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询文学与人生的智慧

一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教育注重文学的思想性，而思想性又常常被简化为“歌颂了什么”“暴露了什么”“反映了什么”“显示了什么”，等等。这样的简化固然有助于青少年接受统一思想的教育和应试教育的标准答案，却也必然使文学丧失原有的活力。尤其是在新一代青少年越来越具有批判意识、开放意识、个性意识，对于文学的看法也越来越不拘一格的今天，如何使文学教育回归应有的丰富性，怎样在文学经典的个性化阅读与思考中去寻找、感悟人生的五味俱全、世界的光怪陆离，已经成为难以回避的课题。

例如：如何看李白的浪漫诗情与嗜酒如命？《红楼梦》的“好了歌”与现代派的虚无主义有哪些不同？鲁迅既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情，又有“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悲叹，其间的彷徨表明了什么？托尔斯泰为什么不喜欢莎士比亚？同为存在主义作家，加缪与萨特为什么分道扬镳？诸如此类，都昭示了文学的神秘与神奇，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的思想性”“文学是精神家园”“文学充满正能量”这样的老生常谈。

二

因此，应该提出“文学的智慧”这一概念，以区别于“文学的思想性”。比起简单化的“思想”，“智慧”显然更能够引发对于人生的复杂、生活的多变、社会的多元、命运的玄奥的深入思考，从而超越教科书的简单化思维，避免滑入褊狭、人云亦云的深坑。

人生的复杂就在于：人们常常靠代代相传的常识指导自己的生活。然而，常识也每每是一般化的经验之谈，却很难洞悉生活的千变万化、人心的瞬息万变。

都知道“有志者事竟成”“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些励志的名言曾经鼓动起多少人的奋斗热情。然而，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却失败了。有时代的问题，就像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揭示的那样：于连那样的有志青年如果遇到拿破仑的时代，就会从军，可在王政复辟时期，他只能通过教会的道路往上爬，却不想在爱情上栽了跟头。《红与黑》是无数青年生不逢时、终于幻灭的经典缩影。这部小说能够使人想起巴尔扎克的《幻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鲁迅的《在酒楼上》、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子夜》……而经历过类似悲剧的人们，谁还信“有志者事竟成”？文学经典中，当然也有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那样充满正气、奋力打拼、终获成功的英雄豪杰，是这世界上不乏“有志者事竟成”的证明。然而，文学的世界中，似乎成功者的形象远远不如幻灭者那么多。

“血浓于水”“家和万事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俗语，都是古往今来人情世故的提炼，是在纷乱世事中安身立命的所在。可是，有的家庭的确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直至人才辈出——从众所周知的“义门陈”到曾国藩家族、梁启超家族的传奇，都是传统家教成功的证明。但描写家庭悲剧的文学名著也不少——从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到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余华的《现实一种》、张洁的《无字》，都是家庭矛盾层出不穷的证明。在这些家庭矛盾的深处，人性的自私、利益的纠结、代沟的分裂，都击破了血缘的亲情。

还有爱情，最美好的人间情感，有“有缘千里来相会”“千里姻缘一线牵”“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种种美好说法。文学史上，讴歌美好爱情的作品如星汉灿烂——从《蒹葭》到白居易的《长恨歌》、柳永的《雨霖铃》，从穆旦的《诗八首》到舒婷的《致橡树》，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斯蒂芬·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都深深打动过无数人。尽管如此，暴露婚姻不幸、“痴心女子负心汉”“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经典也比比皆是——蒋防的《霍小玉传》、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鲁迅的《伤逝》、郁达夫的《茑萝行》、老舍的《离婚》、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铁凝的《麦秸垛》……都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心叵测、命运多舛的证明。

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广大平民百姓活得正直、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人生信念，可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好心无好报”“好心办坏事”“好人命不长，祸害遗千年”之类的警示也伴随着无数人间悲剧，为人熟知。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并行于世，彰显了现实充满矛盾、选择进退两难的人生困惑，令人感慨。人们在向善也有所自保，嫉恶如仇又常常关注恶、研究恶，有时甚至“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或者在随波逐流、尽职尽责的“平庸之恶”的命运中不知不觉助纣为虐。

