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小说的辩证法、经典化和总体性

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小说往往在历史的“宏大共名”与“地方空间”的抵牾或和解当中，完成着自身文学多维谱系的延展与增殖，阶级、历史、政治、战争、英雄、家族、爱情、乡村、民俗，甚至传奇、古典、浪漫、欲望、魔幻、荒诞等一系列革命诗学的修辞词汇，生成当代革命历史小说迥异的美学图景。一方面，共名而主流的历史认知是当代中国革命历史叙事的理念圭臬，革命文学在承担追溯、复现和表达具体而微的革命历史事件的同时，还承担着对革命历史的真实性、必然性和正义性的文学论证。与此同时，共名化的历史叙事更青睐于将历史事件置于历史内容——人与生活——之上，“人”与“生活”由此常常被转换为填充宏大历史事件内里的符号和注脚，而个体之人和群体之人的存在面目、生活世情和精神肌理等，则在共名历史的统摄之下普遍呈现出扁平化的姿态。“事件真相”/“人物（生活）真实”在文学舞台主角的角逐和裁定，成为当代革命历史叙事的艺术困境。另一方面，宏大的历史叙事愈来愈表征出让渡于个体主导理念的思潮倾向，这在充分释放出个体发现历史、介入历史和构建历史的超强自由潜能的同时，也一再坚定地验证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这一哲学箴言的持久和有效，历史由此打破了单一认知的面向，展示出持续不断的景深更迭、视阈多元和镜像再造，并成为个人化历史小说强劲演进的内在动力；然而，个体理念对历史叙事的强力介入，也导致对历史叙事“真实性”的日益震荡、模糊、消解甚至解构，个人化的虚构湮没了历史性的真实，个体性的艺术理念逾越了革命性的历史必然，个体化的历史想象遮蔽了集体性的历史确认。因此，“微观的个体理念”/“总体的历史认知”在叙事天平的拮抗成为当代革命历史小说的价值症候。

长久以来，革命历史小说的艺术困境和价值症候的悬而未决，既是自身不断获得艺术创造与多元发展的理由，同时也是“新经典文学”建构的横亘桎梏。正是在当代革命历史小说“文脉延绵”而“经典阙如”的文学发展史视阈当中，刘江的《太行风云》（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展示出一种具有“新经典主义”的文学品格。一方面，作者隐秘的承接和践行着中国文人士子的“通人”传统，即作者将史学家的史识、文学家的才情、艺术家的洞明、理论家的智慧、革命家的信念、编辑家的敏锐等共生互融，构建出多元身份于一体的“通人化”作家主体，成为构建小说“经典化艺术空间”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从《韶华时代》《剑》《丰秋拾珠》《一滴水中看太阳》《太行飞虎队》等文学作品，直至《太行风云》，刘江逐步构建起由“新经典主义”理念向“新经典主义”文本转化的文学经验体系——《太行风云》将历史复现、革命美学、人民正义、阶级斗争、民间世情、人性肌理、乡土民俗、生命悲喜等编织为一首多重文学音符和谐演奏的复调乐章，构建出一种全新的小说叙事“辩证法总则”。刘江的文学辩证法总则，不仅实现了对历史真相与人物真实这一艺术困境的纾解，而且完成了对个体理念与历史认知这一价值症候的和解，更为重要的是，刘江在《太行风云》当中所赋予的历史、政治、民间、人性等多重话语空间，使其具备了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多重阐释维度，突破了当代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诸多窠臼，展现出“新经典”和“总体性”的文学品格。

