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阿Q一百年》的学术价值及启发意义

2021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也是其代表作《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产生了不少有关《阿Q正传》的优秀研究成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的张梦阳先生的《阿Q一百年：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精神探微》（以下简称《阿Q一百年》）是向这两个特殊纪念日的“献礼”之作。作者在其1996年出版的《阿Q新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近年来对《阿Q正传》研究新的心得和成果。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2021年《阿Q正传》发表一百周年，我下决心重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经数十年之积累，得天独厚地亲密接触了所有重要的阿Q研究专家，应该说是有信心谈出些新见的。”a细读该著，有以下几个特点。

学术眼界与“大著”意识

众所周知，鲁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高原地带，前人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因此，起点高，难度大。鲁迅研究是难点，阿Q研究更是难点中的“难点”，是鲁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张梦阳先生却敢于碰触这个鲁迅研究中的“硬骨头”，由此可以看出他具有自觉追求解决学术难点问题的学术勇气。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但具有学术勇气，更有学术眼界。学术勇气指向的是难度，学术眼界指向的是价值度，但难度显然不能和价值度画上等号。质言之，光有学术勇气而没有学术眼界，也不一定能取得显赫成绩。如果你选择的研究对象本身没有较高的价值，那么你的学术勇气就等于白白耗费了，就等于一个探险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攀山探险寻宝，最后发现山顶没有宝贝，只有石头，无功折返。因此，学术勇气和学术眼界结合，才可能有收获。如果从研究价值的层面来说，鲁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皇冠”，阿Q研究就是这顶“皇冠”上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张梦阳先生试图摘取这枚“明珠”，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眼界。学术眼界决定了张梦阳先生有一种“大著”意识，“大著”不仅仅指的是形式上的大部头著作，也指解决学科史上大问题、重要问题的著作。张梦阳有这个学术雄心，即要撰写出一流的、解决鲁迅学关键问题、必将在学术史（鲁迅研究史）留名、谈鲁迅时绕不过去的“大著”。事实上，这不但体现在他对于阿Q的研究上，而且纵观他毕生的鲁迅研究，从《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到《中国鲁迅学通史》，再到《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以及他目前正在实施的雄心勃勃的《鲁迅通传》（六卷本）写作计划……这些作者抽血敲髓、化精吐哺的心血之作，每一部都是或将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绕不过去的皇皇“大著”，这无不体现了他的学术眼界。“大著”意识体现了写作者的“写作格局”和“写作气度”，即一个学人在写作的时候，他的写作起点问题、写作目标问题、向什么人（学者）看齐的问题、向什么作品看齐的问题。笔者在研究一位优秀华人作家林湄的时候，提到她创作中的这样一个现象：“林湄具有向人类伟大作品看齐的‘写作格局’和‘写作气度’。一个作品伟大不伟大，优秀不优秀，看作者的‘写作格局’和‘写作气度’。格局和气度决定了你的作品的高度。一个格局很局促、气度很小气的作家很难写出优秀大气的杰作。你如果仔细地读林湄的《天望》和《天外》这两部大著，会感觉到与传统‘新移民文学’不一样的写作格局和气度。她的写作格局很宏大开阔深邃，写作气度非凡而大气。林湄的写作起点很高，她的起点不是传统的留学生文学、打工文学乃至新移民文学，她的起点或坐标是人类伟大的杰作，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歌德的《浮士德》，这也是她在作品中一再提到的。也就是说，在有意识中或无意识中，作者的写作‘野心’就是要达到《红楼梦》和《浮士德》一样的高度。当然，有这样的‘野心’并非一定意味着能达到或接近《红楼梦》和《浮士德》的水准，因为文学作品的成功是多个方面因素‘合力’形成的结果。但是，无这样的‘野心’就一定不能达到或接近《红楼梦》和《浮士德》的水准。”b我想，张梦阳先生也具有类似的“写作格局”和“写作气度”，即向一流学术著作看齐、要在学术史上留名的“写作格局”和“写作气度”。

