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书籍从里到外的学问

主持人语：2020年4月16日，在石祥、董岑仕二位老师的帮助下，我策划了“青年学者说文献学”访谈专栏，陆续在“书目文献”公众号推送，在学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近日，承山东大学官立老师相介，蒙《名作欣赏》编辑部邀约，在访谈中选择数篇，仍以“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为名，陆续刊发为专栏文章。我设置的问题基本相同，而受访者根据自身情况做出了独特的叙述，是访谈主体实际的作者。因此，各篇署名为受访者，读者当无异议。开栏之际，奉命略赘数语。

文献学让我们读书有所选择。且不说如今每年出书近30万种让人目不暇接，传世古籍的20万种也足以令人望而生畏。做人、做事、做学问，应该读什么书，怎么读？不管是否从事涉古专业研究，我觉得学一点文献学常识，起码让我们不会迷失于茫茫书海。此起彼伏的直播、断断续续的短视频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能在这喧嚣之中，寻一本好书，慢慢地读下去，似乎可以拉长我们的生命值。

历史文献学也好，文学文献学也罢，文献学既是一门学科，也是诸多学问的门径所在。它最低的限度，起码应该让我们遇到问题时，查找相关资料有的放矢、节省力气。如果从学科的角度讲，数字人文背景下的文献学，依旧大有可为。翻检近些年的论著论文，不难发现，传统粗放的目录、版本、校雠之学虽然依旧有很多未完成的题中之义，但从宏观角度考虑学科架构，借鉴西方阅读史研究经验，回溯我国传统的读书治学方法，细化承载文献的物质载体分析，都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如今越发方便的获取途径，让我们通过一件件具体文献的个案剖析，能够关联起相关历史、哲学或文学本身的清晰脉络，由小而大逐层推进，不局限于微观，不空疏于宏论，文献学当砥砺前行。刚刚起步的数字人文之学，更是要借助文献学的纲张目举，网络海量碎片知识，通过数据认同、机器学习的手段，不断优化系统，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人文”。

2022年4月，两办发布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深化古籍学科理论构建，编写专业教材，强化实践教学，鼓励在文史哲、中医药等相关学科专业教学中增加古文献相关教学内容，鼓励有条件的院校设立民文古籍与汉文古籍兼修的古文献相关学科专业。”从这个层面来看，加强文献学的课程训练，契合了时代对文史相关学科的教学要求。专业学生的文献功底将更被重视，只要耐得住寂寞，认真读好书，毕业的出路应该是更加广阔啦。这样一说，文献学的前景是未来可期！

1.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答二我是从大学开始接触文献学的，但这还得从更早说起。我小时候是想读美术专业的，因为家里画画的人很多，大姨父1950年代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学画比较便利，自己也很喜欢，姨父觉得我可以画下去，平日还常跟我讲王子云、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前辈的故事。可到了初中体检，才发现自己是红绿色盲／色弱，虽然单色分得很清，但面对辨色图，只会指“鹿”为“马”，姨父知道后也有点失望，说或许可以去搞雕塑或者版画，但他觉得除非有极大的毅力，否则没必要走这条路了。从初中到高中，我化学和数学成绩一直不错，又把考化学相关专业引为理想，但高一的物理老师是位退休返聘的宁波老先生，一口方言我听不懂，而且上课只讲难题，说教材上的内容自己看看就行了，结果我物理成绩每况愈下，想想自己色觉又有问题，不少专业限报，于是在高二文理分班时，干脆就学了文科，而且立志读中文系。

想学中文大概和从小读的书有关。我家住在大同街的徐州市图书馆旁，同学妈妈又是图书馆的，给我开绿灯，在闭架的1990年代，我可以进到书库去找书，再加上家里有很多古典名著和外国小说，课余即沉浸其间。初中毕业时，语文老师（现在江苏师范大学的步进教授）叮嘱我将来一定要读中文系。还有，我祖父是读中文系的，虽然他在我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但这对我也是一种敦勉，也是父母不反对我学文科的原因。高二时，参加全市征文大赛，有篇作文拿了二等奖，发表了出来，让我更加笃定要考中文系。

