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一白鹤，丰采多绰约”

一本毫不造作的情书

《云鸥情书集》1931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该社总编辑王礼锡为之作序；内收情书68封，曾连载于天津《益世报》。“鸥”即“冷鸥”，女作家卢隐的化名；“云”即“异云”，其情人和丈夫李唯建的化名。王礼锡在序中赞扬了两位作者“天真的毫不作伪的态度”，认为“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这一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充分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卢隐在她的《自传》中说：“这本东西之能问世，是在我们意想之外的，因为那里面的几十封信，完全是我们一年以来的通信，有一次大家无意的谈起这些信，拿出来重看一遍，觉得写得很美，不像一般人的情书，在这里面，有我们真正的做人的态度，也有真正的热情，也有丰富的想像，所以我们便决定把它公开了。”又说：“这是一本真实的情书，其中没有一篇，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当我们写这些信时，也正是我们真正的剖白自己的时候，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已不固执着悲哀了，我需要从新建造我的生命，我要换过方向生活，有了这种决心，所以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卢隐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6月15日初版，第97页）。本文标题“云端一白鹤，丰采多绰约”，取自卢隐致文学史家刘大杰夫人刘辉群的一首五言古诗。“白鹤”是卢隐的自喻；“绰约”形容柔美多姿，可以借此形容卢隐短暂一生中的多方面贡献。

《云鸥情书集》共收68封情书，其中李致庐38封，庐致李30封，均写于1929年春至1930年春，曾连载于1930年2月14日至4月8日天津《益世报》文艺副刊。1931年2月庐隐在书信前后加上引言和结局，改名为《云鸥情书集》出版；接着北平法文版《政治周刊》译成法文，出版单行本。这应该是庐隐作品第一次走向世界。

…五四’的产儿”

庐隐是谁？茅盾说她是“五四’的产儿”。她有一本自传，从童年时代一直写到临终前两个月，1934年6月15日，即庐隐去世后一个月由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现收入六卷本的《庐隐全集》，且有再版本印行，因此对于书中的内容不必复述，以下多谈些自传没有涉及的简况。

庐隐（1899—1934），福建福州人，学名黄英，庐隐是她主要采用的笔名；其含义有两种解释：一是取意于“庐山真面目，隐约未可睹”；二是期盼去庐山隐居，过逍遥自在、无羁无虑的骚人生活。其父是清光绪戊子科举人，曾任湖南永州知县。庐隐不仅生于5月4日，而且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之后成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国文系的插班生，业师中就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不过庐隐在各种新思潮中，主要接受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克鲁巴特金的互助论以及日本新村主义等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庐隐于1920年初即登上了文坛，当时是跟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又跟冰心、林徽音并列为“福建三才女”。她一生留下的作品有140多万字，尤以小说闻名于世，其代表作《海滨故人》风靡一时，尤受青年学生喜爱。庐隐小说多以女性为题材，以抒发哀情为中心，词藻华丽，文句高雅，具有悲剧美。尤为可贵的是庐隐初登文坛，就表现出了她的平民立场和底层关怀，以期推翻一切不平等的制度，谋人类的幸福快乐。在她笔下，出现了被财主蹂躏至死的农家女、被北洋军阀殴打的爱国学生、不愿意出卖灵魂的纱厂女工、在战争中惨死的士兵和为他们哀啼的亲属……这种立场和情怀一直保持到了她生命的终结。试举一例：

在国民党治下，灾害连年不断，民众颠沛流离。1933年黄河决口，沿河村落竟成泽国，灾民不下三百万。庐隐发表了《代三百万灾民请命》一文。她以此前民众为前线抗日健儿捐款两千万，而一千八百多万竟被贪官倾吞为例，警告办理赈济的大人先生不能再次用民众捐赠的救灾款中饱私囊（载1933年9月1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年发表的《灾还不够》一文中，庐隐将当时的天灾跟人祸直接联系起来，尖锐地指出：“灾害只有使大人物多些升官发财的机会，所以他们乐得多制造些灾来，鱼肉民众了！”所以，救灾的根本在于民众觉悟，团结起来打倒奴役民众的魑魅魍魉。（载1933年7月7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这就径直将改善平民的生存状态跟政治制度变革联系起来了。

