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哭梅圣俞》臆说

作者: 钟锦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四月二十五日,梅尧臣在京师的大疫中去世。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一嘉祐五年五月的一道诏书:“京师大疫,贫民为庸医所误死者甚众,其令翰林医官院选名医于散药处参问疾状而给之。”疫情不很乐观,贫民因没有良医死者甚多,致使朝廷特别选派名医救援。五十九岁的大诗人梅尧臣似乎仍很贫苦,断送在这场大疫里,这无疑让他的朋友们感到十分悲痛。他生前最亲密的友人欧阳修写了一首柏梁体的七言古诗《哭圣俞》,引起了小范围内的唱和,大家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悼念。今天尚能看到的和作,有刘敞《公是集》卷十八的《同永叔哭圣俞》和王安石的《哭梅圣俞》,两首都沿用了原作的体裁,王安石这首还是同韵。王诗是这次唱和里最出名的作品,很值得一读,由于典实较多,附上经过改定的李壁的注释:

《诗》行于世先《春秋》,a 国风变衰始《柏舟》。b 文辞感激多所忧,律吕尚可谐鸣球c。先王泽竭士已偷,纷纷作者始可羞,其声与节急以浮d。真人当天施再流,笃生e 梅公应时求。颂歌文武功业优,经奇纬丽散九州。众皆少锐老则不,公独辛苦不能休,惜无采者人名遒f。贵人怜公青两眸g,吹嘘h 可使高岑楼i,坐令隐约j 不见收。空能乞钱助饙馏k,疑此有物司诸幽!2。栖栖孔孟葬鲁邹,后始卓荦称轲丘。圣贤与命相楯矛,势欲强达诚无由。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厄以身投,坎轲坐老当谁尤。吁嗟岂即非善谋,虎豹虽死皮终留。!3 飘然载丧下阴沟!4,粉书轴幅悬无旒!5。高堂万里哀白头,东望使我商声!6 讴。

王安石性格耿介,虽然他的友人曾巩一再向欧阳修举荐他,他也得到欧阳修圈子的赏识,也和大家互致寒暄,却似乎刻意保持着距离,显得比较特立独行。甚至苏氏父子因为跟欧阳修走得很近,还给了他极不好的印象,导致后来他们之间的敌视。尽管如此,王安石在当时的诗坛上并不落寞,上一年,也就是嘉祐四年,京城有场歌咏明妃的唱和,他也是主角。韩维、江休复先作《明妃曲》,王安石随后写了两首,引起欧阳修、曾巩、司马光、梅尧臣、刘敞等纷纷和作,成为一时的诗坛盛事。王安石跟梅尧臣的关系虽比不上欧阳修,还有近二十岁的年龄差距,但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也很推重他。明妃唱和之后王安石离京,一年后又由提点江东刑狱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寻直集贤院。这时梅尧臣忽然去世,不用说,王安石不会没有真挚的哀悼之情。

不过和欧阳修、刘敞所作相比较,王安石这首《哭梅圣俞》在技巧上太突出了,以致扼制住情感,似乎没有欧阳修和刘敞来得真切。那时正是宋诗寻求新变的时代,梅尧臣、欧阳修都在努力,王安石凭借其博学也在独辟蹊径,只是后来代表宋诗主流的江西派和他的路径太接近,反倒觉得很大路了。王安石对自己的路径一定很自负,想通过这个体式的诗刻意表现一些独特的东西,应该也在情理之中。虽说削弱了情感,但他的写法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首的知名度超过欧阳修的原作就是证明。黄庭坚无疑很欣赏王安石的写法,李壁在注释王安石的《明妃曲》时,就引了黄庭坚的跋语:

山谷跋公此诗云:荆公作此篇,可与李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往岁道出颍阴,得见王深父先生,最承教爱,因语及荆公此诗。庭坚以为词意深尽,无遗恨矣。深父独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无南北’,非是。”庭坚曰:“先生发此德言,可谓极忠孝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为失也。”明日,深父见舅氏李公择,曰:“黄生宜择明师畏友与居,年甚少,而持论知古血脉,未可量也。”

从“年甚少”时,到后来成熟时,他的欣赏始终如一。考虑到他们政治立场的差异,如此仰慕之情可谓发自肺腑。

黄庭坚的仰慕源自他们共同的诗学理念,就是这里笼统地说的“词意深尽”。虽说中国文学的传统一直强调“词”和“意”的完美结合,但每当一种技巧开始发达的时候,“意”往往被撇在一边,等到技巧成熟到堕为熟套的时候,才想到用“意”来振作一下。宋人学了乖,不管在嘴上,还是在笔下,越来越突出“意”,但让他们内心真正激动的还是文字的技巧,因为“意”谁都会讲,技巧却要求天才和博学。就如黄庭坚这则跋语,他和王回(深父)争的似乎是“意”,但具体讲“意”时,却更像如何把古典的“意”和眼前的表达巧妙地予以结合,这恰是江西派“点铁成金”的基本思路。明白这一点,“词意深尽”的真实含义就不难被洞见了。