高考先填志愿再考试，我所有志愿填的都是中文系的专业，但莫大讽刺的是语文考砸了，150分只考了94分，全班倒数，阴差阳错按第二志愿读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古典文献专业，日后回忆，这都是命运使然。之所以会报考这个专业，其实很懵懂，填志愿时觉得“古典文献”这四个字看起来就挺有营养，进去应该能读不少古书，方便以后写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那个文化背景下，我幼稚地以为能写出畅销作品，再被改编成话剧、影视剧，可以寄托神思，在时空中延展生命的维度。然而现实是，我有位从未见过的大舅，曾是国防科委政治部的职业编剧，比我妈年长很多，1976年四十多岁就病逝了，所以我妈认为做编剧太耗心血，坚决不准我报考中文系下面戏剧影视方向的任何专业。我报古典文献，父母倒没有干涉，大概因为不懂，也不知这个学了能做什么，更不知道这个专业可能比做编剧更辛苦。在我被录取后，他们才去问了一些朋友，听说这个专业打基础非常好，将来可以接着读研，也就默许了。

之所以有这么多拉杂铺陈，是因为时至今日虽然投身在自己喜欢的专业里，但我时常有出离感，会想起年少时的梦，心中总有一个平行时空里无法忘却的彼岸。这或许也不是坏事，在现实中不会入戏太深。

刚上大一，老师就告诫大家古典文献这个专业是枯燥乏味的，是要坐冷板凳的，我心想我才不是来坐冷板凳的，后来渐渐发现，冷板凳一定是少不了的。其实坐冷板凳就是要能沉下心来读书做研究，这个素养也需要慢慢磨练，无论学什么，若要沉潜其中，都离不开冷板凳。今日的文献学，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古籍数字化的飞速发展，变得比较多元，无论是古籍资源的获取与利用，还是学科内外的交流，抑或专业知识的学习路径与转化应用，都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坐冷板凳的素养依然必不可少，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门枯燥乏味的专业，反倒在人文学科中，因为拥有海量的研究资源，不仅可以通过逻辑实证解决故纸堆里的真问题，而且极具激发活力的潜质。我跟学生开玩笑说，咱们是一门赛博朋克（Cyberpunk）专业。

2.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答：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主要在于为本科生提供一张古代知识资源的地图，教会学生挖掘资源、阅读资源、使用资源的方法。至于这张地图的比例尺大小以及层级多少，可以因材施教，因人而异，但地图一定要提供给有需要的学生，哪怕是一张分辨率不高的模糊地图。

3.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答：所谓历史文献学与文学文献学，这个区分或许并不存在。当年学科设置时，“古典文献”先设在中文系下，也就是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后来由于一些人为的原因，“历史文献学”又设在历史系下，也就是现在的一级学科“中国史”下，其实两者并无太大区别，“历史文献学”的“历史”，并非historical，而是bistoric，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是同义词，像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就包含很多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者。但是因为一级学科归属的不同，历史系下的往往偏向史部文献研究，而中文系下的容易偏向小学文献、集部文献研究，我认为用经、史、子、集的古书四分法来看待文献学科的分支方向可能更加合理。

从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来看，经部文献以及小学文献、史部文献、子部文献都有涉及，集部接触相对不多。大四毕业实习时，也曾协助江庆柏老师整理过《陈维崧诗》，特别是将南京图书馆藏的康熙六十年的《湖海楼诗稿》逐字誊录、校勘。这件事早已尘封在了记忆深处，前段时间有位朋友说他要重新整理陈维崧的集子，来问我当年的工作，一下激起许多在清凉山古籍部看书受挫的回忆。

具体来讲，我本科阶段读的古典文献专业，南京师范大学开设于1983年，由老一辈学者徐复、钱玄等先生创立，另外当年还有一些老先生对专业影响很大，比如像诸祖耿先生是江庆柏老师的硕士导师，对业师赵生群老师也指导尤多，大概因为这些老先生，奠定了我们的学术传统。如果攀附一下，应该是“章黄”后学吧，但因为我自己不成器，从来不敢自诩，生怕辱没了前辈令名。专业开设的课程，以先秦经典专书导读为主体，兼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些基础课，这种课程体系对我个人影响较大，大二下学期坚定了研习先秦经典的志趣，后来又有施谢捷老师讲授文字学、出土文献课程，黄征老师讲授训诂学、敦煌学等课程，以及诸位专业老师课后的各种交流与指导，使我受益至今。

