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稳的空间、不安的历史与茫然的小说之美

毛晖：我对整部作品（葛亮：《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年7 月版）风格的基本观感就是安稳和恰当。语言方面，从方言持有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小说中的方言非常生动活泼，而且它与标准语结合的度，也拿捏得很恰当；情节方面有一些香港文学的模式痕迹；相应地在人物塑造方面，主要人物形象相对稳定，内在性格特征也没有特别剧烈的变化过程。以上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点单独拎出来，相比于葛亮写香港的《浣熊》，或者写工匠的《瓦猫》，都未必更好，但是整合在一起，反而出乎意料得刚刚好，阅读过程非常舒适。当然大家可以认为这种舒适可能是由他的写作对象造成的——小说中出彩的食物描写片段，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个理由实在太过感性，在舌尖抚慰之外，小说“安稳”感的来源，还是值得深入琢磨的。

整部小说是用一种伪回忆录加非虚构的方式来写的。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两个老师傅的回忆和叙述人“我”的文献调查的结合，虚构的成分腾挪在其中，有好处也有难度。在《燕食记》之前，葛亮其实还写了一个匠人系列，也就是构成《瓦猫》这部小说集的三部中篇，这部小说说到底也是关于手艺人的故事，也就是“匠人”的故事。我们不妨从“匠人”这个词开始说起。“工匠精神”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匠艺活动，很多时候都是指一种随着工业社会到来而逐渐消失的生活方式，但它其实也包含了一种持久的基本的人性冲动，就是要把事情做好的一种欲望。在后工业时代的今天，我们谈匠人精神，大多会强调其中个人和自主的部分：拥有熟练技艺、个人自主、专心技能和沟通技巧的劳动者，已经为传统劳动和职业注入了新价值和新利益，劳动不再是一种责任重担，不再是单纯的谋生方式，而转化成劳动者共享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成为他们在产业中发挥专长的安身之所。这段话大致出自一本叫《纽约手艺人：精神与品位消费的未来之间》的书，当然这个观点放在中国的手艺人身上，很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譬如《燕食记》中的两位老师傅，之所以对食物认真，很大程度上单纯出于想做好一个东西：他们就只是性格如此，而似乎无关乎自我价值实现。其实关于专心技艺的手艺人，大家应该更熟悉的是《俗世奇人》，那是真正把一种技艺做到极致。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想就难免怀疑：这些技艺中的大多数放到现代社会，是否还真的需要人去做？即便现在我们推重“工匠精神”，也不得不承认，很多手艺都是可以用机器替代的，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会被时间吞噬？这样的反思难免会引起对匠人精神的某种担忧。葛亮在“匠人”系列中，也就是之前说的《瓦猫》中，更会强调匠人本身跟他所做的器物之间的联系，但即便如此好像也不让人感到乐观。或许因为这样，有同学跟我说读《燕食记》莫名让人想起王安忆，想起《长恨歌》和《考工记》，二者都是写逐渐跟不上时代的人，在已消逝历史的遗迹所构成的孤独而凝固的空间里面，慢慢变为历史碎片的过程。

但必须承认，这种担忧在《燕食记》里不能说完全消失，但至少被相当程度地冲淡了。《燕食记》里坚持自己的手艺人，跟一个具体的器物（如五举的刀）或者跟他的某种技艺（师徒的厨艺）联系起来，并通过这种方式，联结了一个独特的空间来容纳他们整个的生活——这个空间在我看来就是《燕食记》调查人着力挽救的“茶楼”，或更确切一点，是独属于厨师的后厨。厨师当然也是手艺人，我们或许可以将后厨称为他们的“工坊”。

工坊的空间，又为何会给人带来如此强的安全感呢？首先我觉得工坊强调一种绝对的私密性。在第三十五页荣师傅给陈五举传授莲蓉炒法的那个时候，他把谢醒，也就是师兄给排除出去了。这里有师徒相承的规矩，而这种相承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进行的，还是一对一进行的；如果再联系到荣师傅跟养父兼师傅叶凤池，叶师傅传授的技法还是单单少了盐这一味料，需要荣师傅自己去琢磨出来。在这种绝对的私密之下，某种传承的东西就可以一点点地延续下去。

第二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两个手艺人很大程度上都被抛除在了现实的历史变迁之外。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重大变迁，这两个人好像没有实际参加到什么大事情里面去，他们的生活是有波折，但是战火基本没有蔓延到他们自身，甚至荣师傅去找叶凤池的师弟学艺的时间，与全面抗战的时间是重合的。但荣师傅被有意地排除在家国大事之外，不管是与他接近的叶凤池所加入的民间武装抗日，还是荣师傅养母的遇难，他都被排除在现场之外。在世事的浮尘当中，由手艺人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的单维空间成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安身之所。