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在历史的运会下,因着他们共同的博学、各异的天才,不约而同地把通过古典“词”“意”进行表达的技巧推向完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三人经常被一起予以称许。如徐俯说:“本朝王荆公、苏子瞻、黄鲁直之妙,皆心得而神解。”(《苏祖可诗引》)这强调天才。如王直方说:“造语之工,至于舒王、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辑录《王直方诗话》)这强调博学。不过,三人在相近的方法下仍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陈师道就说:“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后山诗话》)苏轼具有李白的胸襟气魄,敢于超越一切规范,但妙在并不违背规范,如他自己所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文说》)这就表现得与时俱新,但也让后人无法企及,反使王安石和黄庭坚,就显得更容易被模仿,更适合作为学习的典范。但王安石更恪守古典自身,黄庭坚则通过古典的歧义使用表现出不用寻常的奇趣,也就有了一“工”一“奇”的差别。举个例子,王安石的名作“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护田”,用《汉书·西域传》:“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排闼”,用《汉书·樊哙传》:“樊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黄庭坚的名作“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用《世说新语·雅量》“未知一生当着几两屐”,《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是,王安石纯粹用个字面,黄庭坚却通过字面影射猩猩“爱著屐”和其毛做成笔而能写书,多绕了一个弯子。这绕出的弯子给文字技巧增添出新奇的美学效果,黄庭坚也就成为宋代诗人里最具特色的人物,从而得到更广泛的仿效。

但王安石之“工”也会受到推崇,叶梦得就是个显著的例子,方回说:“石林诗论专主半山而抑苏、黄。”(《瀛奎律髓》)这首《哭梅圣俞》被大家所重视,主要也是技巧之工。除了古典运用得丰富、娴熟之外,作为句句用韵的柏梁体七言古诗,其押韵技巧也堪称一绝。用韵既密,对技巧、辞藻的要求也越高。旧诗的韵部,自唐以来形成和古典用字一样的封闭性规范,这规范重在大家如何在同部的有限韵字上,多样、巧妙地进行表达。对常用的韵字出人意外地进行了特别的表达,也就像常用的古典字句出人意外地表达了特别的意思一样,同样造成“点铁成金”式的惊奇效果。这一点也许经常被忽视,所以也一直未理解词曲何以自有韵部,不过是因为它们已经变换了诗体固有的规范,所以韵部也就无须恪守了。至于主张新韵的论者,可以确定地说,无一不是因为对古典程式的陌生。

下来我们逐句看看这首诗。前七句先是高度推崇《诗经》的地位,甚至说,在变风兴起之后文辞显得激越,声调仍能保持得足够和谐。随之把《诗经》以后直到宋代的诗史一笔抹杀,斥以“急以浮”。这里用《孟子》的话语,用《柏舟》的例子,用《书经》的字面,有故实,有出处,又利用这些故实、出处巧妙协韵,技法表现得很典型。后面的诗句也一样,为避烦琐,就不一一指出了。“急以浮”的造句,还显示出王安石在古典的浸淫中所受潜移默化的用语影响。以下四句说宋朝有了梅尧臣,诗咏之盛能够重现《诗经》时代的辉煌。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也有相似的讲法:“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见其文,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嘉祐元年,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言于朝曰:‘梅某经行修明,愿得留与国子诸生讲论道德,作为雅颂,以歌咏圣化。’”再下三句写梅尧臣虽然刻苦攻诗,却未受到任用。“人名遒”,就是指“遒人”。但这么表达显得别扭,不过因为“遒”字押上了韵,我们得到“强押”的快感,就不去计较了。再下五句写虽有欧阳修这样的贵人相助,也只能得到些周济,却未能通达,疑是运会不济。李壁注引了梅尧臣《永叔赠绢二十匹》:“昔公处贫我处困,我无金玉可助公。公今既贵我尚窘,公有缣帛周我穷。古来朋侪义亦少,子贡不顾颜渊空。复闻韩孟最相善,身仆道路哀妻僮。”可见他得到的周济。李壁注:“公所以得为国子监直讲者,以近臣赵概等荐,然未足究其藴,犹不荐也。”可见他未能通达。李壁注又引欧阳修《归田录》的轶事:“梅圣俞以诗知名,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晩年与修唐书,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猢孙入布袋矣!’刁氏对曰:‘君于仕宦,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闻者皆以为善对。”可见他面对命运的无奈。这些组织古典的句子,所表达的内容却很写实,足见王安石的功力。再下四句写圣贤如孔孟,尚且无奈于命运。“势欲强达”,“达”一作“违”,也可通。再下六句写诗人例皆穷愁,既然要作诗人,无须抱怨,何况身后名传,也不枉为。白居易《与元微之书》就曾以李、杜等诗人的穷困自解:“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最后四句写梅尧臣归葬故乡,母哀友悲。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说:“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载其柩归宣州。”李壁注:“母仙游县太君束氏、清河县太君张氏。圣俞死时,张氏犹在。”全诗议论、叙述的成分过多,感情的因素却过少,全靠了娴熟的技巧突出美学的色彩。

也许,这首诗算不得 “词意深尽”,但无疑很突出地表现了王安石在文字技巧上的努力,对了解他,以及宋诗技巧的衍进,颇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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