除了创作，庐隐还翻译过一些世界名著。如果把庐隐誉为翻译家难免有溢美之嫌，但把她定位为一位优秀的翻译者则毫不过分。徐志摩曾赞赏庐隐的丈夫李唯建是翻译雪莱、济慈的青年诗人。庐隐自身有一定的英文造诣，又受到李唯建选编《英国近代诗歌选译》的影响，曾先后翻译过三首英文抒情诗：摩尔的《夏天最后一朵玫瑰》、兰特的《少女的哀愁》、莎士比亚的《爱情的丧歌》，译文相当传神。最为难得的是，她还翻译了英国斯威夫特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不仅译文流畅，而且增加了注释。遗憾的是，作品主人公游历了四个国家，庐隐只译出了前两篇《小人国》《大人国》，未能译出《飞岛国》和《慧驷国》这两部分。庐隐以小说家闻名于世，在戏剧领域也曾涉足。早在1921年4月11日，她就在女高师《文艺会刊》3号发表了《近世戏剧的新倾向》一文，论述了戏剧的起源跟时代的关系，以及由写实主义到象征主义的发展趋势。她也有戏剧体裁的作品，如三幕剧《冲突》、四幕剧《牺牲》，表现出她驾驭多种文体的才华。

最令人惊异的是，庐隐对中国小说史也有深入的研究。众所周知，中国小说自来无史。1920年开始，鲁迅才在北京大学讲述中国小说史大略，印成油印本，经修订，于1923年12月至1924年6月分为上、下册由新潮社出版。庐隐在1923年6月21日至9月21日就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连载了近三万字的《中国小说史略》。庐隐并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而鲁迅1923年10月才到北京女师大任教。无论庐隐此文是否受到鲁迅讲义的影响，她在中国小说史方面的研究都是具有开拓性和原创性的。

情书背后的三个男人

1916年，17岁的庐隐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初恋.对象是她姨母的表亲林鸿俊。其时庐隐正对阅读小说产生了浓郁的兴趣，除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还读遍了林琴南翻译的三百多种外国小说。林鸿俊原是留日学生，因父亲重病，辍学回到黑龙江老家。不久父亲病故，便投靠亲戚，想在北京谋职。他知道庐隐痴迷于小说，便将新买的一本《玉梨魂》借给她。这是民国时期小说家徐枕亚于1912年创作的一部哀情小说，描写了小说教员何梦霞与一位青年寡妇白梨影之间一段哀婉的恋情。作品心理描写细腻，语言清丽典雅，赚取了庐隐不少同情之泪。林鸿俊得知庐隐因为阅读这本小说而终日不食，便主动给庐隐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先丧母后丧父的不幸遭际，博得了庐隐的深切同情，双方开始了密切接触。但庐隐当时还抱独身主义的人生态度，有些恐婚。林鸿俊便托人向庐隐之母提亲。庐母嫌林鸿俊学历低，拒绝了这一请求。林鸿俊于是写了一封非常悲哀的信给庐隐，激起了庐隐的一腔义愤，于是也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的执拗，只得后退一步，以林鸿俊必须大学毕业才允许结婚为条件。林鸿俊表示接受，又由一位亲戚筹措了两千元为大学学费，庐母这才同意女儿跟他订了婚。两年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庐隐既忙于在北京求学，又成了运动的骨干分子，更不大回家。林鸿俊此时大学已经毕业，要跟庐隐谈婚论嫁。庐隐表示，她还只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第一届本科二年级的旁听生，希望大学毕业之后再成家。林鸿俊觉得一个女子整天在外奔走非常可笑，女子何必管那些跟家庭不相干的事呢？庐隐觉得林鸿俊的思想日趋平庸，他想抛弃所学的工程专业去考高等文官，双方感情上产生了裂痕。庐隐一直痛恨官僚政客，便决定跟热衷仕途的林鸿俊解除婚约，宁愿自己终身不嫁也不愿过平庸的生活。后来由于庐隐的坚持和亲戚的劝解，林鸿俊终于同意跟庐隐分手，娶了一位富家千金。庐隐跟林鸿俊感情的破裂，固然跟他们之间追求的人生目标不同，同时也跟双方的年龄差距不无关系，因为林鸿俊当年确实到了应该结婚的年龄，而庐隐只有二十岁，正在人生的成长时期。

