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头桃花谷底杏，两花窈窕遥相映

《白雨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年版）是钟锦博士继整理校订陈廷焯《词则》（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年版）之后又一新作，是对陈廷焯词学的著述传承和对其展开词学研究的又一贡献。

数百年来，弃医从文者，夥矣；由词人而兼为医者，夥矣。因治病救人感染而殁，却以词学雄于后世者，晚清陈廷焯一人而已。在其短暂一生之中，白雨斋皓首穷籍，撰述两部词学著作，皆为经典，名列近代词林。其《白雨斋词话》，媲美王国维《人间词话》，可当词学理论家之称；其选词之四集，以大雅、放歌、闲情、别调，统揽词苑，谓之“词则”，洵非自傲。今人有幸，《白雨斋词话》《词则》汇为一书，名曰《白雨斋词选》。一编在手，词之精华我有；批阅一番，词之典范跃然。陈廷焯推重唐五代词，于唐词重其平淡直率。他评皇甫松《竹枝词》时说：“诸词纯用比兴体，意味最深。”既然有比兴意味，说是对钟锦校订陈氏两部词集的写照并不为过，用作本文标题也恰如其分。

一

陈廷焯有英雄气，有济世心，有低调劲，其人虽殁，其书永存。读其书，知其人，此读书之一乐。又有可敬者，陈氏家族后裔，有陈昌、陈光远两先生，秉承先辈行事之风，于2014 年将家族世守珍贵手稿捐赠给南京图书馆。在此之前，屈兴国于1983 年出版《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时提及：“顷偶从陈氏后人张萃英、陈光裕、陈昌、陈光远先生处得手稿足本，大喜过望，爰为迻录，公之于世。”2009 年6 月，举办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时，我曾得一睹前辈风范，然彼时之我，初入古籍保护之业，懵懵懂懂，毫无知识储备，仅知两位收藏古籍之珍贵，甚至未想过他们带来参展的展品即《白雨斋词话》手稿，亦未曾获睹屈兴国先生校注，后由钟锦《词则》整理前言方知始末，不由慨叹，惜哉。

长短句之作，自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以降，兴盛于五代，《花间》一集，千古传诵。至宋元艺苑，词人辈出。明清两朝，代有佳作。自墨客文人至贩夫走卒，自庙堂官达至江湖落寞之子，凡有井水之处皆可歌，凡有文集者莫不备。故词之为乐亦为学，词人、词作、词话、词律、词史、词集构成词学的主要研究领域。词集之中，选词之书历来为词学批评家与理论家所重。他们广罗传本，编排选本，自我证成某一理论。佳词之选，粹编之作，势在必然。萃集精华之选词，一如《周易·萃卦》所云：“观其所聚，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选词亦如选文，是选政一端。或秉范例之义，或操旨意之心，既有为爱好者作者，亦有为学术者作者。前者为公众熟知，后者为学人所重。曾几何时，《花草粹编》《草堂诗余》版本繁多，翻刻覆刻，改编精选，应有尽有，几遍天下；时至今日，《宋词三百首》竖排横排，简体繁体，三复校笺有之，插图精装者有之。它们皆广为流传，倚声填词者人手一册，通俗流行词选名作即此类。《词选》《词综》《词则》《唐宋名家词选》等则为进阶读本，为选政之高级版本。

至于操选政者，沐勋龙先生曾云，其“各出手眼，专注于意格与结构”。又谓：“诗词之有选本，务须从全部作品抉择其最高足以代表其人者，未宜以私意妄为轩轾其间。”如此，“撷取精英，进而推求其所以异趣之故，则于欣赏与创作皆当受用无穷矣”。（《唐宋名家词选·初版自序》）《白雨斋词话》亦有说辞：朱彝尊的选词著作齐备而不精当，张惠言的词选之书虽精当但不齐备，但“与其不精也，宁失不备”，所以三复续补的朱彝尊《词综》远不如张惠言仅选一百一十六首词的《词选》，因为精选一定有它独特的标准：“张氏惠言《词选》，可称精当，识见之超，有过于竹垞十倍者，古今选本，一词为最。”（《白雨斋词话》卷一）在陈廷焯看来，尽善尽美的选本，难得一见。既然称之为选，就要精择，要以词的审美为准绳，要以人的性情为感通，《全唐诗》四万八千首，谓之为精者，可有三千。同样的宋词之选，“精绝者约略不过五百余首，足备揣摩”（《白雨斋词话》卷十）。选词是用来欣赏的，欣赏首先是一种美学的价值认定，若胸中毫无识见，则所选必然“泾渭不分，雅正并奏”。