大学时还选修或旁听了很多专业以外的课程，包括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当时南师的文艺学有很多国内活跃的学者，使我一度痴迷文论研究，很想跨考美学。如今回想这些课上的具体内容大都记不清了，但有些思考方法或许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又比如，当时郁贤皓老师刚退休，主动提出到仙林新校区给我们全院开一门《李白专题研究》的选修课，好像一共6周，主要是讲他如何做考证研究，这门课听到最后剩下的人不多，我是坚持下来的一个，因为缺乏基础，郁老师口音又重，不少地方听不懂，但他以身示范地强调学术攻坚要围绕经典，要解决难题，要挑战前辈大家，这些经验都像常识一样融入了我的意识里，自己年龄越大，越感受到这些学术取向的重要性。

硕士阶段，忝列赵生群老师门下，开始研读《左传》，之所以选择《左传》，起先并非个人的喜好。大学时因为方向东老师的几门导读课，我本来最爱读的是老庄这些子书。又因为受施谢捷老师影响，读了一些古文字的书，对李学勤、裘锡圭先生极为钦慕，发现他们两位前辈都强调治先秦之学，《左传》是必读书，而且要熟读。我考博时也报考过李学勤先生，但因为李先生在历史系招生，要考中国通史，我有两道大题不会，结果这门课没及格，又回来考了赵老师，被收留了，因此在南师读博阶段留级生的感觉特别强烈，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毕业离开了，怅然自失，此是后话。

考上硕士，甫一入学，赵生群老师正在新注《左传》，我跟赵老师说打算跟他研究《左传》，赵老师听了很高兴，收下了我。虽然本科时上过赵老师的《左传》导读课程，选读过不少篇目，但编年体的书，真正通读起来，非常困难。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的版式对初学者很不友好，正文、注文杂侧，字号接近，又没有颜色区分，《十三经注疏》等影印本就更难读了，当时只好把经传抄录下来，然后对照注文，再一点点弄明白，我记性又不好，看完即忘，如此反复，非常沮丧，将近一学期才读到文公。

这里说个题外话，有的老师强调读先秦古书开始要看《十三经注疏》，一些教过我的老师也爱这么说。学院里还流传着诸祖耿先生可以大段背诵《十三经注疏》的传说，老先生记忆力惊人我是完全相信的，我高中有位同桌，就可以过目成诵，新发下来的语文、英语课本，几个早自习下来，一篇篇背给大家听。但如果说从《十三经注疏》入门读古书，我忤逆地认为这是个误区。

古书的难易与阅读接受之间有种张力，越难读的经典、越复杂的文本，开始越要找最简明的版本来读，哪怕是一些现代学者的注本，比如李零先生的书，我就很喜欢，还有像唐明邦先生的《周易评注》、杨筠如先生的《尚书覈诂》、杨天宇先生的三礼译注都是很好的入门书，否则像《周易》《尚书》《仪礼》这类，开始就看古注古疏，或者集解之类，歧义纷呈，会磨灭阅读兴趣，怀疑自己的智商，严重打击信心，以致后患无穷。我在经历各种打击之后得出的教训是：在熟悉了经典文本之后，才适合去看详注。想想清代人也是从四书开蒙，然后才进入经典，也没有说上来就读《十三经注疏》的，而且即便有了基础再来读，最好也要有老师带着讲，光靠自己啃下来，除非天赋异禀，否则事倍功半，多数劳而无功。我认为《十三经注疏》只适合围绕具体问题来查检，或者针对性阅读，而不是通读、泛读，起码不能作为入门书。像民国时黄侃先生指导弟子读十三经，也是要求用白文圈点。阅读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自己能有收获，学有所得最为重要，千万不必拘泥于形式，要实事求是，切忌自欺欺人。最近看到一套明嘉靖时期的“魁本”大字刊本五经，那种版式带来的阅读快感，真是读《十三经注疏》无法体验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