而书中尤为特异的一点，正是主人公这种随遇而安的安稳感，缺少对一种身份认同追寻的强烈渴望。在第二十八页，五举师傅这么说：“因为没有来历，把他放在哪里，他便落在了哪里，长在哪里。”相比于这种随意而安的心态，我们更熟悉的是文学中的孤儿对于父亲和认同的急切追寻，这两种写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年轻的荣师傅也是如此。而身份与认同焦虑的缺乏，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强烈的对他者的需要，借以凸显主体。这种心态，或许也和葛亮自身已是香港的第二代移民有所关系。《燕食记》开头也说了，调查人来香港的时候，是有同乡会在欢迎他的，他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了根基，然后就已经可以以这么一个集群为出发点，融入香港这个社会，而不像第一代南来作家群一般存在生存和融入香港社会的问题。

再回到那个以手艺人为中心的空间。因为其他人需要这门手艺，由此人际关系及其衍生构成一个安稳空间，但这个空间又不完全是封闭的，是向社会敞开的。甚至核心的厨艺共同体本身也不是完全封闭的东西，像十八行里面，在粤菜和沪菜流派泾渭分明的同时，其中还是有粤港点心的踪迹，露露来了十八行之后，又把南洋菜的做法引入，共同体中有着各个地方菜的技艺融合。此外，对于厨师行当来说，戴凤行和露露，就是打破了女子不做厨的行规禁忌。由此观之，这个安稳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有机的空间：这种呼吸吐纳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对当代过量的多样性的应对，同时也可以抚慰现代原子化个人的孤独感。这种多元开放的视野表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参照和拥抱，时代沉浮文化冲撞中人物的归属感，也可以从断裂疏离、犹豫徘徊，到最终与他人和时代的和解。

我虽然对这本书里面所有提到的菜的做法没有太大的惊喜，但是对最后一章，即师徒争艺部分中各种食物的描写，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应该就是一种写法或者说风格的突变。小说最后一章之前，对食物的写法非常沉静，因为所有手艺人即使创新，也都在在遵循、延续一个传统严谨的规矩，但是借助厨艺比赛，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这些手艺人，在自由地发挥，展现他们的创造力。虽然他们在竞争，但他们也并不是说要争第一，他们争的从来不是冠军，而是独一份；这种独一份的追求，也是他们在比赛之外的行当经营中所安身立命之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产生一种对工作意义的思考：不是卷生卷死，为了一个东西卷生卷死，也不是固守某个老东西，而是它处在一种始终被需要，然后始终也能够找到一个充满活跃生机的一个社会场域，并在其中扮演一种有机角色；同时从业人也能对自己始终发挥有机角色的目标，保持坚定的信念。

当然这是从手艺人的角度来看的，我们更多人可能扮演的是食客。而对于食客来说，我在《燕食记》中感受到的也是他们和厨师之间基于食物建立起来的切身人际联系，这跟资本主义价值与人之间关系的货币化是不一样的。而由这种关系所构成的，是我们能身处其中、进而得以在各方压力之下获得的安身之所，它是暂时的、来之不易的安身之所。

林孜：接着玥晖的话题，我想就大的空间层面来谈论。我认为只有先理解了大的时空想象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才能把讨论打开，从而更加深入、更加历史化地把握小说多重的空间意蕴。

葛亮将人物的生活史坐落在南粤这个文化空间中，也就是现在“大湾区”的版图，南粤这个空间由于历史原因，内部是有着文化乃至政治的差异性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差异性，为小说处理空间与历史的关系提供前提。《燕食记》的历史背景交叠了“短20 世纪”与“长20 世纪”，小说从饮食文化的流变出发观照历史，勾连起内地的革命史与内地政权更迭后的香港历史，而这种语境的变换是经由大空间从岭南到香港的变化体现出来的。但小说只是在书写人物的迁徙时提及了历史剧变，并没有通过阐发人心，从日常生活中“常”的一面出发，来触碰、质询、反思历史中的“变”，深入触及剧变背后某些“断裂”的经验。或者说，这些历史经验被处理得很隐晦。

