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读书札记

读王晓明《追问录》

王晓明说“人文精神寻思”应该理解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诘问和自我清理”，这是针对当时社会现象提出的严肃思考。自我反省需要突破时空所限的当下性，往上追溯，在历史中寻找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缺陷所在。知识分子面对当下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无奈与无力感，都与精神传统本身具有的缺陷有关。这种反省可以追溯到古早年代，也可以就近从当代寻找因果。在追问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思考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根源方面，王晓明做了大量的准备。他从1989 年秋天开始，认真阅读了一批先秦诸子的作品，并通过现代人的立场去解读文献，企图寻找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与今天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有这样的灵魂，今天的中国文学所以会有这样的面目，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正在于先秦文人不幸遭遇上天下无道的乱世，只能遗传下那一份偏重退缩，讲究“隐”“藏”的基因？也许历史对我们特别苛刻，在大多数的时候，中国文人竟不断地被推进先秦诸子遭遇过的那种乱世，以至那一份遗传基因也随之扩展、膨胀，不断派生出新的变种？也许自先秦以来，历代文人开辟的新的思想之渠，都并没有能够伸出多远，以至你只要理清楚先秦传统和那些新渠之间的纠缠交叉，便不难把握中国文人悲剧性的历史命运？也许看清了文人的这一种悲剧命运，我们对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为什么走出这样一条特别的历史道路，也就能够有所理解？一个人有怎样的命运，当然要看他遇上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但是，环境并非天外来客，它常常就是人自己的产物，不但是这一代人的产物，还是上一代乃至更上一代人的产物。因此，历史的因袭绝不只是盘踞在我们内心，恐怕更多的还是化身为我们四周的环境。

于是作者感叹说：“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更觉得先秦文人与我们非常接近，我们其实还远没有走出笼罩住他们的阴影，那一道仿佛无边无涯的历史的阴影。”a 这是《追问录》后记的最后一段话，作者以四个巨大的问号结束追问，他的问题也是他的结论：对先秦到当下的文人（知识分子）传统寄予了沉痛的批判。这本小册子虽然没有涉及“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但是作者提到了“今天的中国文学所以会有这样的面目”，让人联想到他的另一本著作《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创作心理障碍》b 所着重分析的问题：20 世纪中国作家的创作心理障碍。因此，他的思路，是通过先秦文人精神基因来解读“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障碍。由于这样一种“偏重退缩，讲究‘隐’‘藏’”的精神基因还制约着当下知识分子的潜在心理障碍，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就无法真正地从古代文人的精神传统里摆脱出来。这本书是具有前瞻性的，王晓明在写作过程中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市场经济大潮很快成为社会发展主潮，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又生成了新的意义：在当下，先秦诸子遗留下来的精神基因使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精神状况非但没有得到好转，反而变本加厉了。这就决定了当下的知识分子依然是牢骚满腹、孤芳自赏的传统文人，或者变成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乌合之众，丧失知识分子应有的在市场经济潮流下改变自我，涅槃新生的机会。这也是后来提出“寻思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的出发点。

