得以儿女牵情笑我也。来诗大有进境，必别绪离愁，协力相攻，才能到此。古人云：莫怨离亭风笛苦，相思中有鲍昭文。相思之力，盖若是其巨也。诗中稍有不洽处，略为改削，重录之如左：“独在异乡为异客，风霜牢落有谁亲？纵然欲诉心中事，其奈阳关少故人。”“年光九十去难留，怜尔杨花逐水流。海上仙槎消息断，雪花满眼不胜愁。”

接下来，郁达夫自称“技痒难藏”，一下子写了四首七律绝句与孙荃唱和互动，其中一首为：“谙尽天涯飘泊趣，寒灯永夜独相亲。看来要在他乡老，落落中原几故人。”

2月20日是旧历戊午年正月初十，郁达夫在寄给孙荃的明信片上写道：“新春烟景，忆煞江南，千尺红尘，何时拂去。还望饭后茶余，时通尺牍，慰我羁旅。”

3月28日，郁达夫在写给孙荃的情书中指导对方多读古诗：“三月十六日所发书已到。附寄之绝句四章，亦已为改正寄上，可详阅之。汝诗已佳，然苦读诗不多，故平仄时有错置处。此后可取《元诗别裁》集中之七绝读之。”

接下来，郁达夫从自己游汤山温泉时写作的十首七律绝句中抄录三首，供孙荃研读学习。

4月8日，郁达夫给孙荃寄去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一句话：“文已迁居八高前水谷留次方矣，下次书来乞寄此处可也。”

这次搬家意味着郁达夫和雪儿之间第一阶段的恋爱同居已经结束。4月24日，郁达夫在写给孙荃的情书中情意绵绵地表白说：“二月廿一廿八两书已到，勿念。此番春假予游西京养老各处，遇奇人奇事颇多。欲为君详说，又苦无暇日。待他年返国时，再与作酒后谈也。”

关于自己和孙树祺的留学及回国事宜，郁达夫写道：“树祺与予相去六七百里，去冬别后，迄今未晤面者已四阅月。伊若暑假不归者，当偕伊及钱某赴海滨避暑也。同乡四人（予及王某钱某树祺）唯王某归计已决。予则今夏决不归。”

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郁达夫介绍说：“去年病，不赴学校者半载。近因去暑假不远，欲稍致力于温读。”

郁达夫故意隐瞒的事实情况是，他为了和日本女子雪儿恋爱同居并且游山玩水，竟然旷课半年之久。不仅浪费了极其宝贵的青春时光，而且白白耗费了国家供给他的留学公费。

由于这封情书没有及时寄出，郁达夫在4月26日又续写了第二部分：“予已为汝改诗若干首，下次书来，乞寄数张抄清诗稿来，当为汝制小序一篇。夸示同人。若有能文者，当为汝乞题序也。”

郁达夫在情书中给孙荃的诗稿命名为“夕阳楼诗稿，富春兰坡孙荃著”，他作为样板先行录入的第一首诗稿，是孙荃的闺阁情诗《秋闺》：“菊影穿簾月上阑，怀人千里梦难安。金风摇落梧桐老，一夜深闺翠袖寒。”

到了三年后的1921年5月4日，郁达夫写下第一篇针对“我们中国的思想界”和“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论战文章，标题就是《夕阳楼日记》。几天后的1921年5月9日，郁达夫修改完成自叙传小说《沉沦》，其中的21岁的主人公“他”站在妓院房间靠海的窗前所吟诵的诗句，同样嵌有“夕阳楼”三字：“夕阳红上海边楼。”围绕着日本海边的夕阳楼，小说中还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

他向西的一望，见太阳离西南的地平线只有一丈多高了。呆呆的看了一会，他的心思怎么也离不开刚才的那个侍女。她的口里的头上的面上的和身体上的那一种香味，怎么也不容他的心思去想别的东西。他才知道他想吟诗的心是假的，想女人的肉体的心是真的了。

1936年1月10日，郁达夫又在自传体散文《记风雨茅庐》中描述说：“他（指负责奠基的郭相经——引者）的这一句话，又恰好打中了我的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只空角上，我实在也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阳楼。

由此可知，一座塔样的夕阳楼一直是郁达夫“下意识里”翠袖相伴、饮酒作诗的精神家园。陪伴他饮酒作诗的红粉翠袖，可以是未婚妻孙荃，也可以是《沉沦》里的日本妓女，还可以是和他一起建造杭州风雨茅庐的第二任妻子王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