第一，《太行风云》是对中国乡村革命“历史本相（正义）”的总体性演绎。当代乡村革命历史小说往往依托于“外发性”和“内发性”两种视阈展开叙事：前者将乡村视为沉默、暗哑、沉滞、凝重的自足存在，革命话语以反抗外族入侵、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感召和中国建设再造等政治文化理念和革命行动实践，介入乡村世界的自为与自足，在革命理念与乡村秩序之间的话语碰撞当中，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得以重构。革命话语充当着乡村变革和乡土重生的外在权威圭臬，由此确立起乡村空间的“革命启蒙”叙事模式。后者则将乡村视为充满悲苦、灾难、无望、压迫的封闭存在，由苦难的漫漶而衍生的救赎的渴望是乡村内在而自发的集体诉求，而革命话语、革命感召、革命行动、革命实效则以救赎者的主动与自觉介入乡村苦难境遇的缓释，乡村由此获得了历史变革的外在政治话语依托，它们在展开与“旧”世界断裂的同时，也重获了新生，再造出秩序。乡村世界已是革命话语和革命实践有效而直接的统摄、认同、践行和检验的社会场域，并在乡土苦难境遇的集体渴望和社会诉求当中，完成了乡村生活的世俗化拯救和权力主体构建，由此生成乡村的“革命救赎”叙事模式。革命与乡村的叙事砝码如此游弋，以至于“乡村的革命”和“革命的乡村”的历史面孔日渐模糊。

刘江在《太行风云》当中以其“文学辩证法”为叙事理念，完成了对革命话语与乡村世界之间一贯的单向度“真实性”呈现的超越，而将二者进行了辩证式的统一，即将革命与乡村、政治与生活、宏大与日常进行了立体化的同构。这是刘江对乡村革命历史“立体化观照”的新发明。他一方面将地方的、微观化、具体的生活空间纳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宏大语境当中，地方乡村革命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日常化、生活化、形象化和可感化的有效视镜；另一方面，地方性、微观性、具体性的生活空间在被纳入或被改造为中国革命历史的视镜注脚的同时，它们还坚定捍卫着独属于地方生活空间的自足运行，即始终具有超越宏大革命历史叙事视阈的地方日常和民间本然。刘江在《太行风云》当中的这种双重视阈、双重呈现、双重刻摹，既是对革命历史小说所普遍面临的艺术症候的消解，更是对乡村革命历史“全景式真实”的直面与尊重。因此，《太行风云》当中，太行乡村七里铺贫民常氏家族（常闰月、常在田、常满囤、观音保）与地主权贵李氏家族（李鸿运、李占富、李宝泰）之间的代际恩怨，不仅仅只是一场家族之间带有原始冲动的复仇斗争，他们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既深刻地根植于物质资料、经济地位、社会身份、权力份额的超稳定的历时不平衡，又被转换为佃农与地主之间的阶级对立，因此他们之间的倾轧与反倾轧，也就具备了中国乡村革命的历史共名内涵，“地方性”的太行山乡村革命，已然成为“中国性”的乡村历史革命的必然内容，中国乡村革命的主导者天然地具备了在七里铺展开乡村生活、乡村秩序、乡村认知、乡村重构的革命实践合法权。因此，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多重历史共名话语覆盖之下的七里铺革命现场，成为透视中国乡村革命“总体性景观”的有效镜像，“革命乡村的叙事”成为呼应或表征“革命中国的叙事”的文学典型。但刘江深谙这种地方叙事的典型方法同时隐匿着对多元中国的遮蔽，特别是在乡村革命文学经验相当丰沛的文学史谱系当中，仅仅将地方革命叙事作为中国革命叙事的典型镜像，不啻是对地方差异性的湮没、对革命历史真实而丰富纹理的漠视、对固有革命历史叙事认识的单调叠加，因此，他以其革命文学叙事的“辩证法总则”，解密太行山乡村所暗藏的革命密码，在《太行风云》集中展示出太行山乡村所内蕴的革命的“自发性”和革命的“内爆性”。常氏父子三代人以及七里铺乡民与地主权贵李氏和赵氏家族之间，围绕土地、货币、粮食、身体（劳动力）、权利，乃至情感、自由、尊严、生命等家族恩怨和爱恨情仇，转换为压迫者/ 被压迫者、施暴者/ 被施暴者之间的压制与反抗，物质资料的失去与占有、身体价值的囚禁与自由、反抗行动的隐忍与决绝等，即“自由与压抑”构成了小说当中乡村人际矛盾、阶级冲突、行动抉择的内在动力。“反抗欲望”当仁不让地成为家族叙事的感性指向，“复仇冲动”理所当然地成为家族叙事的整体感召，这种源自于平民日常生活的民间野性和原始感性的“蓄势”，正是太行山乡村所内蕴的积极的、主动的、自发的、强烈的革命锐力，这种锐力契合着革命历史的改造期待，并转化为乡村革命的重要推力。因此，《太行风云》是刘江对太行山乡村及其乡土世界的隐忍、静默、苦难、悲情的表象荡涤之后，对吾乡吾民所内蕴的解放热力、原始冲动、火热生命的另类生命风景的洞察，也是刘江对太行山乡村所内嵌、所涌动和所生成的“革命近景”的发现，它昭示出祛除宏大革命历史的赋名之后，乡村革命的“必然性”“在地性”“内生性”“自发性”和“正义性”。

