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需要精神上的热切响应

周明全，复旦大学中文系202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大家》杂志主编。著有《隐藏的锋芒》《“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70后”批评家的声音》等；与陈思和共同主编《“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主编《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等。曾获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文学报·新批评》2015年度优秀评论新人奖特别奖、2020年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等。

越来越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

张玲玲（以下简称张）：你出道和大多数当下年轻的批评家的出道有些不一样。几乎所有当下活跃的批评家都是硕士、博士毕业后，经历多年的学院教育而后走上批评之路的。而你是先从事批评，之后才开始读硕士、博士。是你觉得做批评还是需要经过学院的理论训练的一种自觉选择吧？你认为从事一段文学批评再开始进入学院深入地学习文学理论，对你自身的成长有哪些帮助？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轻骑士”栏目做我的评论小辑时，我写了一篇自述性的文章《我是批评界的“野狐禅”》。之所以自喻为“野狐禅”，一是当时的我还没有去高校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这在重师承、重学术谱系的学术界，的确显得野。二是我身处边地，且供职于和学术研究无半点瓜葛的出版系统，主要工作是做出版，虽偶尔写评论文章，也属野路子。三是我自己的学术准备也还不足。

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像一个上山打柴的野孩子，无意中发现“寺院”里的武僧在练武，就站在“寺院”的高墙外，一边看一边跟着比划，然而这种比划，除了动作和姿势能像那么回事外，其实是没有“内力”的。我曾经渴望自由，想象着自己像古时的游侠，执剑走天涯，我不羡慕“寺院”的真和尚，总觉得他们清规戒律太多，不自由。相对于自由，“内力”又算啥呢！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野和狂莫名其妙地减弱了，开始羡慕那些不动声色，却能以无形之招制敌于千里的高手，遂莫名地羡慕那些高墙内的真和尚了。这才是我39岁“高龄”，自觉自愿地苦背单词，复习文学史，重回考场的动力和原因。

跟随张清华、陈思和两位导师的系统学习，让我明白了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毕竟是非常专业化的工作，只有“放胆为文”，只有野和狂是不行的。在思想上，做学问是要有狂野精神的，要敢于“大胆假设”，但在具体的研究和写作中，却需要有理论的支撑，需要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和“小心求证”。而这些，都需要跟随导师，认真地去修炼，单依靠自己看书有些东西是很难内化于心的。

但作为“野和尚”的这段经历，于我还是很珍贵的。我在“真和尚”苦练内力时，曾洒脱地吃肉喝酒走天涯，遇见不少真性情的朋友，碰到各种啼笑皆非的事，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书，也算丰富了自己的阅历吧。现在对很多人与事，都能以很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对世界和自我都多了包容。

张：年轻一代批评家近十年来逐渐走上了批评舞台，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出道初期，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培养机制，以及《南方文坛》等理论刊物对青年批评家大力扶持。你2015年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2016年第6期《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推介了你。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对你的成长有哪些帮助？

周：2012年从散文随笔的写作转入文学批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2012年第12期发在《名作欣赏》上的《可以无视，但不会淹没》。这么多年来，我对《名作欣赏》心怀感激，它是我文学批评起步之地。虽然我至今仍未到过太原，但我的学术之路和太原是紧密相关的，或许可以说，太原是我的福地。除了《名作欣赏》，当时还在《都市》杂志工作的闰文盛兄邀请我在《都市》开设了研究“80后”批评家的访谈栏目“同步成长”。这组“第七代批评家”访谈，或也将在王朝军兄的垂爱下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概是2014年在昆明市文联搞一个活动，邀请了时任《小说评论》主编的李国平兄讲课，课后闲聊，当国平兄得知我在出版系统工作，很感慨地说，现在的青年学者科研压力太大，要在万千人中冒出来太难了。你在出版系统工作，就更难了。所以，能入选2015年第四批客座研究员，对我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入选客座研究员后，他实现了学术论文发表的自由。这个话，说得特别真诚。能顺利发表自己的学术论文，对年轻批评从业者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客座研究员机制，让很多青年学者“浮出”了历史地表，也让很多刊物认识了这批年轻批评从业者，为他们迅速走上批评舞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我自己也是受益者。

