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与文化

一

尽管在现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难以看到李庆西先生的专论，但任何一位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人，都无法忽视李庆西先生的存在。庆西先生属于文坛隐逸高手，以其独特的文学活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了厚重的一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以潮流更迭的方式向前推进，每次文学大潮都会涌现出一批文学的弄潮儿，争奇斗艳，从而彪炳史册。客观来说，庆西先生可能不属于那种活跃在文学潮流风口浪尖上的风云人物，但绝对是他所置身其中的文学潮流的主体和中坚力量，属于静水深流那种，笃力前行，持之以恒。

庆西先生的文学活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已经四十多年，属于中国当代文坛的元老和健将。庆西先生既从事文学创作，又从事文学批评，既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又是一位作家型的学者，属于文坛的双栖能手，这在学术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实属少见而又难得。庆西先生博览群书，写作勤奋，才思敏捷，观念新颖，无论批评还是创作都能让文坛为之一新，具有观念引领的开拓作用。黄子平先生曾批评当代文坛有大量不读书的作家，以此来反衬庆西先生好学博学。庆西先生新著《存在感》，简要点评了自己平生所读书目，其量之大，阅读之深，令人叹服，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不读书的作家可以批评，那么不事写作的学者是不是同样也可以批评呢？虽然后者长期以来似乎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庆西先生则集创作与批评于一身，二者兼顾，且自成格局。这种双栖性的文学姿态，从小处而言，体现的当是其专注的文学兴趣和卓越的文学才华；从大处来讲，实则延续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方式，既述且作，学问和创作并行，同时也是对20世纪早期北大和清华等诸大家名家学术风范之承传，如鲁迅、朱自清等，既是著名作家又是卓越学者。庆西先生虽然长期从事出版编辑工作，不肯屈就高校学术界，但就其自传《四十年樽俎之间》所记叙的个人学术交往来看，他与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众多名宿大家互动频繁，尤其与众多学界翘楚如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等人学术交往密切，旨趣相投，其中可以体现出他对学院派知识分子学术风范的景仰。虽未入列，但风范有加。从总体来看，庆西先生从事文学活动，遵循的是自由和兴趣原则，其文学活动基本上见不出世俗功利色彩和被动性，可谓是一个单纯的文人和纯粹的知识分子。这在将文坛视为名利场而竞相追逐的当下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难得一见，令人钦敬。庆西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爱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活动既与当代文学发展同步，又深刻引领着当代文学的发展走向，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文学活动历史就是一部个人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庆西先生文学早慧，早在大学本科毕业时，虽然情系当代文学，却出手一篇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被权威学术刊物《文学评论》头条刊发，并被《新华文摘》转载，作者也因此从工厂调入出版社，一生与文学结缘。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庆西先生发表了不少学术研究论文，仅《文学评论》就发表了好几篇，彼时作者还年轻，可谓学术锋芒崭露，除学术研究外，还发表了不少小说，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文学新人。但在我看来，真正引起学术界关注，奠定庆西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坛地位和影响的，则是其在寻根文学大潮中的卓越表现。在寻根文学运动中，庆西先生深度介入，既发表评论文章来推波助澜，又以文学创作来躬身力行，呼吁倡导，以一己之力，将寻根文学运动引向深入。

庆西先生参加过被视为寻根文学运动滥觞的“杭州会议”，是寻根文学的当事人和发起者之一。在寻根文学运动伊始，庆西先生写过关于韩少功、阿城和李杭育等代表性寻根作家的多篇文学评论，对上述作家们的写作及时予以文化寻根意义上的解读，为寻根文学运动摇旗呐喊，功不可没。但真正对寻根文学运动产生深刻影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肯定的，则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接连发表的两篇重量级的学术论文：《新笔记体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上海文学> 1987年第1期）和《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 1988年第4期）。这两篇文章讨论的问题既与寻根文学相关，又显然超越了寻根文学，指向当代文学的总体发展。其中讨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文体，一个是文化。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最为关注的两个方面，也是庆西先生多年来文学活动所致力的两个方向所在。在我看来，文体和文化，这是认识庆西先生写作意义的两个关键词。