第二，《太行风云》是对太行山区乡村革命生活“人性世情”的文学展览。当代革命文学普遍内蕴着“凡俗世情”“人性人情”与阶级性、革命性、政治性、英雄性的抵牾或冲突，并常在文学的纠葛当中转化为一种“互现式”的价值悖论——或者以个体性的人性人情立场批判集体性的阶级革命或政治话语的规约，或者以政治话语或阶级革命批判个体人性的劣根与个体人情的乖戾。因为阶级性意味着个体对阶级群体的归属、臣服直至隐匿，暗含着对阶级立场的深刻认同和对他者立场的排斥；革命性昭示着对传统的断裂、对陈规的改造、对新生的再创的历史合法性，持续的解构或坚定的重构是革命性的重要表征；政治性将人民正义、历史正义、社会正义等作为评估一切实践活动的重要话语标准，它包含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历史的想象规划、行动实践、未来信仰，是非曲直的彰明是其显豁的话语表征；英雄性展示出超越凡俗人性的君子人格、侠义人格、隐士人格等多重人格的复合特征，对一切世俗、平庸、羸弱、罪恶人性的僭越是其超越性的风范与理想化的人格。与此同时，凡俗世情与庸常人性同样是人世间“平民”人生普遍而真实的存在，具有逃逸了神学囚禁和道统束缚之后自由表达的正当性，即回归世俗人性或普通人生，在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视阈当中具有肯定性的价值认同。个体与集体、恒定与嬗变、圭臬与多元、世俗与超越等之间所横亘的价值错位，支配着乡土革命文学的演变与探索，也制约着乡土革命文学的纵深与开掘。刘江在《太行风云》当中以其“辩证法总则”，极富创造性地完成了对这一艺术困境的探索性建设与缓释性化解，即他以乡土吾民所葆有的乡土文化当中的“人情之真、人性之善、人心之美”这一话语层面的“民间性”，与革命文学所秉持的阶级性、革命性、政治性和英雄性的“理想性”进行嫁接与共融，从而完成了对凡俗世情或人性人情，与阶级性、革命性、政治性、英雄性的契合与对话。《太行风云》当中历史共名的“革命性”，契合了七里铺乡民对苦难境遇的反抗诉求；历史共名的“阶级性”，契合了七里铺乡民对底层身份共同体的自觉认同；历史共名的“政治性”，契合了七里铺乡民对乡土世界再造的国家想象；历史共名的“英雄性”，契合了七里铺乡民对民间侠客或乡绅的人格形塑。或者说，七里铺乡民的革命性，包含着被压抑的乡民群体对人的尊严、自由、欲望的“解放渴求”；阶级性包含着人对集体性（人民性）维度的回归，以及所衍生的共情、悲悯、博爱的情感本质；政治性包含着七里铺乡民群体对人的社会理性、革命伦理、民族想象的信仰确认；英雄性蕴藉着底层群体对圣人品格、侠义风范、神性情怀的集体认同。因此，在《太行风云》中，无论是乡民出生的观音保、海生，还是小五、金山；无论是乡村女性旦他娘、春燕，还是元英、莲祥；无论是中共干部郑红权，还是素华、方正奎，他们既有着普通平民的世俗烟火气质，譬如观音保的稳重与倔强、小五的内敛与偏执、海生的冲动与豪爽、旦他娘的自卑与热烈、元英的好胜与耿直、春燕的贤良与爽朗等；但他们又以真切的个体情感、坚定的革命行动、乐观的抗争心态，形象地诠释出太行山乡村的革命性、阶级性、政治性和英雄性，与人世的凡尘烟火、与人的人性人情的内在相通，重新注解出“革命的内涵”与“人性的肌理”。由此，刘江在《太行风云》当中对太行山区乡村革命历史的复现与追溯，摒弃了革命/ 人性的二元对立，而更多钩沉起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之间的融通和可能，在七里铺乡民的“人性伟大”与七里铺乡民的“革命利他”这一话语层面，对当代革命文学长期悬而未解的艺术症候，构建起价值理念的共享，完成了话语罅隙的弥合。