素有批评家重阵的《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2016年第6期推介过我。中国最一线的批评家从最早的南帆、陈晓明、李敬泽等到时下更年轻的“90后”批评家，均被“今日批评家”推介过。自1998年至今“今日批评家”几乎涵盖了“60后”“70后”“80后”“90后”四个年龄层的主要批评家群体。我自己能被纳入这个谱系里被推荐，不仅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激励。

我身处边地，能被这些最为重要的平台关注、推介，在精神上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文学，尤其是文学批评，真是孤独者的事业，它需要精神上的热情响应和支持，没有这些，很多人会选择放弃的，我也是。同时，《滇池》杂志“中国批评家”栏目2015年第3期、《创作与评论》（现在更名为《文艺论坛》）杂志“新锐批评家”栏目2015年第4期、《长江文艺评论》杂志“轻骑士”栏目2016年第2期分别推出过我的批评小辑。2018年，在国平兄的邀请下在《小说评论》开设了“中国小说”专栏，让我得以集中、系统地对中国古典小说发表自己的浅见。这些都是我成长路上非常重要的外部助推力量。我们现在总是强调一个批评从业者要如何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这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内因。但也不能忽视外部力量的助推，若没有外部力量的协助，一个年轻的批评从业者，很难“浮出”已经板结化的批评界地表的。从我自己来说，若没有这些关爱与帮助，我可能蜗居云南，堕落成整天和小地方的文友们吃肉喝酒，相互吹捧，百无聊赖地在虚荣或是虚无中，如井底之蛙一样混日子了。

张：听你多次聊起过陈思和先生对你的影响，你现在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也算遂了心愿。我看你在文章中也写道：“思和先生认为：‘只有传道授业、出版和学术研究三位一体，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岗位。’这句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期许之言，对我影响甚大。”我想知道的是，陈思和先生对你有哪些影响？

周：思和先生对我的影响，首先是精神气质上的。我最近在编撰先生的年谱，我发现，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先生都不抱怨，都在认真地做事、做学问，始终将对文学专业的研究与对现实批判的介入紧紧结合在一起。谢有顺师兄在《成为一个创造者——我所理解的陈思和老师》中说：“在陈思和身上，洋溢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极为可贵的担当精神、岗位意识。由他，我经常想，中国不缺思想者、写作者，最缺的恰恰是如何把思想转化成实践，如何把纸上的构想变成现实的人。空想容易，行动却难……一切思想，不能返回到现实，不能转化成实践，它的意义都是有限的。”有顺师兄对思和先生的这一判断极为准确，先生就是这样的人，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行动，将自己的思想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也正是在先生的影响下，这么多年来我才结合自己在出版系统的岗位，与先生共同策划、主编了《“80后”批评家文丛》和《“70后”批评家文丛》；2022年主编的《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也是在先生的支持下策划编辑的。当然，离先生的境界还相差万里，但我始终在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身体力行地做些有价值的事。做这些工作，无非想通过自己切实的努力，在承传、接续、播撒精神传统方面，做一点自己的工作。对我而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后学既能亲炙前辈们的风范，同时，也算是努力朝先生所言的“理想岗位”慢慢靠近吧。离先生之理想，我差距万千，但在精神的血脉上，我渴望与先生并肩。其次是做学问的态度，有次我写一篇批评史的文章，在谈胡适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时，因为这个评价我很熟悉，就懒得去翻《胡适文集》，顺手抓起手边杨犁编的《胡适文萃》做了注释。先生看我文章后，特意将此处标红，并注明让我查原文。先生说做学问一定要去阅读最初的文献资料。先生常说，他的导师贾植芳先生，在他刚起步写论文做研究时，就告诉他：研究一个作家，一定要读他最初发表的文本，了解它的最初动机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并且要注意他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对文本进行修改的。这一点让先生受益匪浅。或许，这也是学术传承吧。最后是先生总是关爱年轻人的成长，看到很多师兄和其他学者的文章谈到先生在学术、生活上对他们的关爱。从2013年9月第一次拜访先生到现在，近十年来，经常受到先生的鼓励和帮助，或许可以说，若没有先生的鼓励和倾尽全力的帮助，我想大概我是不会去念博士的。当然，在具体专业的学习上，先生对我的启发、帮助也非常多。

