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典型”的提出及其展开

关键词：张梦阳《阿Q一百年》精神典型

百年来，学界对《阿Q正传》的解读从未间断，阿Q研究已然成为一门经久不衰的专门学问。张梦阳先生的阿Q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自成体系，早已引发鲁迅研究界的广泛注意，其新著《阿Q一百年：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精神探微》（以下简称《阿Q一百年》）集数十年之功，可谓其阿Q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张梦阳看来，《阿Q正传》作为鲁迅的核心作品，“集中反映了鲁迅深邃探索中国人精神现象的最高成果，深深开掘了中国人的精神根柢与精神机制”。因此，“只有读懂阿Q，才能理解鲁迅”b。要深入理解《阿Q正传》在鲁迅文学、鲁迅思想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必须调整研究思路，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唯其如此，才能将阿Q研究推向纵深。相比于张梦阳此前有关阿Q的研究成果，《阿Q一百年》既有“史”的厚重，又具“识”的创见，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张先生尝试从精神现象学的视角对《阿Q正传》进行重新解读，由此极大推进了鲁迅研究的精神深度。纵观张梦阳的阿Q研究，可以发现他始终坚持鲁迅“立人”的根本思想，他的阿Q系列研究，事实上是以阿Q典型研究为主线进行的鲁迅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

学术史对话中产生的问题意识

阿Q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阿Q的典型性问题，要系统探讨这一问题，就必须理清阿Q典型研究的历史脉络，张梦阳的阿Q研究正是基于他对阿Q研究学史的梳理。作为《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编者和《中国鲁迅学通史》的著者，张梦阳先生对于阿Q研究史上的重要创获可谓如数家珍。在《阿Q一百年》中，张先生对阿Q学术史的梳理虽简洁明了，却切中肯綮。张梦阳先生首先回溯了阿Q诞生之初的学界反响，介绍了周作人、沈雁冰等同时代人的评述，同时关注到鲁迅本人的相关陈述，指出鲁迅的创作初衷就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使读者从作者‘眼里所经历过的中国的人生’中，感到‘我们的传统思想’给国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c，同时还对阿Q的原型进行了仔细考辨。张梦阳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阿Q典型研究，整体上延续了从“作家的创作主旨与作品的实际效应”出发这一研究路线，他着重介绍了20年代沈雁冰对于《阿Q正传》的论述以及30年代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以上论述无疑丰富了学界对于阿Q典型问题的认识。40年代的阿Q研究一方面沿着“精神现象的拟人化”这一思路继续开拓，另一方面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社会学说，开辟出了心理卫生、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等新视角。可惜的是，阿Q典型研究在50年代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境地，冯雪峰提出的“精神寄植说”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相反却遭到了简单化的批判，而50年代中期何其芳提出的“共名说”则引发了李希凡等的驳难。“文革”结束后，阿Q典型研究又成为诸多鲁迅研究学者和文学理论家攻坚的对象，张梦阳着重评价了陈涌和吕俊华等人的探索。从80年代开始，阿Q典型研究的视野逐渐趋于开放，张梦阳从人类性、国民性、阶级性、人物个性四个层次简要概括了阿Q典型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新趋向，在此阶段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取得了学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理论界和创作界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其实，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中，张梦阳先生就专门为《阿Q正传》研究史开辟了一章，题曰《“镜子”面前悟“病根”——阿Q学史》。在《阿Q一百年》中，他则关注到21世纪新近出现的有关阿Q研究的重要进展，对“阿Q学史”进行了更新。学术史意识的注入，不仅彰显出《阿Q一百年》这部著作的历史厚重感，更重要的是，张梦阳对于阿Q的诸多研究，尤其是提出的解读《阿Q正传》的重要概念“精神典型”，正是在跟既有研究的对话中产生的。正如张梦阳在该书“余论”中指出的：“各门学科都必须不断回顾与反省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史，不断审核与评骘研究实绩的成就与缺陷，从理论高度总结学科的发展规律，预测未来的研究前景。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本学科的学术研究上升到自觉的成熟境界。”“本书就是遵照这一原则，在《学史论》一章中力图做这种工作，理出阿Q典型研究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寻出其中的症结和学术史链条上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从而确定重新从理论高度论证阿Q的典型性问题，是阿Q典型研究学术发展史上的前沿性课题。”