还有“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浩然正气，却也有“亲兄弟明算账”“财上分明大丈夫”“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能通神”“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等尽人皆知的生活常识。千百年来，“重义轻利”的教育代代相传，可到了社会上，“恭喜发财”的吉祥祝福、“一夜暴富”的执着念想、“锱铢必较”“讨价还价”“欠债还钱”的交换心态，以及“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世态炎凉，还有逢人便问“一个月工资多少钱”的关切，都足以表明：既重义又重利，才是国人的心理底色。中国人善于经商，古代就一直有“商圣”范蠡“商以致富”，吕不韦、沈万三“富可敌国”，“红顶商人”胡雪岩是“活财神”的佳话流传，还有“无徽不成商”“无宁不成市”“南有徽商，北有晋商”的谚语广为人知，一直到走向世界后，成为“华商”，在西方竟然有“东方的犹太人”之名。而1980 年代以后席卷神州大地的“全民经商热”则充分释放出了被压抑已久的“发家致富”“全民奔小康”、争当“万元户”的冲天热情。当代中国的经济起飞与无数大大小小的商人、企业家焕发出神通广大的经商才能密不可分。

还有平头百姓一直信奉的人生圭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万丈高楼平地起”“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务虚名”“天上不会掉馅饼”“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都体现出本分、勤劳、淡定的平常心。不过，另一方面，千变万化的现实又使得人们深知“走捷径”“遇贵人”“赶巧了”“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说一套，做一套”“神出鬼没”“竞争无底线”的道理，为出人头地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在《三国演义》中，既有忠心耿耿、义薄云天的关羽，也有奸诈狠毒的曹操；在《水浒传》中，被逼上梁山的人们多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冤屈，而高俅父子的为非作歹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红楼梦》中王熙凤弄权、金钏投井、鸳鸯抗婚都是权贵贪污、草菅人命的证明。到了现代，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子夜》和老舍的《骆驼祥子》都写出了奋斗与梦想的结果是幻灭的主题，令人想起巴尔扎克的《幻灭》、左拉的《金钱》、司汤达的《红与黑》、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

世事无常，福祸无常。所以，老子讲“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是既可以给顺境中的人以提醒，也能给逆境中的人以慰藉的。常言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既富有辩证法的意味，也为无数人事浮沉、命运突变所证实。只是，读《三国演义》，见绝顶聪明的诸葛亮到头来也敌不过司马懿的强大，终于饮恨五丈原；读《红楼梦》，看威威赫赫的四大家族终于免不了“好就是了”的宿命，只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都不禁使人联想到史书上那些“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不过三代”“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蹶不振、万劫不复的人间悲剧，以及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小人得志、昏君无道的层层黑暗，怎不使人叹息乌云蔽日、是非颠倒，不得不怀疑人间正道！那些在暗无天日中，本分善良的人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乱世，才使得绝望情绪如瘟疫般一次次大流行——从“贫贱夫妻百事哀”到“他生未卜此生休”，从“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多少不幸的人们望穿双眼也等不来命运的一丝转机！甚至等来的只是更加惨痛的结局！这些事实足以使人对鲁迅的人生哲学感同身受：“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当然，这是需要特别坚强的意志、特别透彻的目光的。这是需要做好与不绝的厄运搏斗的充分心理准备的，就如同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揭示的那样：“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却不能打败他。”

文学就这样揭示了社会与生活的另一面、多侧面，使人们渐渐远离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浅薄廉价的开导、欺世盗名的骗局，从而变得理性一些、聪明一些、成熟一些、坚忍一些，渐渐脱离天真烂漫、头脑简单的状态。尽可能做到通达而不世故，有防人之心而不至冷漠麻木，有充分的心理去经受各种考验。

三

文学常常被形容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也就是说，文学能使人超越俗世的重重烦扰，获得阅读的愉悦、心灵的充实和智慧的启迪。