庐隐的第二次情感经历发生在她跟郭梦良之间，丘比特射中他们爱心的那支利箭就是“五四”新思潮。这是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因为郭梦良是由家长包办成婚的一位有妇之夫，妻子叫林瑞贞，如不结婚，父亲和祖母即不允许他前往北京求学。郭梦良生于1897年，仅比庐隐大两岁，是北京大学法科的学生，先入预科英文班。他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参加过李大钊组建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曾参与“五四”进步期刊《新社会》《人道》《奋斗》的编务和撰稿，热衷于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思潮，希望能通过生产自治、产业民主等改良手段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的解放，类似于波兰的团结工会。1919年11月16日，日本警署出动敢死队，在福州台江枪杀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并派出军舰开赴闽江，酿成震动全国的“福州事件”（亦称“闽案”）。旅京福建学生组织了联合会，庐隐跟郭梦良都是这个团体的骨干。郭梦良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被推举为联合会的主席和油印刊物《闽潮》的编辑主任，而庐隐是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代表，被推选为该会的副主席和《闽潮》的编辑，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解散之后，郭梦良和庐隐等十五人又组织了一个“社会改良派”（Social Reform），简称“SR”，每周秘密集会一次，并进行通信讨论。由于郭梦良明敏沉稳、勤慎笃学，庐隐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1921年暑假，两人同游杭州，由友情发展而为爱情。郭梦良并没有隐瞒自己的家庭状况，并表示愿与原配林瑞贞离婚。庐隐不忍拆散郭梦良的家庭，两人在杭州雷峰塔下订约，决定精神恋爱，永不相忘。1922年夏，庐隐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郭梦良不愿跟庐隐仅停留于精神恋爱，忧郁成疾。1923年暑假，郭梦良从北京回老家福州省亲，表明了他跟庐隐的关系。郭父以林瑞贞多年未育为由，同意郭梦良娶庐隐为“继次”，即续娶之妻，以续香火。同年秋，庐隐不顾亲友的反对，在上海远东饭店跟郭梦良举行了婚礼。1925年初，李梦良跟庐隐的女儿宝宝诞生（后改名为郭薇萱），成了他们爱情的结晶。

据庐隐在《郭君梦良行状》-文中回忆，郭梦良婚后曾任上海自治学院的总务长，事必躬亲，心力憔悴，积劳成疾，于1925年11月25日因伤寒病逝于上海宝隆医院，年仅28岁。郭梦良生前一好友叫徐六几，两人都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不幸徐六几也英年早逝。徐的遗孀陈天予在挽联中写道：“基尔特主义销沉，此去见六几，握手休论前世事；兜率天灵魂缥缈，无言慰庐隐，伤心同是未亡人。”