“新历史”小说以来，这种“断裂”被反复书写，陈思和先生将这一类讲述“常”与“变”关系的历史叙述统摄到“文化中国”的主题之下，以往的小说，譬如王安忆的小说，往往是在“常”与“变”之间构造张力，用“常”来回应“变”。葛亮以前的两部长篇也是如此，对“文化中国”的营造中隐含了一种对古典价值失落的预感，一种历史的无常感，这在《北鸢》的结尾体现得很鲜明，有着“新历史”小说的余韵。但相较于后者对历史比较虚无的态度，葛亮无疑想借助“常”，为历史赋予一些确定性。他们的相通主要体现在那种虚实相生的暗示与预感上，这种隐喻其实包含了对激进现代性历史及其后果的思考。而在《燕食记》中，葛亮没有在“常”与“变”中制造大的张力，反而让二者有意保持距离，从人物的职业伦理中、从日常生活的安稳感中透示出“常”的一面，淡化了历史中那些更加深重的断裂，来整合南粤这个大时空体中诸多暧昧而参差的历史经验，确实是为当下“文化中国”的历史想象提供了一种路径。我认为这是“文化中国”叙述中的一个新收获，虽然其中不无遗憾。

孟睿哲：林孜抓住了“文化中国”这个主题概念，并指出小说中物与历史相生相克的关系及其限度。我想进一步谈谈小说历史书写的策略以及我的一些困惑。

我将葛亮处理历史的方式概括为“缝合”，我认为作者会在写作过程中，有意地去封闭一些严峻或幽微的历史经验，把历史转化为人心的某些感触、一些微妙的指涉，进而将其包藏在人物的生活情境中。就《燕食记》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太史第这种封建大家族的没落。小说其实滑过了很多有意味的时刻，比如说戴家跑到香港的原因，60 年代初的大饥荒在书里点到为止了。然后谢醒这个不太正面的角色，参加过香港六七反英抗暴，后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变成了一个金融市场的弄潮儿，虽然书中没有交代，但他的下场未必好，因为1998 年香港就会经历金融危机。再比如像叶凤池的师弟韩世江，还是他教育阿响说你少管闲事，学好手艺就行，但他自己其实管了大事，参与了抗战至关重要的一环。唯独两个自外于时代、依靠食物存身的师徒，他们求得了相对的周全，这种周全可能接近林孜所说的“常”的一面。但关于这种周全，我有两点疑惑：

一是怎么能构建这种周全感。我觉得首先在于葛亮选择了食物这个书写对象，相对于手工艺物件，食物的确是在大历史变迁中相对稳定的东西，因此厨师这个特殊行业让抵抗的成功更加合理化了。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要构建出一个小而稳定的共同体，或者像玥晖所说的微观空间的建构，都必须要面对一个潜在的他者，我认为这个“他者”本身可能就是这部书赖以展开的东西，就是时间，具体说是风云动荡的20 世纪历史。他们周围的每个人几乎都被历史的暴力所摧毁，唯独荣贻生和陈五举师徒，就像当初月傅藏在襁褓里的遗书那样，“为娘无德无能，别无所留，金可续命，惟艺全身”，葛亮让他们只凭借手艺在想象的层面实现了自身的保全、共同体的持存。一定意义上，小说借助小人物在大时代中能够自保的身份，更加自然地回避了历史中过于尖锐的部分。

但历史中那些比较尖锐的部分除了本土的现代性历史之外，是否也还包含那些有着东方学症候的历史？对这种历史的处理在小说中似乎也不尽如人意。比如，云重跟一个外国人有了孩子，这个孩子在小说里有比较详尽的交代，她把怀孕的母亲推下楼梯，长大成人之后去了法国，之后的故事相当于是被作者给放逐了，连同那段云重和外国人共同生活的历史，也疏离于文本以外了。为什么要放弃掉这段非常具有东方学症候的历史？如果他写出来，我觉得它和香港的命运会产生一种重叠、象征。

二是“外部的”历史到底有没有侵入到师徒的个人空间中，威胁到了这个小共同体？我觉得是有的，但是它“入侵”的形式非常有意思。真正引起改变的是椰汁，露露把椰汁引入了上海菜，引入了五举的厨房。有意思的是，触动了共同体的是一个异族的更加弱小民族的女性，而且是用一种非常温柔，甚至锦上添花的手段，在稳定的共同体里加入新的东西。好像《燕食记》里写的历史要么就特别暴烈，但一定徘徊于共同体之外；进入共同体这一部分，又特别地温和，温和到不能用碰撞来形容，更不用说引起什么质变。我个人觉得这种处理历史的方法是可以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