一方面，读文学佳作，可以令人痴迷，忘却现实。例如志怪传奇、唐诗宋词、武侠小说、科幻文学、仙侠文学、旅游文学，都富有滤去了世间尘嚣的清新氛围，都能够令人进入一个光怪陆离、璀璨夺目的幻想世界。那里，是人类的一处避风港。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写闲适人生、浪漫心情、唯美情怀、励志哲理的作品，也引导读者去发现现实生活的美好，那氤氲在美食醇酒、琴棋书画、茶道花间、旅途驿站、爱情友情间的诗情画意，能让人从中感受生命的快乐、心情的放飞和时光的可贵。

只是，最终还得面对现实的困惑。如何应对生存压力、激烈竞争、复杂人事关系的挑战？怎样释放强大的生命热能，或者至少在逆境中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一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早就把“有志者事竟成”“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办法总比困难多”之类的励志格言播撒在青少年的心田中了，然而，即使是教育者，也常常在与生活的残酷、压力的巨大周旋后，不得不灰心丧气，直至一蹶不振、怀疑人生。于是，如何在文学中发现生存的智慧、进取的慰藉或者“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境界，就成了值得探讨的话题。

奋斗有奋斗的经典——从歌德的《浮士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贝多芬传》、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中国的《三国演义》《西游记》《铁道游击队》《心灵史》……人类奋斗的激情代代相传。只是，如果那热情受到了命运的捉弄，误入了狂热的歧途，奋斗的结果就会被历史理性宣判为罪过。

所以，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经典中，讴歌奋斗的作品不如欣赏、同情平凡人生，感慨人间悲剧的作品多——从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琵琶行》到鲁迅的《阿Q 正传》《祝福》、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原野》再到张贤亮的《绿化树》、莫言的《丰乳肥臀》、阎连科的《丁庄梦》，从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司汤达的《红与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太多太多的人间悲剧启示读者：无论古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悲剧远远多于“有志者事竟成”、善有善报、皆大欢喜的正剧或喜剧。那些悲剧的层出不穷，昭示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无情，以及社会不公、弱肉强食、正义缺席、常常连法律也无能为力的可怕。

因此，就逆来顺受地活？从鲁迅的《阿Q 正传》《祝福》到高晓声的《“漏斗户”主》、余华的《活着》、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都记录了底层的贫困、弱者的艰难、社会的麻木，也都令人感慨：为什么人世间的不平路，一直有人在铲，却从来铲不平？也许人与人之间出身、能力、运气的千差万别使得社会上总是难免贫富差别悬殊。可为什么扶危济困、怜悯弱者的人道主义传统一直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为什么恃强凌弱、仗势欺人、泯灭天良的恶人常常得逞？

文学展示了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

文学也昭示了世道的悲凉、人性的悲哀。

因此，你不能不感到忧患的深重。《周易》讲“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诗十九首》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名句，引起过多少人的强烈共鸣！

四

然而，还是有一部分人通过个人奋斗，抓住机遇，成功改变了命运，并且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正所谓“事在人为”“少年心事当拿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我们的教育一直不缺激励，但那些简单化的范例其实不能使受教育的青少年直面社会的复杂、生活的变化。

生活中常有不测风云，如何应对？连志存高远、温柔敦厚的孔夫子也在屡屡碰壁后产生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连才华出众、心胸开阔的苏东坡也有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感叹；连意志坚强、宠辱不惊的曾国藩也有过因为打了败仗而绝望、自杀的至暗时刻；连满怀爱心、渴望与民众共命运的托尔斯泰也不得不离家出走，倒在了风雪弥漫的车站；还有那些才华横溢却阴差阳错死于非命的诗人，在了断生命的那一刻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在今天的“挫折教育”中，应不应该把这样的往事讲给青少年们？让他们明白：自己经历的失恋、考试受挫、父母离异等，其实是人生路上难免的挫折，比起前人经历过的苦难与绝望，没有什么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