以性情为词之根本，以沉郁为词之象征，以雅正为词之精神，这是陈廷焯所认定的词的价值所在，并以此甄陶历代词作，选定“《词则》四集二十四卷，计词二千三百六十首，七易稿而后成”（《白雨斋词话》卷七）。该书选词之富、评词之佳，足为词学总结之作，谓之词选集大成者亦非溢美。舍之施先生曾云：“陈氏于所选词，几乎每词皆有眉评，议论均有卓见，不拾人牙慧。其评论宗旨，亦重在于扶雅放郑。”“陈氏此书，自序于光绪十六年五月。后二年，即下世。此稿沉湮百年，不得光宣诸词老见而讨论之。惜哉。”（《历代词选集叙录》）诸词老未尝讨论之惜与不惜，且不必论；今人能以当下通行的书籍样式来阅读、欣赏、理解陈氏精选词集，则为吾人之幸矣。

二

陈廷焯谓，词须“关乎性情，通乎造化”，岂止词为然哉？任何一部精心淬炼而成的书，都饱含作者的心力和精力，都是人与世界的往来。无可否认的是，书之成与否，不会或者说不仅仅因其性情，而是因势因人以行。得其人，书可名世；得其势，书可传；据其书，人可无憾。无其人，即无其书。书籍世界，一如人间世，充满偶然、意外、惊奇和传奇。

书成与否，传与否，非一己所企望者，或乃命运使之然。今人皆知《四库全书》，乾隆年间所编书何止《四库全书》？乾隆初年，三礼馆诸臣，讨论详究，既有《三礼义疏》之御制刻印，亦有方苞、李绂诸名家闻于儒林。与修者之一，吾湘鄂之大儒王文清（号九溪，1688—1779），乃有清湖湘“四王”（王夫之、王闿运、王先谦）之一，陈宏谋曾于九溪故居题“经学之乡”，以为表彰。王氏著述极为宏富，可知者有五十余种，几近千卷，绝大部分手稿存藏于宁乡铜瓦桥老家，于清同治年间焚毁殆尽。至民国时，其后裔刊印数种，仅存三十余卷而已。王氏精于礼学，所作《三礼图》三种（含《周官图》《仪礼图》《礼记图》）仍存稿本于国家图书馆，与其他礼学诸书一样，无人问津。礼制学问，繁富无比，曾为正学，时过境迁，今非昔比，识者寥寥，真可谓“当世知之者鲜，好之者尤鲜矣”，故其学不彰，其人其书仅存一名而已。

词学则完全不同，近代以来，小词成为大词，倚声全盘摆脱了旧腔调、老束缚，全面走向人民的生活世界，成为表达情感的工具和表现文艺的手段。非但有众多词人竞作新声，有专业之士疏证、品鉴、评陟、校理、汇编，有专业刊物长期发表论著，有国内外众多学人制作新论，有众多读者喜好新旧之词，词之道非仅限于词矣。词学之明，无过于当代；词界之盛，亦以当代蔚为壮观。当此之时，方有白雨斋词学著作的三复校订和反复刊行书籍景观。