二

先看文体。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文体意识觉醒乃至膨胀的年代，出于对此前写作模式的厌弃，“怎么写”成为困扰这个时代作家们的一个普遍问题。当时，在外来文学的激发之下，大批作家纷纷改弦易辙，西向取经，以模仿西方现代主义为能事，从而掀起了形式实验的热潮。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庆西先生。庆西先生走上文坛时，恰逢其时，当代文学形式实验正如火如荼。他对古今中外文学典籍涉猎甚广，且能融会贯通，在文体感悟和文体实验上自有其敏感和过人之处。黄子平曾以“奔跑吧，兔子”来戏指和勉励庆西先生，指出其在阅读和写作观念上的不断更新，形象生动而又亲切。李庆西就是一只奔跑在当代文学前沿的“兔子”，敏感而又具有前瞻性。

20世纪80年代在文体实验上最出风头、最为激进、对传统文体规范最具冲击破坏力的是刘索拉、残雪等人的现代派写作和以马原、格非、莫言、余华等人为代表的先锋写作。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为圭臬，视本土文学传统为敝履，在给当代文学带来轰轰烈烈、天翻地覆的变革的同时，也将当代写作引入了歧途。例如，作家余华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是西化的；而残雪则偏执地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就是西方化；早期的马原和格非是博尔赫斯的忠实信徒；早年的莫言则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视为偶像，等等。在这种狂热的片面的西化热潮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很快就陷入了所谓的“影响的焦虑”，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过分地脱离现实，拒绝本土文学传统，先锋文学很快现实遇冷，遭到读者拒绝，发展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先锋作家们纷纷改弦易辙、自我调整，亲近现实，向本土民族文学传统回归，从而出现集体转型。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莫言、格非、余华等人20世纪90年代后的写作都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这种转型，并非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实验与本土文学传统相结合，实际上走的是中西结合的路子，既放弃全盘西化，又拒绝复古守旧。事实证明，这种中西结合的写作方式，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功之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较为良好的创作实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这种本土化创作转向直接相关。

实际上，这种中西小说观念的碰撞与取舍，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文体博弈的过程。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先锋写作而言，他们对西方小说更多的是技巧的借鉴与模仿，而转型后的先锋作家们对中国本土文学传统更多的是观念的领悟与运用，以本土文学传统来化解和接纳西方现代主义。而在先锋文学之外，则还有相当一批本土文学传统的默默守护者，庆西先生就属于此。

在这场中西小说文体博弈的过程中，庆西先生是有远见卓识的，与新潮小说、先锋文学等那种片面的西化不同，庆西先生在文体实验上是有所保留的，走的是亦中亦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这使他的文体观显得既不保守也不激进，虽然难以像残雪、马原、莫言等人那样屡屡制造出轰动性的文学效应，但却更能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如同陈年老酒，历久弥香。

1987年，《上海文学》第1期上发表李庆西评论小辑，一次性推出他的讨论文体的两篇论文：《新笔记体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和《文体也是方法》。两篇文章看起来是独立的，讨论的是两个方面的文体问题，但内在底蕴其实是相通的。那就是在他看来，文体不仅是形式，同时也是作家人格气质的投射，文体与生活结构具有对应关系，是对世界的表现方式。这就破除了通常的文体形式论，将文体从西方的形式主义美学观点提高到中国的本体论美学高度，见解自是不凡。在这前后，他还发表了一篇《论氛围》的文章，作者运用中外各种文学的例子，对“氛围”这种小说美学问题进行仔细感悟辨析，体现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体素养，颇有独到之处。这篇文章作者自己较为满意，只是遗憾学界关注不够。总体来看，在理论上，庆西先生对小说文体不乏真知灼见；在创作上，对各种文体广泛实验，腾挪跌宕，自由穿梭，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文体家。

