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一百年》写作过程的回顾与反思

我对阿Q研究的思考，最早起始于1972年7月向何其芳先生求教时期。

我1964夏从北京二中毕业，在韩少华老师那里得到了难得一遇的文学教育，考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没上什么课，就到了1966年。1968年坚决闭门读书，拒绝参与一切活动。然而当时图书馆都关了门，幸好父亲是位明智的高级知识分子，1964年入大学时给我买了一套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这套全集就成为我的“救命书”，整天捧着细读。和很多人只读表面、写心得不同，我一开始就研究问题，出于对哲学的偏好，确定的题目是“鲁迅后期杂文的辩证法问题”。1972年写出一篇一万六千字的论文《〈“题未定”草（六至九）〉的哲学分析》，想向懂行的老一辈学者请教。后来成为电影导演的北京二中老同学徐庆东跟我关系很好，他跟何其芳先生的小儿子何辛卯说了此事，把论文交给他，请他问问父亲愿不愿意指教。很快传来消息，何其芳先生对论文很感兴趣，愿意见见这位年轻人，谈一谈。于是约定一天晚上，我到西裱褙胡同何其芳先生家去，拜会这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老人。他热情地跟我谈了论文的得失，我们结成了“忘年交”。后来我写了文章就跑到他家里请求指点，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教诲。空下来，也说些闲话，发些牢骚。他对自己的《论阿Q》被说成“跌入人性论的泥坑”不服气，表示以后还要写文章重论这个鲁迅研究中的难题。这就激起了我对阿Q典型问题的兴趣，也有心探讨一下。正好我在往《人民日报》送稿时，结识了李希凡、姜德明同志，后来找机会也听取了李希凡对阿Q典型问题的意见。

1977年何其芳先生去世，他的夫人牟决鸣先生继续关心着我，1978年底介绍我结识了到北京参编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陈涌（何其芳的学生）。熟悉后，陈涌讲得最多的还是阿Q。1979年10月，我在林非先生的不懈努力、陈荒煤同志的坚决支持下，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工作，编辑《鲁迅研究》。正好陈涌调进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文化组组长，住在平安里中组部招待所。我成为那里的常客。陈涌重新出山后，正式致力写作的第一篇论文就是《阿Q与文学的典型问题》。他因历史原因，不愿交给当时所谓的“东鲁”发表。我就凭着与他的私人关系，软磨硬泡，终于把论文稿拿到手，经林非先生终审刊登在《鲁迅研究》第三辑。以后又细读了他关于阿Q的其他文章，认真思考起这个被称为鲁迅研究中“哥德巴赫猜想”的核心难题，简直成了“阿Q迷”。1982年至1991编纂《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期间，我着力收集阿Q研究的资料，只言片语也不放过。收集齐全后，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不断精读、思考，并充分利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条件，广泛阅读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有关书籍，涉猎了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等人的心理学新论。1991年用《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完成后的半年时间，写成了二万五千字的长篇论文《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1991年10月纪念鲁迅诞生一百一十周年时，提交给国际学术研讨会，受到广泛好评。当时王信先生觉得很好，有意在《文学评论》发表，后因篇幅太长，又不好压缩，舍弃了。最后收入彭小苓、韩蔼丽编的《阿Q——七十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在此论文基础上，我又在袁良骏先生的大力赞助下扩充成二十七万字的《阿Q新论》，编入《鲁迅研究书系》，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9月出版。聊以慰藉的是父亲弥留之刻见到了雪白的精装书，含笑而去。

《阿Q新论》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台湾出版人士到西安从《鲁迅研究书系》十六部书中仅挑选了这一部拟在台湾出繁体字版。特别使我激动的是，2019年8月我应临清县邀请到临清参加季羡林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时，县宣传部副部长井扬同志陪我到聊城大学文学院参观王富仁藏书纪念室，富仁先生在书系中仅存《阿Q新论》一本，可见他的重视。钱理群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初版中谈鲁迅作品时，着重谈了《阿Q新论》。再版时，虽然加了新出版的其他书，但对精神现象一说，仍很注意。这都是对我的鼓励！