评论词人首在见其著述。进入印本时代以后，个人著作从稿本到抄本，再成刻本，又有誊写本、油印本、复制本、整理本、校注本、重订本、选编本等，层出不穷，无论何种版本，皆须便于获取，方为读者所知，否则秘藏秘传，终究为私有之物罢了。阅读书籍，由内容而价值，由价值而影响，方为学界所知。出版之重要，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陈廷焯生前未有任何著作刊行，故不名于时；世所知者，赖《白雨斋词话》。此书初刻于光绪二十年（1894），附有陈氏诗词若干首。然此本并不易得，至民国初年，瞿安吴梅任教北京大学，油印《白雨斋词话》为讲义，方为青年后学重其书。然吴氏《词学通论》论清词中兴气象，标举词家二十七人，自曹溶（号倦圃）、王士禛（王士祯，号渔洋山人）以下至王鹏运（号半塘）、郑文焯（字叔问），可谓俊杰之选。卷末喟叹：“人琴俱杳，能无慨然。”词之为文，故当发思古之幽情，亦当为古今之慨叹。可是，吴梅书中却未将陈廷焯列入，以成二十八宿，不免令人遗憾。测度其缘由，未能得见《白雨斋词话》稿本或是一端。据《白雨斋词选》卷末所附《陈廷焯自作词》，陈氏《蝶恋花》“日日伤春如病酒”“迢递声催花外漏”、《更漏子》“飏轻烟收急雨”、《菩萨蛮》“翡帱翠幄深深处”、《浪淘沙》“残日照平沙”、《水调歌头》“春事已如许”等，超过二十首自作词为刻本《白雨斋词话》所未收。

重视白雨斋词评及其理论贡献，瞿安有倡始之功。吴梅的词学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陈廷焯的影响，故《词学通论》开篇即提出“词之为学，意内言外”“不仅在词藻之雅俗而已。宋词中尽有俚鄙者，亟宜力避”“用字发意，要归蕴藉”等，无不与白雨斋所持词学观念相吻合。其后，唐圭璋谓，陈廷焯“崇风格、尚比兴、重寄托，提出‘沉郁’两字为词旨，影响词学颇巨”（《词则·后记》）。程千帆说：“余谓近代倚声之业，盛极一时，作手辈出，固无论矣；而评论家言，若丹徒陈氏之沈郁说，临桂况氏之重拙大说，海宁王氏之境界说，亦皆卓尔树义，度越前修。”（《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和王国维《人间词话》也就成为词学理论的不朽名著，钟锦称之为“近代三大词话”（《词则·前言》）。陈廷焯在近代词学理论上的创造被学者所推重，词学爱好者知晓白雨斋其人其书也就成为可能，他们拥陈且推陈出新。

三

于一众白雨斋拥趸中，钟教授锦较为特殊。钟兄自少年时代即热衷雅词，尤以哲理深邃为乐。叶嘉莹先生说：“钟锦好读书，这可以说是他的天性，而且博学、强识、深思，不但读书读得认真，且确有他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更有一点难得之处，就是他的古典文学的根柢，乃是他在少年时代毫无任何功利之追求时，纯任兴趣所天然养成的。”（《词学抉微序》）钟锦以《词学抉微》一篇，声震词林，洵为佳构杰作。

《词学抉微》中论及陈廷焯时指出，他强调浑厚沉郁其实就是一种道德法则，不是情味高低的价值判断，而是道德与非道德的价值追求，因此是对“士”的形象的表达，即“人只能靠这种高级欲求能力才能成就人之为人的价值；认识及此，才具‘士’之品格”。将包括词在内的文化的文学的鉴赏与人格能力相匹配，才能有人格的完全挺立，并以此贞定持守。否则，词家要么用率直来虚饰，要么以高洁来自视，以至于“小词”“诗余”成为一种自爱自赏的精致。如此，词的人民性和士人性被娱乐性和现实性取代，词的美学意义成了一种欲求的花样，娱乐的工具化、工具娱乐化，谀词或者娱词成为词的常见样式，词也就真正被异化了。因此，钟锦不仅赞同、欣赏陈廷焯的词学理论，还希望从他选编的词之精华中看到士人的格调，或许早在博论撰写时，就为后来整理陈氏著作埋下了伏笔。

钟锦博士自任教沪上名校以来，教学之余，孜孜于艺文典册，董理古籍，校订《迦陵词合校》《词则》等词集。完成《词则》繁体直排本后，他尚不满足，又耗时费力，将《白雨斋词话》《词则》汇于一遍，重以简体横排本印制。此书册分为五，开本适中，卷帙合理，便于展读批阅，上不负陈廷焯之苦心，下有益于普通读者，实乃白雨斋功臣、普通读者之福星。