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该著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高屋建瓴地提出具有统摄性的核心概念，企图解决阿Q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难题，并同时提出不少创新性的观点和史料。《阿Q正传》自“横空出世”以来，关于阿Q典型性质的问题就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从冯雪峰的“精神寄植说”“思想型的典型说”，到何其芳的“共名说”，到李希凡的“时代的社会的典型说”，再到李何林、陈涌以及新时期以来的吕俊华、林兴宅等学者，都对阿Q典型性质进行了林林总总的探讨，但是仍然没有取得共识性意见，这也成为鲁迅学史上的一桩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张梦阳先生的写作就是建立在这一前提和背景上，建立在阿Q研究学术史的链条上，也就是说，他的写作是要面对这一长时间没有解决、夹缠不清、布满陷阱、极具挑战性的世纪难题，解决“难题”是他写作的中心任务。因此，不难想象，他在撰写《阿Q一百年》时，脑中必然萦绕着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如何面对和裁判冯雪峰、何其芳等先辈的观点？如何着力解决这个棘手的学术“难题”？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的驱导下，他高屋建瓴地提出几个具有统摄性的核心概念。首先是该著的核心概念“精神现象学”，他主张从“精神现象学”的视角来研究鲁迅和《阿Q正传》，他从“精神现象学”的视角提出四点设想，即：第一，系统梳理鲁迅探索人类（当然主要是中国人）精神现象的历史，概括其特有的东方方式，归纳其主要观点，并分析鲁迅将探索出的精神哲学成果转化为精神诗学向人民大众进行传播的特征与规律，研究鲁迅的精神哲学和精神诗学在改变人们精神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特殊效应与深远影响。第二，探讨鲁迅作为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精神实体形成的外部条件与内在原因。第三，以人类精神现象史，特别是20世纪精神现象史为参照系，观照鲁迅这一巨大精神实体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地位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当然也包括所有人都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第四，反转过来，以鲁迅这一巨大的精神实体为着眼点，透视中国人以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现象深层共性与一般规律。c这是全书的总纲。他主张运用“精神现象学”的视角去研究《阿Q正传》，认为“本书的使命就是——首先聚焦透视阿Q，透过阿Q去观察鲁迅的精神哲学与精神诗学，去审视人类精神现象的某种形而上因素与深层共性……”

在“精神现象学”这一视角的启发下，张梦阳先生对冯雪峰的“精神寄植说”“思想型的典型说”进行扬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精神典型”的新概念，然后又从“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精神幻觉与物质实境”“精神典型的具象性”“性格系统”“精神高于性格”“抽象与变形”等几个方面，对“精神典型”的概念进行界定与理论分析。“精神现象学”“精神典型”的新概念提出以后，廊清了以往笼罩在阿Q典型性质问题上的重重“迷雾”，使这一“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难题迎刃而解，这是本著的一大重要贡献。

另外，除以上核心概念之外，该著还在局部概念、观点、史料等方面有新的发现。在《悟性论：精神典型的接受美学与哲学启悟》一节中，提出“‘剥离’反省”“‘联想’反省”以及“‘剥离’障碍”的概念，所谓“‘剥离’反省”，指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对文本内涵多个层次的领悟探索，就像剥椰果一样，剥去椰皮，砍开椰壳，然后才能吸取椰汁，取到椰核。张梦阳先生以《阿Q正传》接受的经验教训为例形象化地阐释了“‘剥离’障碍”的概念：“当然，‘剥离’反省就像探宝，并非所有的读者都能‘剥’到‘椰核’，探取宝藏，有些人刚‘剥’掉一层表皮，就不再往下‘剥’了，而且还不许别人再‘剥’，这叫作‘剥离’障碍，如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概括，可称之为‘接受障碍’。例如对阿Ｑ的接受过程中就出现过这种障碍，停留在阿Ｑ的阶级成分这一层次上，就不许再往下‘剥’了。倘若往下‘剥’到精神胜利法是人类普遍弱点的核心层次，就会被打成资产阶级人性论了。”e“‘剥离’反省”一词用形象化的比喻手法来阐释读者接受过程的特征，“‘剥离’障碍”一词则很好地解释了文学欣赏受特定时代等外在因素影响的现象，观点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其他新概念如提出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隔膜”（“间隔”关系）概念等。

在新史料方面，如张梦阳先生指出《阿Q正传》一个不为人知的影响来源，即受到印度古代哲学家撰写的《百喻经》的影响。认为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之前研究佛学、喜爱《百喻经》的读书生活与《阿Q正传》的创作有着内在联系，《百喻经》中的寓言化手法和一些小故事，都对《阿Q正传》产生了影响。