在所有的文体中，庆西先生用力最大也最为人关注的是新笔记体小说。他不但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释，而且还躬身力行，创作了大量的新笔记体小说，从而让这种传统的带有私人特征的中国化小说文体，跃居纯文学殿堂，逼人关注，并引来众多的追随者和爱好者。时至今日，新笔记体小说早已为读者所接受，无论是创作者还是阅读者，都早已蔚然成观，这是该种小说文体的时代发展。在当代文坛，从事笔记体写作的作家不少，但能够从理论上阐发的并不多，杰出者如汪曾祺，文学史上通常将他视为新笔记体小说的倡导者，他的新笔记体写作很多，但似乎并未做过理论上的专门阐释，只是偶尔随意谈之。他甚至坦言“我对笔记体小说的概念并不清楚”；继而笼统地认为“凡是不以情节胜，比较简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不妨都称之为新笔记体小说”。相比而言，在这方面庆西先生可谓是用力精深，独有所得，发他人所未发，对新笔记体小说的当代存在做了专门理论探讨，对这种小说文体的大众化普及，起到了巨大作用。在我看来，这是李庆西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贡献。

在这篇文章中，庆西先生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观点：

（一）文体是作家主体选择的结果，“新笔记体”小说的出现，就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体激变的年代，1985年甚至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方法年”，各种现代主义表现方法在中国文坛竞相上演，从“各领风骚三五年”到“各领风骚三五日”。文学面貌日新月异，花样翻新，中国文学几乎变成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试验场。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整体的西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选择，是对此前僵化的虚伪的现实主义艺术规范的厌弃与突围。但是，这种片面的西方化无疑也走向了极端，背离了中国人固有的审美习惯和文学传统。说到底，这种形式上的模仿终究只是一种“技”的借鉴，而非“体”的感悟。正如庆西先生所言：“西方现代主义给中国作家开阔了眼界，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实的自我感觉，更无法解决中国人的灵魂问题。”韩少功也表示：“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淡。”二者表达的是同样的担忧。

中国文体学博大精深，自成体系与特色。在中国传统文体理论中，文体并不单纯地指向形式或技法，而是与作家主体的人格、气质乃至禀赋、情趣相连，是作家艺术人格的体现。中国古代有“文如其人”的理论，西方也有“风格即人”（布封）的说法，都指出了文体与作家人格之间的对应关系。那种通过模仿借鉴而来的文体能够体现中国作家的人格气质吗？能够带来独属于中国人的特有的文体感觉吗？恐怕很难。庆西先生还借用结构主义理论，指出新笔记体小说的出现来源于特定的中国社会现实：“倘若采用结构主义的说法，问题可以笼而统之地归诸本文结构与现实结构具有何样的同一关系。”对此，汪曾祺认为：“前几年流行笔记体小说，我想是出于作者对现实主义精神的要求。读者接受这样的小说，也是对于这种精神的要求。说得严重一点，是由于读者对于缺乏诚意的、浮华俗艳的小说的反感。”二者认识是一致的，指出新笔记体小说是对特定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只是汪曾祺的表述更具体些。他还运用现象学的观点，表明新笔记体小说这种文体与作家之间的互相选择：“诚如现象学派美学家杜夫海纳所说，艺术家在寻找自我的同时，自己也在被寻找。”在20世纪80年代，现象学还是一门从国外引入的比较新颖的哲学理论，主张“回到事物本身”，强调对事物现象的直观把握，而不去关注其背后的本质。这种观点将文学从沉重的社会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无疑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美学精神。庆西先生将之运用于新笔记体小说和寻根文学研究，表明他的学术认识与时代美学同步，视野开阔新颖，在当时的国内文学界，无疑得风气之先，技高一筹。

所以，在庆西先生看来，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新笔记体小说都有其存在的依据，既是当代作家主体的选择，也是现实对文学的要求。这种阐释就让新笔记体小说这种新兴的小说文体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而并非是部分作家的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庆西先生的这种认识表明在先锋文学大潮的冲击之下，中国当代仍有一部分作家在坚守文学传统，在延续着传统文学的血脉。这是包括庆西先生写作在内的新笔记体小说出现的背景和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