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与民族精神塑形

关键词：语文教育 民族精神 文化自信 塑形

语文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一门基础课、工具课。学好语文，有利于学生学习其他学科。语文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教会学生识字、读书和作文。这与每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息息相关，是一种“生存教育”。在学生的精神发育和心灵成长中，语文课不仅教语言运用，发展思维，培养审美，传承文化，还扮演着精神保姆和人生导师的角色。语文教育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渗透到学生骨髓里，融化在血液中，体现在行动上，成为他们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

语文教育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

语文课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工具性，一是人文性。工具性即培养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具体说就是听说读写能力。人文性即培养人文底蕴，积累知识，开阔视野，滋养心灵，丰富思想感情，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对个人来说，语文关乎一个人的终身发展，为人生奠基。社会整体的语文素养，往往又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和文化自信。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精神活力和个性特征，是人们普遍遵奉的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的社会理念、价值追求和道德风尚。民族精神的基点本来是“民族”，但在现代社会中，民族又总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国家的代名词。中国由56个民族构成，中华民族就等同于全体中国人民，民族精神就是中国精神。汉语言文字既是汉民族的母语，同时也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所有中国人经常使用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汉语言文字又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信息载体，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语文教育实际上又起着为中华民族精神塑形的作用。

1.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语文教育

中国语文教育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字同步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文献的刻写解读，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语文教育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史传承和文化认同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中华民族历来就有重视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孔子授徒，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德行就是今天的德育，言语、政事、文学相当于今天的智育。秦始皇统一六国，首要的措施就是“书同文，车同轨”。许慎《说文解字·叙》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针对当时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彼此无法交流的状况，西汉扬雄编纂了《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为秦汉时期大一统提供语言服务。语言文字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官吏的选拔、任用与考察，都要看他们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水平。《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干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书令史。”这里的“讽书”，就是指背诵默写。能够背诵默写9000字以上，才有资格担任郡县史的职务。如果在正式公文中写错别字，会受到检举揭发。《汉书·艺文志》说：“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唐代国子监将“书学”列为“常贡之科”，字写得好可以授予官职。《新唐书·选举志》云：“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

在20世纪初语文独立设科以前，古代语文教育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基本内容的人文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寓于“大语文”教育。孔子倡导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朱熹说：“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知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即便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样的童蒙识字课本，往往也含有思想教育的内容。如《千字文》中“都邑华夏，东西二京”一段30句，盛赞洛阳、长安的宫殿豪华、文物盛美，实际上是在提醒偏处江东一隅的梁朝君臣不忘中原故土。1728年（清雍正六年）8月6日雍正皇帝的《上谕》，要求福建、广东两省官员学习官话，“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凌远征：《新语文建设史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2）实行教育改革，《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第13条规定，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

2.民族危机愈显语文教育价值

文学界有“家国不幸诗家幸”之说，是说民族苦难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素材，文学大师无不是叙写民族心灵史的高手，才为后人留下精神遗嘱，成为文学经典。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每当发生民族危机，语文教育的价值就愈发突显，民族精神教育也就愈加重要。有时语文问题甚至能影响国家政治。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率团访华，这是中英两国间的首次接触。英方特意挑选了天文仪器作为见面礼，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产品，代表着英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结果在中文礼品清单上只写作“壹座大架仔”。马戛尔尼的中文头衔译为“钦差”，尤其让中方反感，因为在中方看来，只有天朝大国才有资格派遣钦差，你们英国是前来朝贡的，只能称“贡使”或“贡差”，所以英方所提要求被乾隆皇帝一概拒绝。如果答应了，就意味着两国是平等的了，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中文翻译不准确才导致了两国首次接触失败（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因条约的中英文版本在若干关键语言表述上出现矛盾，后来引发“广州入城风波”。清咸丰七年（1858），英、法、俄、美等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时，就在第五十款特别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辞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劫难。1935年9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提出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不仅是问南开师生，更是对所有中国人的灵魂考问。罗常培在西南联大时，曾在昆明广播电台发表演讲《中国人与中国文》，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否则就不配做这一国的国民。”柏杨《上小学的日子》说：“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当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大家，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国土、屠杀中国人民时，全班学生随着教师的嘶哑声音，哭成一团。当时老师用‘千钧一发’这个成语，形容中国命运，解释说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头发，下面悬挂着千斤重量的钢板，我和小朋友们紧张得小身体都浑身淌汗，第一次为国家付出重重忧心。‘千钧一发’是我第一个学会的成语，也是使我为爱国甘愿付出生命的起步。”范用《我爱穆源》：“老师教我们唱《苏武牧羊》《满江红》，歌词文绉绉的，不大好懂，但从历史课里我们已经知道苏武和岳飞，他们讲气节，一个做了俘虏不屈服，一个英勇抗敌。这两首歌唱起来，有一种悲壮的味道。”“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在那令人难忘的日子里，唱啊，唱啊，唱得热血沸腾。谁说我们小孩子不知道民族危亡，不懂得抗日救国？”汪曾祺《我的初中》中也有过生动描述：“明伦堂的东西两壁挂了十六条彩印的条幅，都是民族英雄，有《苏武牧羊》《闻鸡起舞》《班超投笔》《木兰从军》……为什么要挂这样的画？这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全国上下抗战救国情绪高涨。我们的国文、历史课都增加培养民族意识的内容，作文也多出这方面的题目。……大敌当前，全民奋起，精神可贵。我到现在还觉得应该教初中、小学的学生背会《木兰词》，唱‘苏武留胡不辱’。这对培养青少年的情操和他们的审美意识，都是有好处的。”

