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哭梅圣俞》臆说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四月二十五日，梅尧臣在京师的大疫中去世。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一嘉祐五年五月的一道诏书：“京师大疫，贫民为庸医所误死者甚众，其令翰林医官院选名医于散药处参问疾状而给之。”疫情不很乐观，贫民因没有良医死者甚多，致使朝廷特别选派名医救援。五十九岁的大诗人梅尧臣似乎仍很贫苦，断送在这场大疫里，这无疑让他的朋友们感到十分悲痛。他生前最亲密的友人欧阳修写了一首柏梁体的七言古诗《哭圣俞》，引起了小范围内的唱和，大家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悼念。今天尚能看到的和作，有刘敞《公是集》卷十八的《同永叔哭圣俞》和王安石的《哭梅圣俞》，两首都沿用了原作的体裁，王安石这首还是同韵。王诗是这次唱和里最出名的作品，很值得一读，由于典实较多，附上经过改定的李壁的注释：

《诗》行于世先《春秋》，a 国风变衰始《柏舟》。b 文辞感激多所忧，律吕尚可谐鸣球c。先王泽竭士已偷，纷纷作者始可羞，其声与节急以浮d。真人当天施再流，笃生e 梅公应时求。颂歌文武功业优，经奇纬丽散九州。众皆少锐老则不，公独辛苦不能休，惜无采者人名遒f。贵人怜公青两眸g，吹嘘h 可使高岑楼i，坐令隐约j 不见收。空能乞钱助饙馏k，疑此有物司诸幽！2。栖栖孔孟葬鲁邹，后始卓荦称轲丘。圣贤与命相楯矛，势欲强达诚无由。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厄以身投，坎轲坐老当谁尤。吁嗟岂即非善谋，虎豹虽死皮终留。！3 飘然载丧下阴沟！4，粉书轴幅悬无旒！5。高堂万里哀白头，东望使我商声！6 讴。

王安石性格耿介，虽然他的友人曾巩一再向欧阳修举荐他，他也得到欧阳修圈子的赏识，也和大家互致寒暄，却似乎刻意保持着距离，显得比较特立独行。甚至苏氏父子因为跟欧阳修走得很近，还给了他极不好的印象，导致后来他们之间的敌视。尽管如此，王安石在当时的诗坛上并不落寞，上一年，也就是嘉祐四年，京城有场歌咏明妃的唱和，他也是主角。韩维、江休复先作《明妃曲》，王安石随后写了两首，引起欧阳修、曾巩、司马光、梅尧臣、刘敞等纷纷和作，成为一时的诗坛盛事。王安石跟梅尧臣的关系虽比不上欧阳修，还有近二十岁的年龄差距，但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也很推重他。明妃唱和之后王安石离京，一年后又由提点江东刑狱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寻直集贤院。这时梅尧臣忽然去世，不用说，王安石不会没有真挚的哀悼之情。

不过和欧阳修、刘敞所作相比较，王安石这首《哭梅圣俞》在技巧上太突出了，以致扼制住情感，似乎没有欧阳修和刘敞来得真切。那时正是宋诗寻求新变的时代，梅尧臣、欧阳修都在努力，王安石凭借其博学也在独辟蹊径，只是后来代表宋诗主流的江西派和他的路径太接近，反倒觉得很大路了。王安石对自己的路径一定很自负，想通过这个体式的诗刻意表现一些独特的东西，应该也在情理之中。虽说削弱了情感，但他的写法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首的知名度超过欧阳修的原作就是证明。黄庭坚无疑很欣赏王安石的写法，李壁在注释王安石的《明妃曲》时，就引了黄庭坚的跋语：

山谷跋公此诗云：荆公作此篇，可与李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往岁道出颍阴，得见王深父先生，最承教爱，因语及荆公此诗。庭坚以为词意深尽，无遗恨矣。深父独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无南北’，非是。”庭坚曰：“先生发此德言，可谓极忠孝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为失也。”明日，深父见舅氏李公择，曰：“黄生宜择明师畏友与居，年甚少，而持论知古血脉，未可量也。”

从“年甚少”时，到后来成熟时，他的欣赏始终如一。考虑到他们政治立场的差异，如此仰慕之情可谓发自肺腑。

黄庭坚的仰慕源自他们共同的诗学理念，就是这里笼统地说的“词意深尽”。虽说中国文学的传统一直强调“词”和“意”的完美结合，但每当一种技巧开始发达的时候，“意”往往被撇在一边，等到技巧成熟到堕为熟套的时候，才想到用“意”来振作一下。宋人学了乖，不管在嘴上，还是在笔下，越来越突出“意”，但让他们内心真正激动的还是文字的技巧，因为“意”谁都会讲，技巧却要求天才和博学。就如黄庭坚这则跋语，他和王回（深父）争的似乎是“意”，但具体讲“意”时，却更像如何把古典的“意”和眼前的表达巧妙地予以结合，这恰是江西派“点铁成金”的基本思路。明白这一点，“词意深尽”的真实含义就不难被洞见了。