庐隐跟郭梦良的结合，最终是一场悲剧。据女作家谢冰莹回忆：“她（指庐隐）不顾社会上的一切批评，始终热爱着梦良，哪怕物质生活苦得连吃两顿饭都成了问题，她也愿意和梦良到处漂泊，过着他们的精神自由生活，不幸后来梦良得了很重的肺病，因经济有限，不能不回到老家去休养……结果，她遭遇到生平没有受过的侮辱，乡下人都把她当作如夫人看待，梦良的乡下太太更把她骂得眼泪双流，抬不起头来；有时候，甚至还加以拳打足踢的虐待。”（《黄庐隐》，谢冰莹：《作家印象记》，台湾出版）谢冰莹上述回忆，可从程俊英《回忆庐隐二三事》一文中得到旁证。程俊英是庐隐的同窗好友，她在文章中直接援引了庐隐1924年致她的四封信，其中写道：“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你问我婚后的情况，老实说吧，蜜月还算称心，过此则一言难尽。应郭父母之命回乡探亲，备尝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我现在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呵！这就是人生！”“经医检查，郭患肺病，他坚决要回闽疗养，只得听从。而家人的嬉笑怒骂，变本加厉，为了郭，只得忍受。俊英，我辈素胸襟坦白，岂堪胯下之辱！”（《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1期）

庐隐第一次婚后的失落，在她的作品当中也得到了曲折的反映。1925年6月10日她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6卷第6号的《胜利以后》，基本上是一篇书信体的小说，作品借女主人琼芳跟友人沁芝的通信，表现男女在恋爱期中可能有一味的深念，可以花前月下，细谈曲哀；但一旦结婚，就得整理家务，照顾子女，觉得生活过得不过平平淡淡，既失去了少女时的幽趣，又失去了结婚前的抱负，成了“高等游民”。如果女子不做社会事业，那还有什么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因为琼芳家庭放不下，社会没事业，深切体会到世上没有无缺憾的爱情。什么自然的美趣，理想的生活，都变成了空中楼阁。在1927年2月10日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2号的《何处是归程》中，女主人公沙侣已是一个妻子和母亲了，竟不知何处是归程。作品通过女主人公跟她姑姑的命运，表现出庐隐当时徘徊人生歧路的真实心境。沙侣婚后因生活琐事消磨了人生，曾经的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她姑姑独身，热衷于民国时期的女权运动，结果妇女同盟会冰消瓦解，姑姑只落下了一个“准政客”的薄名。作品通过人物对话表达的观念是：人生复杂，绝无完美。如果天地完美，那就无须女娲炼石补天了。结论是：女人不能迷失在理想的花园里，否则婚后一定会从星空坠落到谷底。

1933年1月15日至2月16日，庐隐在《申江日报》副刊《海潮》发表了小说《一个情妇的日记》，小说中的“仲谦”影射的是郭梦良，而女主人公“美娟”则以庐隐本人为原型。“仲谦”是一个漂亮而又潇洒的男人，决心将他的生命交付给国家和他信仰的主义，而且是一个有妇之夫。但“美娟”仍热烈而执拗地苦恋着他：“为了爱，我的灵魂永远成为你的罪囚；服帖的，幽静的跪在你的面前！”虽然“仲谦”不能以整个的身心交付给她，虽然她因此会成为“破坏他们美满家庭的罪人”，她也以追求真心挚爱的异性为人间最大的幸福。这使“仲谦”陷入感情的旋涡之中，既不愿离弃为他毫无怨言服侍堂上二老的发妻，又怕“美娟”为他“牺牲了名誉地位和法律上的权利”。“仲谦”的犹豫态度一度使“美娟”感到如一座尖峻的冰山从天空坠下压在她的心头。小说的结尾，是“美娟”病了一场之后，受到朋友们的激励，决定从上海远赴冰天雪地的东北，跟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战斗，把对“仲谦”的爱升华为对中华民族的大爱，内心充满了伟大的喜悦。这样的一种结尾虽然显得空洞，但却是庐隐当时写作时的最佳选择，因为“美娟”的心理活动完全符合她跟郭梦良热恋时的实际，而他们生活中的真实结局又并不像她原来想得那样完美。如果按照她个人的经历如实描写，必然会破坏她内心仅存的美好回忆，也会有损她曾经挚爱过的郭梦良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