基于这一认识，张梦阳在回溯百年阿Q研究史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冯雪峰等人的阿Q研究，对冯氏的“精神寄植说”与“思想性典型说”展开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这是阿Q典型研究史上最值得珍惜、最接近阿Q典型真义与鲁迅创作本意的理论成果，他评价其为“阿Q典型研究学术史链条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但其存在的偏执也是显而易见的。张梦阳由此展开了对阿Q典型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在张先生看来，“‘寄植’一说，本末倒置，颠倒了思想与形象、精神与典型的源流关系”，而“‘思想性的典型’一说，概念限定过于狭隘，而且趋于理念化，因为‘思想’一词，是指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是由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所构成的理性认识，限定在理念意识的范畴之内，不包括理念之外的其他精神活动”。经过上述分析之后，张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以，‘思想性的’这一‘典型’的修饰词应该更换。”准确地说，就是应该“更换为：精神”。至此，“精神典型”的概念便呼之欲出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王丽丽教授认为：张梦阳全面推进并基本解决了冯雪峰遗留下来系列难题。h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梦阳的阿Q研究是建立在对既有学术史的充分理解和深度对话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无疑昭示我们学术研究的理论进路及方法论意义。

作为“精神典型”的阿Q

林非先生在《阿Q一百年》“序言”中指出：“阿Q典型性研究是鲁迅学的中心课题。”只有真正理解阿Q典型性格，才能理解鲁迅在阿Q身上蕴含的对中国人精神现象的关注和忧虑。的确如此，张梦阳的阿Q研究也是从其典型性入手的。张梦阳在肯定冯雪峰提出的阿Q典型观之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其中的偏执部分进行了纠正，进而在广阔的世界文学范围内深入考察了与阿Q相似的文学类型，发现阿Q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奥勃洛莫夫这些典型人物形象所包含的共同性质与共同规律，并由此提炼出了“精神典型”这一概念。

阿Q是一位与世界文学中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着重表现人类精神弱点的特异型的艺术典型，可以简称为“精神典型”

精神典型“与其他艺术典型的不同点”在于：“第一……着重透视阶级和历史背后的人性人格、人生悖论，深入反映某种人类精神现象层面上的终极意义。第二，出现了异化与反常性，属于艺术典型范畴内的一种变形，一种由于反映人类精神现象的倾斜度过重、过深而出现的一种变异。”此前学界也曾出现过对阿Q与西方文学中的经典形象进行比较的诸多研究，但是“精神典型”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相关的研究指向、研究目的更加明晰，实际上开辟了阿Q典型研究的新视角。自张梦阳提出以“精神典型”来概括阿Q形象的特质以来，引发了学界的广泛注意，刘泰隆在《略评五十多年来阿Q典型论的发展——从桂林文化城时期的研究谈起》中对此有过中肯评价，他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阿Q典型问题研究的历史长河已经走出峡谷进入浩瀚汪洋的中下游了”！1。作者用语虽偏于感性，但是却充分肯定了“精神典型”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阿Q研究的推进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与张梦阳早期的论文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在充分吸收了黑格尔、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等人的人类文化学、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等相关理论之后，对“精神典型”的分析更加鞭辟入里。譬如，他引入印度现代著名心理学家S.K.曼格尔对于精神防御机制的分析方法，从12个方面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剖析，从全新的角度去看待精神胜利法，指出其实质就是“人类不愿意面对自身缺陷和失败现实时所借以进行心理调节的消极策略与防御机制”，即“一种精神系统的消极平衡术”。！2虽然阿Q并不是唯一的“精神典型”，但其形象却极具独特性，正如张梦阳在谈到浮士德与其产生的德国文化背景及作者个性时所指出的那样：“离开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背景与歌德的个人气质，是不可能理解浮士德的。”要充分理解阿Q同样必须由此切入，因此，张梦阳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时代环境和未庄文化三个层次对阿Q独特形象形成的原因展开了绵密的分析，阿Q形象因此得以更加清晰、更加立体地展现出来。当然，张梦阳认为：“阿Q等精神典型的具象性，主要还是由其独特的内在性格系统所决定的。”他利用黑格尔的理想性格说对阿Q等精神典型性格系统进行了分析，并概括出“多样性”“矛盾性”“整体性”三个特征，由此加深了对于阿Q这一人物形象内在精神的理解。