何以要在繁体本之外再做一本新书？这是校订者的兴致使然，也是时代的读者所需使然。诗词的国度，需要各种诗词的读本。当简体版本越来越成为大众所需之时，词籍整理就不能单以旧籍整理的方法作为唯一的准绳，即所谓的原貌之坚持、原样之复制、原典之仿佛，三原之书，于传本而言，自是不待言，比如若没有影印本《词则》，就没有如今规模的白雨斋读者群体。但作为新时代的学者，必须为新时代的读者服务，故而创造性的编辑旧籍，在保持原作者编纂意图的情况下，尽可能完成一种新的读本，这是书籍丰裕时刻（affluentmoment）的一种形态。历史地看，丰裕时刻的书籍世界为我们的知识系统的建构，乃至历史世界的建构提供了文明的基石。明代自正德嘉靖以至万历，雕版印刷技艺在字体改进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纸墨等供应有了保障，士人群体不断扩大，书籍丰裕时刻成为可能，故而嘉靖万历刻旧籍，多以新的样貌出现，版刻时代的嘉靖本和万历本，成为晚明至晚清数百年间的普通读者所接受的典籍形式。这样也就有了所谓的明代刻书之例。其实这种刻书之法颇具传承和创造二重性，既回望过去，也面向现实。回望，是因为它是对旧籍的整理，是对前贤作者的致敬；面向，是因为它融入了校订者所处的时代之思。前者是传承，后者是创造。陈廷焯说，与古为敌者是真知古者，知古者才能变古。与古为化者，方能挺立于诗词境域。书籍也是如此。

如今，又一次的书籍丰裕时刻已然来临，编校出一部又一部新的旧籍读本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既为大众提供了更为便利的阅读之书，也为作者的学术精神传承提供了更为时代性的依凭。当我们以回归自我的方式阅读时，可以沉醉于陈廷焯用历代词学精华所编织的雅词世界，可以放飞想象，与之对话，和评论者，和原作者，这其实也是词的精神，即陈廷焯所一再表彰的，“用意造句，仙思鬼境，两穷其妙”（《白雨斋词话》卷二），即想象力丰富，方能超妙入神；文字要“都归忠厚，是词中最上乘”（同上），即要归于风雅，得心之宁静。陈廷焯说：“息心静气，沈吟数过，其味乃出。”（同上）换句话说：写词是一种自我的治疗，整理词学旧籍是一种自我的净化，读词则两者兼而有之。

钟博士以为我有词学之好，或可引以为同道，每有著述出版，皆喂投之。然，粗鄙如我，尚不能品词学杰作。虽曾重金购得影印本《彊村丛书》，亦陆续购得词学典籍贮满两三书箱，亦曾涂抹百余阕，终归是叶公好龙，不得窥探当代词学之堂皇殿宇，何能品评他整理校订的高厚典册。但关于陈廷焯，似乎也能从书籍史说上几句。

在我看来，陈廷焯的选词工作，不是为了炫耀词学之深，亦非为了创建理论，而是在选词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一种衡断的准则。这种准则，陈氏或谓之性情，或谓之沉郁，或谓之雅正，或谓之真气，是为了与当时一帮操选政者相颉颃，他所追求的是：意境厚、韵味深、才气旺、格调高和本原正词作，如此“规模自远”矣。然自吴梅以来，将其归之于词论“沉郁之说”，弱化了其词家的批评精神和词的美学价值。

其实，置身于碎片信息时代，学人对词之或沉或郁，了无意趣，因为浮与薄才是津津乐道者和喜闻乐见者，特别是如今这个短视频的即时通讯时代，沉意味着消磨，郁意味着隔膜，已经远离了陈廷焯当年提沉郁时的沉之为厚重、郁之为芬芳，更别说什么雅正之类的古典气息和道德美感。陈廷焯评欧阳修《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一词时说：“想到明年，真乃匪夷所思，非有心人如何道得？”自来的有心人，即是性情感通于古今者，人远天涯近，陈廷焯对欧阳修如此，钟锦对陈廷焯亦如此。或许正是为了与现实主义的词学角力，钟锦一再用心于陈廷焯，一如陈氏当年用力于唐五代词。匆匆阅过，略述随感，不知钟兄以为然否？未知读者以为然否？

作 者： 向辉，博士，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著有《敬道心筌：王阳明的教化哲学》《王阳明的书籍世界》《采采荣木：中国古典书目与现代版本之学》《衡门之下：古籍善本与书籍世界的研究》等，整理《古籍版本十讲》《毛诗原解》《周易正解》等。

编 辑：得一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