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在历史的运会下，因着他们共同的博学、各异的天才，不约而同地把通过古典“词”“意”进行表达的技巧推向完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三人经常被一起予以称许。如徐俯说：“本朝王荆公、苏子瞻、黄鲁直之妙，皆心得而神解。”（《苏祖可诗引》）这强调天才。如王直方说：“造语之工，至于舒王、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辑录《王直方诗话》）这强调博学。不过，三人在相近的方法下仍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陈师道就说：“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后山诗话》）苏轼具有李白的胸襟气魄，敢于超越一切规范，但妙在并不违背规范，如他自己所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文说》）这就表现得与时俱新，但也让后人无法企及，反使王安石和黄庭坚，就显得更容易被模仿，更适合作为学习的典范。但王安石更恪守古典自身，黄庭坚则通过古典的歧义使用表现出不用寻常的奇趣，也就有了一“工”一“奇”的差别。举个例子，王安石的名作“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护田”，用《汉书·西域传》：“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排闼”，用《汉书·樊哙传》：“樊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黄庭坚的名作“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用《世说新语·雅量》“未知一生当着几两屐”，《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是，王安石纯粹用个字面，黄庭坚却通过字面影射猩猩“爱著屐”和其毛做成笔而能写书，多绕了一个弯子。这绕出的弯子给文字技巧增添出新奇的美学效果，黄庭坚也就成为宋代诗人里最具特色的人物，从而得到更广泛的仿效。

但王安石之“工”也会受到推崇，叶梦得就是个显著的例子，方回说：“石林诗论专主半山而抑苏、黄。”（《瀛奎律髓》）这首《哭梅圣俞》被大家所重视，主要也是技巧之工。除了古典运用得丰富、娴熟之外，作为句句用韵的柏梁体七言古诗，其押韵技巧也堪称一绝。用韵既密，对技巧、辞藻的要求也越高。旧诗的韵部，自唐以来形成和古典用字一样的封闭性规范，这规范重在大家如何在同部的有限韵字上，多样、巧妙地进行表达。对常用的韵字出人意外地进行了特别的表达，也就像常用的古典字句出人意外地表达了特别的意思一样，同样造成“点铁成金”式的惊奇效果。这一点也许经常被忽视，所以也一直未理解词曲何以自有韵部，不过是因为它们已经变换了诗体固有的规范，所以韵部也就无须恪守了。至于主张新韵的论者，可以确定地说，无一不是因为对古典程式的陌生。

下来我们逐句看看这首诗。前七句先是高度推崇《诗经》的地位，甚至说，在变风兴起之后文辞显得激越，声调仍能保持得足够和谐。随之把《诗经》以后直到宋代的诗史一笔抹杀，斥以“急以浮”。这里用《孟子》的话语，用《柏舟》的例子，用《书经》的字面，有故实，有出处，又利用这些故实、出处巧妙协韵，技法表现得很典型。后面的诗句也一样，为避烦琐，就不一一指出了。“急以浮”的造句，还显示出王安石在古典的浸淫中所受潜移默化的用语影响。以下四句说宋朝有了梅尧臣，诗咏之盛能够重现《诗经》时代的辉煌。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也有相似的讲法：“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见其文，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嘉祐元年，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言于朝曰：‘梅某经行修明，愿得留与国子诸生讲论道德，作为雅颂，以歌咏圣化。’”再下三句写梅尧臣虽然刻苦攻诗，却未受到任用。“人名遒”，就是指“遒人”。但这么表达显得别扭，不过因为“遒”字押上了韵，我们得到“强押”的快感，就不去计较了。再下五句写虽有欧阳修这样的贵人相助，也只能得到些周济，却未能通达，疑是运会不济。李壁注引了梅尧臣《永叔赠绢二十匹》：“昔公处贫我处困，我无金玉可助公。公今既贵我尚窘，公有缣帛周我穷。古来朋侪义亦少，子贡不顾颜渊空。复闻韩孟最相善，身仆道路哀妻僮。”可见他得到的周济。李壁注：“公所以得为国子监直讲者，以近臣赵概等荐，然未足究其藴，犹不荐也。”可见他未能通达。李壁注又引欧阳修《归田录》的轶事：“梅圣俞以诗知名，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晩年与修唐书，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猢孙入布袋矣！’刁氏对曰：‘君于仕宦，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闻者皆以为善对。”可见他面对命运的无奈。这些组织古典的句子，所表达的内容却很写实，足见王安石的功力。再下四句写圣贤如孔孟，尚且无奈于命运。“势欲强达”，“达”一作“违”，也可通。再下六句写诗人例皆穷愁，既然要作诗人，无须抱怨，何况身后名传，也不枉为。白居易《与元微之书》就曾以李、杜等诗人的穷困自解：“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最后四句写梅尧臣归葬故乡，母哀友悲。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说：“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载其柩归宣州。”李壁注：“母仙游县太君束氏、清河县太君张氏。圣俞死时，张氏犹在。”全诗议论、叙述的成分过多，感情的因素却过少，全靠了娴熟的技巧突出美学的色彩。

也许，这首诗算不得 “词意深尽”，但无疑很突出地表现了王安石在文字技巧上的努力，对了解他，以及宋诗技巧的衍进，颇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