但是，张梦阳并不满足于在黑格尔的理论范畴内去解释“精神典型”进而去理解阿Q的精神世界，他还在借鉴黑格尔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围绕“精神典型”的核心话题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特别论析了“精神高于性格”“抽象与性格”两个主题。

在阿Q典型研究史上，一直存在着“把阿Q精神胜利法仅仅是看作一种性格特征”加以研究的偏颇，唐弢曾在《关于艺术方法论》中谈及这一不足，张梦阳则对唐弢先生的观点进行了延伸。他看到了阿Q性格系统的整体性形成机制，发现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突出地位与多种性格特征之间的联系。考察阿Q和他的精神弟兄们，可以发现阿Q具有极其普遍的人类精神“共相”，其背后隐藏的是精神与物质这个必须直面的哲学命题。这一发现无疑补足了历史上何其芳“共名说”中的缺陷，对阿Q性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是，中外文学史上并非所有典型形象都能够达到“精神高于性格”的境界。在张先生看来，阿Q作为艺术典型，是具有生活原型的，有充分的现实生活做依据的。张梦阳将鲁迅对阿贵等原型人物的观察以及对阿Q形象的塑造视为艺术抽象的过程，进而提出在此过程之中“起潜在制约作用的正是鲁迅对精神胜利法的理性抽象”！6。这种“理性抽象”也出现在其他典型人物的塑造过程中，例如冈察洛夫对奥勃洛莫夫的塑造等。张梦阳由此得出结论：“高度的理性抽象，在精神典型塑造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使典型形象具有超越性和普泛型的关键作用”，从而合理化了阿Q等精神典型的内在系统“精神高于性格”，精神又与性格特征和谐的状况。

张梦阳还重申了“精神典型仅是包含在艺术典型大概念范畴之内的小概念”这一观点，由此论述了艺术抽象的不同性质、方向所导致的阿Q等精神典型与其他艺术典型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凸显了“艺术变形”及其“度”的问题。张梦阳在提出新的研究视角的同时又将问题延伸到了《阿Q正传》的创作方法方面，通过对学界主流观点“《阿Q正传》及其他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的辨析，张梦阳提出：“阿Q的确是一个原形与变形、常规与荒诞、现实性与现代性高度统一、胶结契合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典型”，由此，艺术变形在阿Q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作用得以确认。此后，张梦阳又将阿Q放置在中外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如孙悟空、俄狄浦斯、尤利西斯等具有“精神典型”高度的艺术形象序列中加以考察，从侧面彰显出阿Q这一精神典型的不朽意义。

此外，张梦阳还以阿Q这一“精神典型”为蓝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现状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艺术观照。在张先生看来，作为“精神典型”的阿Q对于当代作家的创作仍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华语文学范围内的不少作家热衷于对阿Q形象进行“重写”或“续写”，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许多阿Q的文学后裔。在此意义上，阿Q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资源性存在。当代作家之所以选择对阿Q形象进行再塑造，某种意义上也彰显出阿Q形象所内蕴的超越时空的精神性价值，阿Q及其谱系中的典型形象，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国人认识自身乃至反省本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符号。让张梦阳稍感不足的是，在阿Q的文学后裔中，无一人物形象达到了阿Q的高度，仅在余华等当代作家的创作中看到了阿Q“精神典型”的有限延续。张梦阳认为余华笔下的许三观和阿Q一样，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中国人“求诸内”的传统心理和精神机制。阿Q性格中存在着多级性和模糊性，这种复杂性在许三观身上也有所显现，但许三观跟阿Q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当然，阿Q精神胜利法的成功不仅需要作家本人具有深邃的哲学意识，更离不开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既要有生活，又须通哲学；既要个性化，又需普泛性”@0。简言之，阿Q这一典型形象的成功在于鲁迅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巧妙做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张梦阳以鲁迅书写阿Q的方式来观照当代文学创造中的典型人物塑造，既回答了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如何创造典型的问题，也再次强调了阿Q之所以成为典型的原因。这一追问不仅深化了对于阿Q精神胜利法的认识，而且使得阿Q典型研究具有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进言之，张梦阳从阿Q研究中提炼出的“精神典型”这一概念具有了衡量其他文学作品进而指导当代文学创作的超时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