此后，鲁迅先生和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一直陪伴着我，从来没有离开。

2018年4月，重建在“周氏兄弟旧居”的北京三十五中学，请我为师生开讲座，我讲的仍然是阿Q。讲演提炼为《在阿Q诞生地讲阿Q》一文，在5月9日《中华读书报》家园头条发表。

2021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和阿Q发表一百周年。头一年我就下决心重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经五十年之积累、提炼，掌握了能够找到的全部资料，又得天独厚地亲密接触了所有重要的阿Q研究专家，在他们的启发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应该说是有信心谈出些新见的。

积五十年的积累、提炼，逐渐形成这样的观点：《阿Q正传》实质是思想家型的文学家鲁迅创作的哲学小说。阿Q是一位与世界文学中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着重表现人类精神弱点的特异型的艺术典型，可以简称为“精神典型”。以这种典型人物为镜像，人们可以看到自身的精神弱点，“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贡献给世界文学典型画廊的唯一一个出色的典型形象。《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第一部传播到世界，受到罗曼·罗兰等大作家称赞的现代文学作品。

如陈涌所说：“鲁迅即使没有其他著作，只要有一部《阿Q正传》，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至今，《阿Q正传》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阿Q和他的精神胜利法在中国以至世界各地还很普遍！确实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令国人惊醒！

应当肯定，自己五十年来的跋涉是有成效的，仅从《阿Q新论》和《阿Q一百年》两书来看，研究工作具有以下特点：

（1）资料比较扎实。我从不相信在学术研究中会有什么不从资料工作入手，仅凭一时灵感就能获得成功的所谓“才气”，只认定我所由衷敬佩的师长和同事樊骏先生的一段名言：“学术研究的每一个开拓、突破，都是从已有的成果、结论起步的，有所超越，也有所承袭，由此汇成学术发展的长河。”

所以我在决心研究阿Q典型问题之始，就从收集、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入手，连只言片语都不放过。然后将论著资料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反复阅读，反复回味，反复把玩，反复思考，终于归理耙梳出了阿Q典型研究的学术发展链条，并提取出了其中的关键环节——冯雪峰的“思想性典型说”“精神寄植说”与何其芳的“共名说”。从这一关键环节出发，沿着“学术链”进行调整、梳理、阐释和发展，在扎扎实实、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别人就算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也不能否认我从事研究工作的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从来没有悬空过。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评我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评语用三个词概括我四十年来的研究工作——“务实、稳健、固本”。我感到非常准确。

（2）视野比较宽广。致力于阿Q典型研究，却并没有仅限于阿Q的评骘，而是将眼光扩大到世界文学的广阔视域中去，对阿Q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进行了纵横交错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这一类世界级艺术典型之间所存在的深层共性与不同个性。并从此出发，考察了阿Q的文学后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塑造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致联想到某种带有“星球意识”的宇宙智慧生物精神发展的深层共性，想到在那个遥远时代和神秘空间里阿Q、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的底蕴无穷的哲学启悟意义。在古今中外、上下左右的纵横驰骋中，展现了研究视野的广阔。

（3）思考比较深入。以扎实谨严的资料为根基，却没有局限于史料的复述与连缀，也没有因循守旧、沿袭陈说，而是坚实地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汲取黑格尔、弗洛伊德、荣格和弗洛姆的有益见解，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精神现象学的主张，并尝试以精神现象学为视角，从更深层次聚焦透视阿Q，得出了阿Q属于侧重反映人类精神现象的变异性艺术典型（亦可简称“精神典型”）这一前人未曾言说的观点。并由此说明鲁迅对阿Q这一精神胜利典型的创造，同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莎士比亚创造哈姆雷特一样，是对“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这正是他们“拥有全世界意义的原因”。在“抽象与变形”一章中，又对《阿Q正传》的艺术特色，尤其是与印度《百喻经》的艺术渊源关系做了独到的分析。对于这些观点和分析，尽可各持所见，但是不能不承认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开掘与思考，起码是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照。