在新观点方面，如张梦阳先生在“阿Ｑ似的革命”视角中对荆轲刺杀秦王的革命行为做出新的解释。以往文人骚客极力赞美荆轲的英雄壮举行为，但他却由荆轲竟然允许燕太子丹剁断抚琴女的手以满足其病态的需求，不把人当人的行为，推测荆轲是一个暴虐无比的杀人魔王，如革命成功了，也是“阿Ｑ似的革命”，从而否定了荆轲刺杀秦王革命行为的正义性。观点的创新还有多处，由于篇幅限制，不一一列举。

“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与开阔的理论视野

张梦阳先生在具体研究时，理论储备和作品储备是非常深厚的。就理论著作而言，黑格尔的《美学》《精神现象学》、霍尔等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R·德马蒂诺的《禅宗与精神分析》、曼格尔的《变态人格心理分析》、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弗洛姆的《人心》、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等都进入了他的阅读视野。而在文学作品方面，他阅读过大量中外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经典名著。有了这些广博深厚的积淀与储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在理论方法运用和具体作品分析时，就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如在阐释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学内涵时，张梦阳先生就引用了印度现代心理学家曼格尔的《变态人格心理分析》中的“防御机制”一词，并列举了其12个方面的体现，即压抑作用、退化作用、隔绝、白日梦或幻想、违拗、转移、合理化、反动形成、补偿、推诿、同情。将合理化防御机制分为“酸葡萄式”和“甜柠檬式”两类，“酸葡萄式”防御机制就是传统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而“甜柠檬式”防御机制的作用是“个体坚持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最好的，或者他得到的就是所能够得到中的最好的”。h张梦阳先生用“酸葡萄式”和“甜柠檬式”防御机制来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心理，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多表现为“甜柠檬式”，而假洋鬼子与赵白眼以及三个闲人的对话中所体现的“精神胜利法”，则多表现为“酸葡萄式”，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阿Ｑ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奴隶，为了安于奴隶地位，只能把受到的种种不合理待遇合理化，所以精神胜利法多表现为甜柠檬型。假洋鬼子是处于掠夺地位的剥削者，在达不到向上爬的目的，得不到要掠取的东西时，若要靠精神胜利法自慰，就必然表现为酸葡萄型。”i此处运用“变态人格心理”的“防御机制”理论来分析阿Q和假洋鬼子的“精神胜利法”心理的不同表现，准确地诊断出了两者的本质差别，体现了作者如“庖丁解牛”般巧妙运用理论来解剖作品的功底。其他如在《悟性论：精神典型的接受美学与哲学启悟》一节，引用了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的“空白”“否定”“被动接受”“虚拟读者”概念，以及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来阐释读者对《阿Q正传》的接受心理，也不乏精彩。

在阐释阿Q精神典型的特征内涵时，张梦阳先生则将之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如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浮士德、罗亭、俄狄浦斯、西方不同作品中的奥德修（尤利西斯）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高略德金与伊凡·卡拉马佐夫、拉斯柯尔尼科夫和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等，既分析其同，更辨析其异，从而彰显阿Q独特的、非他莫属的启悟意义与艺术价值。

张梦阳先生甚至主张将杨振宁的物理学研究方法引入鲁迅研究中来。学术界一般认为写论文先要查文献，在熟悉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找题目做。杨振宁不反对读文献，但认为老是读文献就有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危险，而一旦忽视物理学的原始问题，许多创造性就会被窒息。因此，面对原始的科学问题，是杨振宁始终不渝的治学原则，张梦阳先生提到一种现象：“杨振宁批评过物理学界这样一种情形：A做了一篇文章，B对A做补充，C又说B不好，应改进。一群人在Ａ文的基础上忙碌，却不问Ａ的文章是否符合物理学的原始问题，一旦Ａ错了，大家都劳而无功。这种情形在鲁迅学界也很普遍，经常在某权威对鲁迅的评价或某学者的鲁迅研究论著周围绕圈子，或诠释，或阐释，或补充，或修正，或论争，而忽略了鲁迅著作本身的细读与当时具体环境的切实分析。”j张梦阳先生对杨振宁物理学研究方法的提倡对于鲁迅研究不无参照意义，也清醒地指出鲁迅研究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如果我们把鲁迅作品视为“原文献”，把研究“原文献”的成果视为“二手文献”，把研究“二手文献”的成果视为“三手文献”，后面甚至还有“四手文献”等……而当下的很多研究者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二手文献”或“三手文献”等之上，忽略了对于“原文献”的重视。因此，他强调返回到鲁迅本体那里，回到鲁迅原著及其创作过程和产生的时代环境，以此为原点来重新思考问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