第三，《太行风云》是对太行山区乡村革命“地方景观”的涵义性赋予。异质的地方景观往往是文学审美的策源之地，“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毁灭了”（加兰语）。殊异的地理学景观不仅是营造现实主义小说“真实感”的重要叙事装置，而且它还承担着表征生活情境、构造美学空间、传达情感隐喻、透视人性深邃的象征功能。众多的当代乡村革命历史小说当中，地方景观一方面充当着地方风景、地方风情、地方风俗的外在视镜，它们构成了乡村革命所生发的自然化、生活化和人文化的可感空间；同时，地方风景还服膺于叙事主体、叙事理念和叙事指向的第二空间，并为小说叙事的第一空间提供着附属性或阐释性的话语体系。较长时期以来，乡村革命历史小说在“真实感”的营造和“象征性”的运用这两大功能当中持续延展。刘江在《太行风云》当中则借助于“辩证法总则”，创造性地将作为第二空间的地方景观与作为第一空间的乡村革命进行了“空间并置”，形塑出革命历史和地方景观互为一体的共同体空间，构建出其乡村革命文学的“景观政治学”。《太行风云》当中的景观政治学整合了“真实感”的实录性和“象征感”的暗喻性，地方景观与叙事指向构成了互为表里的景观共同体。一方面，作者秉持着对太行山乡村地方志的生活化实录与刻摹，这些实录与精雕成为小说能指的美学渊薮；另一方面，作者践行着对地方景观象征化的转换与抽离，这种意象的打造和营构，与小说叙事指向的潜在链接构成了小说所指的涵义散射。与此同时，小说当中地方景观的实录或象征，都以显在或潜在的方式介入小说主题、小说情节和小说人物的表达当中，参与着文本叙事的内在演进，担负着对故事密码进行预言或阐释的话语功能。这是刘江将“叙事主题”与“地方景观”二者进行深度互文、话语互嵌和空间融合的“小说叙事艺术的创造与发明”。因此在其《太行风云》当中，无论是语言、饮食、住宿等日常生活礼仪，还是祭祀、出殡、祈雨等地方民俗仪式，它们不仅是地方生活、地方风俗、地方伦理、地方哲学的地方风物志的实录，也不仅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语）的美学化隐喻或情感化象征，它们早已超越了地方景观只是作为叙事背景、小说远景和生活情境的单调叙事功能，而深度介入小说的叙事演进、主题表达和观念构建的叙事机制当中。譬如《太行风云》当中颇具地方特征的日常饮食、居住建筑、亡人出殡等生活细节的景观展示，呈现出七里铺由来已久的经济悬殊，而这种经济悬殊之所以生成的土地资源占据的不公以及所导致的阶级对立，论证出七里铺所爆发的乡村革命的历史必然和革命合法；小说当中以观音保为代表的佃农群体和李宝泰地主权贵之间的“契约”和“算账”，既是太行山乡村小农生产维系日常经济管理和家庭财富积累运行的普遍民间方式，更是七里铺佃农的生活资料被剥削、身体自由被囚禁、劳动能力被消耗、人格尊严被亵渎、生命价值被漠视的政治法则与管理囚牢，由此，作品“解密”出阶级对立、经济倾轧、权力抗衡、苦痛漫漶等一系列乡村生活的账本密码；小说当中对七里铺乡民祈雨仪式等民俗事项、民俗礼制、民俗心理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景观志录，但祈雨早已内蕴着民间信奉神学/ 革命信仰政治这两种话语力量之间的隐秘权力争夺，这种争夺包含着在太行山区乡村的集体信念和群体认同当中，传统的泛神宿命玄奥及其安守稳固，与新生的民族政治理念及其革命诉求，在当代乡村话语场域当中主体性确立的抉择、可能与难度，祈雨的叙事既是地方性的民俗活动志录，更关涉着七里铺革命认知的分歧或统一，乡村革命主导者的坚定或退守，革命实践行动的展开或迟滞，乡村革命秩序再造的可能或夭折等。这是刘江在其小说文本实践当中所构建起的“景观政治学”，他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当代革命文学既有叙事机制的革新，实现了小说多重话语空间整合的文本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