因此，《阿Q新论》一书出版以后，虽然也有异议，然而从主导方面看还是得到了好评。在诸种评论当中，我最为看重的是未曾发表的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于1997年4月1日给我的亲笔来信。他在信中认为《阿Q新论》中“精神典型的探讨，乃是文学研究重大命题，亦是对鲁迅研究高层次之深入”。

也可能是由于我曾经有过数量很大的创作，虽然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未能发表，始终没有实现少年时代就已做起的“作家梦”，但是这让我的学术理论研究总是自觉地从创作实践出发，想到作家艺术创作中的种种甘苦和需要，所以研究结果常常得到作家们的理解。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庆幸，并对作家们充满了感激和钦佩之情。

但《阿Q新论》问世后，学界几无反响，只见到葛中义的一篇书评。二十年后，直到201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丽丽教授才在《重评鲁迅阐释史上的一件往事——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对冯雪峰〈论《阿Q正传》〉的批评》（《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8期）中指出：“对《论〈阿Q正传〉》的理论潜力认识得最充分的可能要数张梦阳。通过学术史的考察，张梦阳断言：冯雪峰的‘思想性典型说’与‘精神寄植说’实质上是70年阿Q典型研究史上最值得珍惜、最接近阿Q典型意义与鲁迅创作本意的理论成果。”

她同时确认，“思想性的典型”这一提法容易招人诟病，不如改用“精神典型”这一概念。由此出发，她说：张梦阳全面推进并基本解决了冯雪峰遗留下来的系列难题。

看到这段话后，我确实有一种知音之感。而这位知音竟然是二十年之后才遇到的。

《阿Q新论》出版以后，我没有就此停止自己的研究，而是继续钻研下去。1998年发表的论文《〈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又有新的思考：

（1）从哲学人类学，亦即人学的高度，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从人类的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出发，对阿Q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学术观照和哲理反思，从而更为自觉地冲出了过去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阶级论的牢笼。

（2）由《阿Q正传》透视了“鲁迅人学”的主要方面：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群体觉悟的前提；阿Q是“末人”的形象，从反面给人们提供了一面明镜；深入人的精神机制中去，概括出精神胜利法这一人类的普通弱点，为人类认识自己做出独特的贡献。最后指出：从人类黑暗和苦难面切入的特殊思维方式和对被压迫者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使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具有宗教式的哲学深度和为受难者而牺牲的高尚的人格魅力，从而显示出永远不会消失的“鲁迅人学”特有的现代意义。

2000年《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的《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是近一年心血的结晶，花费的精力简直比写一本书的功夫还大。该文实质上是长期致力的阿Q典型研究的延伸与深化。延伸意味着由鲁迅的阿Q典型创造经验延伸到中国当代文学中去，由此觅出了一条深层的贯通的线索——从鲁迅的阿Q到余华的许三观，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和思维方式。这就是反常规地“接近真实”，不再去从事精细地描述人物的外貌和周围环境这种无效劳动，而是去抓住最主要的事物，也就是人的内心和意识；不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而是更关心人物的欲望，也就是精神，因为精神高于性格，欲望和精神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也就是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从而自由地“接近真实”。这种全新的文学流向，在中国，正是由鲁迅作品，特别是《阿Q正传》所开创的。鲁迅从本质上启悟了余华，余华又从新的视角道出了阿Q典型创造的奥秘。许三观的内涵意义是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求诸内”的传统心理定式与精神机制。创造典型须把握“度”，注意人物性格的多极性与人物之间的对比，从哲学高度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历史的真实。“人物第一”，“叙述革命”、文体创新须“贴”着人物进行。小说的突破主要在于哲学的突破，哲学又须通过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体现，创造典型的难处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部”。总之，是以阿Q典型研究的成果为现实的文学创作提供理论借鉴；反过来又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经验和余华等优秀作家的超俗悟性，深化了阿Q典型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