张：你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作家老村对你的影响，每位批评家都有几位或一位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作家，除了老村，你还关注过哪些作家？他们对你做批评研究有什么影响？

周：我听老村之前和我讲，一些批评家在和他聊天时对他的《骚土》赞赏有加，但一转身写文章盘点年度的长篇小说时，却只字不提老村的创作和《骚土》。这或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下批评界的一些实情吧。我从不回避老村对我的影响。我在多篇文章中都谈到当初阅读《吾命如此》的震撼，老村的底层色彩与我当时内心的失败感意外重合，让我产生了巨大的感动，自此我将老村视为知己，并从单纯的阅读转入现实的交往。我一直觉得，失败者只有在失败者那里才能得到精神的安慰，别指望从成功者那里学到反败为胜的秘诀。一个失败者，在成功者那里，得到的只有伤害，甚至绝望。

我最初从事文学批评，是从阅读《吾命如此》以及《骚土》开始的，老村给了我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情绪，有对抗，有对文学不屈不挠的执着和探寻，有在命运无情戏弄下生命的坚忍和坚守。另外，对“中国小说”的理解、阐释，也基本上来自老村的《骚土》为我提供的美学经验。可以说，是通过对老村创作实践的理解研究，构成了我对“中国小说”研究的兴趣，甚至也构成了我今天的小说评价方式。这些年我阅读过很多作家的作品，和不少作家也交往甚密，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喝酒吹牛，谈和文学无关的事。一个人对另一个的影响其实是很难的。幸运的是，在我懵懂之时，受益于老村。

张：《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轻骑士”栏目做你的批评专辑时，你写过一篇《我是批评界的“野狐禅”》，自称“野狐禅”。此后你到北师大和复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按你自己的说法，应该是从“野狐禅”变成了“学院派”了。这种转变，对你的批评写作或研究有哪些影响？

周：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披露了刘半农的事：“刘半农因为没有正式的学历，为胡博士他们所看不起。半农受了这个刺激，所以发愤去挣他一个博士头衔来，以出心头的一股闷气。”刘半农本人是始终留恋于新文化战线的战斗的；因此，他在去欧洲留学前夕，还写信给周作人，倡议与周氏兄弟合作，共同编《近代文艺小丛书》，系统介绍西方文学艺术（除小说、戏剧、诗歌、文艺理论外，还包括音乐、雕刻、绘画、歌谣等），并以其固有的热情，开始着手王尔德短篇小说与屠格涅夫散文诗的翻译。此动议得到鲁迅、周作人的支持，后因刘半农出国而未实施，留下了中国翻译出版事业上的一大遗憾。讲这个故事，倒不是说有人嘲笑我没有博士学位，我才去读博士的。事实上，我和刘半农正好相反，很多人觉得我根本不用去读博士浪费时间。有选择，自然就会有放弃。刘半农选择去国外拿学位，离开了新文学阵营，很多计划也落空了。我选择去读博士，可能也会放弃有些世俗的名利，但我肯定也会得到很多东西。比如，我的阅读是很随性的，写文章也随意而为，但现在，开始很认真、系统地读书了，写文章也有了一定的规划，这可能就是很具体的变化吧。但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学院派，或者说，自己离学院派还远着呢。所谓的学院派，不是说在高校拿个博士学位，或者身居学院成为教授、博导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学院派。我觉得，真正的学院派，他需要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对知识本身有信仰，不受世俗名利的左右，能静心地从事自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