日本人占领上海，暨南大学教授郑振铎在《最后一课》中记述：“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如果不让语文老师讲爱国讲真理，他们会感到特别“苦恼”和“愤怒”。于满川《语文教学的回顾》说：“语文教师要讲思想，讲道理，而那时是：爱国犯罪，冤狱遍于国中；告密受赏，特务横行天下。讲课是不自由的。语文教师更常被看作是危险人物。龚自珍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而语文教师是无法‘避席’的，你不讲，学生要问。一次一位教师上课，学生问他：‘世界上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他回答说：‘因为地球长得好。’师生哈哈一笑。但这样的回答，教师还是受到了警告：哗众取宠，别有用心。在山河破碎、国土沦亡的时候，不能讲真理，不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许多语文教师感到苦恼，也感到愤怒的事。”可见，越是在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时期，语文教育越能凝聚国民人心，振奋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

3.语文教育彰显国家尊严

清末学者邓实曾说：“一国既立，则必自尊其国语国文，以自翘异而为标致。故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台湾国语推广运动就最能看出语文教育与国家尊严、保国保种的关系。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本在台湾设立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向总督桦山资记提交的《台湾教育意见书》，开宗明义写道：“台湾的教育第一应该使新领土的人民从速学习日本语。”推行他们的所谓“国语”（日语），目的就是要用日语日文取代汉语汉文，“希望通过教授日语而使台湾人转变成日本人”，台湾从此开始实行长达50年的奴化教育。另一方面，当时也有不少台湾民众坚持传习汉文，利用书房、诗社、文社、白话文研究会、台湾文化协会等组织，坚持学习祖国语文。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政府才成功收回台湾。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他在重庆会见记者时说：“本人到台湾后，拟先着手国语与国文的教授，预期达到使台胞明白了解祖国文化的目的。”教育部一方面从各省选调优秀国语教师赴台任教，另一方面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成员来自西北师范学院和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语专修科，主任委员是魏建功，副主任委员是何容，委员有黎锦熙、萧家霖、吴晓铃、俞敏等。台湾各县都设立了国语运动委员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语推广运动。魏建功发表广播讲话《学国语应该注意的事情》（1946），提出“恢复自由使用祖国语言，推行国定标准语言”。1947年5月6日，陈仪发表卸任感言时说：“我们之所以要赶快学会国语文……更重要的理由，是要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我们读讲日语的耻辱，还我中华民国国民的本来面目。”（许长安：《台湾语文政策概述》）1990年代，著名作家老舍之子舒乙去台湾时，还为台湾民众的普通话之纯正而感叹（《乡音灌耳》）。

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中国语文教育波澜壮阔、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中，曾涌现出一大批深谙语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吴玉章、徐特立、高语罕、陈望道、萧楚女、杨贤江、陆定一、胡乔木等，或曾任中小学国文教师，或当过青年学生刊物编辑，或编写过语文教材，或参与领导国家语言文字改革，有着丰富的语文教育实践和学术积累，进而形成他们各自的语文教育思想。他们关于语文教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论述，指引着我国语文教育教学的改革方向，成为语文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锐意改革、接续前行的精神动力。他们的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丰富了我国语文教育思想宝库，为我国语文教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4年，徐特立出版《国文教授之研究》《初等小学国文教授法》《小学各科教授法》，提出小学国语科的“教授要旨”，是“在使儿童知普通言语及日常须知之文字，而养其表达思想之能力，兼启发其智德者也”。1920年，陈望道受陈独秀之邀，翻译《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他积极推动新语文运动，出版《修辞学发凡》，与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合编《开明国文讲义》，发起成立“中国语文学会”，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奠基人之一。1922年2月，上海平民女校在上海法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李达、蔡和森先后任校务主任。高语罕教国文，邵力子教古文，陈望道教作文，张守白教国语文法，李达教马克思主义理论，陈独秀教社会学，沈雁冰（茅盾）、沈泽民和美籍教员安立斯女士教英文，商务印书馆编辑周昌寿教物理、化学，李希贤教经济学，范寿康教教育学。从这个课表可以看出，语文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语文作为革命干部的基本素养，把语文教育作为培养人才、开展革命工作的基础工具。高语罕后来出版了《国文作法》《作文与人生》《文章及其作法》《语体文作法》《中学作文法》等系列作文教学论著。他的《白话书信》与陈独秀《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是当时最畅销的三部书。

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是白话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主编的《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1931年，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拉丁化新文字”。抗日战争时期，胡乔木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主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等国文》。毛泽东指示何凯丰、徐特立、范文澜为工农干部编写《文化课本》（1942），并亲自作序，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他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反对党八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纪念白求恩》《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等，是语文教材的经典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