王晓明的《追问录》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本书在描述先秦到当下文人（知识分子）传统的基因时，说到了文人与时代的关系，作者说：“一个人有怎样的命运，当然要看他遇上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而“先秦文人不幸遭遇上天下无道的乱世”，“中国文人竟不断地被推进先秦诸子遭遇过的那种乱世”。“乱世”这个词，在这本书中有特定所指的意义，作者又用“天下无道”来规定一个特殊的境遇。“天下无道”就是没有公理可讲。先秦诸子遭遇的“乱世”，是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的时代，是诸侯瓦解天子、家臣又颠覆诸侯，谁也不把谁当作权威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的“天下无道”，又是指一种思想解放的前提，客观上为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按郭沫若的历史分期说，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奴隶制度行将消亡、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度正在崛起的过程，在“天下无道”的大局面下，各诸侯国无论代表没落的奴隶制度还是先进的封建制度，本质都是专制集权。《追问录》第九节专门讨论了墨子的“尚同”思想，指出最具江湖色彩的墨子，依然摆脱不了“君主崇拜”的悲剧。“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经走到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形态的边缘，正向里面迅速地滚进去。”c 从诸子的活动主张来看，不但法家、纵横家们擅于投机，属于“有奶就是娘”的政客阶层，大多数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如何依附一个专制政权，希望某个君主来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以求重新获得“天下有道”的大一统王国。至于历史决定由秦国、楚国还是齐国来统一这个局面，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天下无道”的“乱世”对先秦诸子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乱世”打碎了大一统的周天子权威，群雄逐鹿，金瓯缺碎，给诸子纵横捭阖发挥才能提供了现实舞台，古代知识分子最阳刚的一面也就呈现在这个乱世之中。另一方面，除了老、庄一流自甘躺平，退出政治权力角逐外，其他各派人物都是在各国君主面前斗智斗勇，巧舌如簧，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只是权力斗争太残酷无情，君主喜怒无常，宦海风险莫测，这才导致古代士人处心积虑地总结出各种苟全性命的人生哲学。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式专制在中国政治史上延续两千多年，逐渐使得那一套“偏重退缩，讲究‘隐’‘藏’”的生存智慧成为庙堂文化的一种“基因”，深深地根植在中国士人的精神遗传里。

这样一种君主专制与知识分子参政的博弈，最后胜出的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我觉得孔子不是诸子中最聪明的智者，却是最勇于实践并有创造力的学者。其一，是他头脑里没有迂腐的正统道德观念，虽然他口口声声复周礼，但在周游列国时他并未明确要帮助正宗血缘的政权，只是希望有权势者信任他并给他提供施展理想的政治平台。不管这个平台是否正统，他都愿意前去试试机会d。相比之下，后世文人讲究什么“汉贼不两立”“每饭不忘君”“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等劳什子，境界远不如孔子。其二，是他对仕途蹭蹬也看得很开，做不了官，可以退回乡里办私学，有教无类，广招学生。他的思想学术和政治理想，即使不能在庙堂施展，还可以通过教育传播开去。他还自编教材，整理古代文献，所谓“六经”者，《易》对应上古哲学，《书》《春秋》对应古今史学，《诗》《乐》对应文学艺术，《礼》为上层政治学，构成完整的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基本知识范围，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并不过分。孔子把著书立说、私学教育、整理古代文献三者合一，初步实践了古代儒生在庙堂以外实现安身立命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对我后来做知识分子民间岗位价值取向的探讨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三，我前面说孔子著书立说并不准确，严格地说，孔子只是“立说”而不“著书”，他自己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是通过研究古代文献材料，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学术观点。这是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因为他面对的诸侯国君主，是通过血缘政治或者阴谋篡位才能上位的，他们必须依靠专制手段来实行强权统治；作为无权无势的儒生要参与庙堂政治，就必须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传统，这种传统唯有来自上古时代的政治理想，才有足够的权威性，让世俗君主感到威慑。这就是孔子提倡“克己复礼”的心理动机。他通过整理“六经”勾勒出一幅上古时期的王道乐土，形成儒家学派津津乐道的“道”，把这种“道”的学说通过教育世世代代传授下去，逐渐形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学统。以道统、学统与君主的政统相博弈，合则留，兼济天下；不合则去，独善其身，当不了官，还可以回到民间从事学问与私家教育，躬耕自己的园地。

如果我们把古代士人阶层与现代知识分子做个比较，古代士人没有自己专业知识的价值取向e，他们所有的学问都围绕着经世致用，为国家政权服务，只有庙堂一条路。但是在专制时代，君主有绝对权威，士人要在庙堂中分到一杯残羹，必须付出巨大代价。孔子的高明之处，就是煞费苦心地搞出了一套高于、大于、正于君王权力的学问体系，以此来做“帝王师”的资本，参与君王的权力分配。这样的思维惯性，我称之为庙堂的价值取向。这个价值系统里不完全是“隐”与“藏”的心机和权术，还掺杂了某种阳刚的、不畏权势的积极因素f，就如鲁迅所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g 这里所指的并非都是儒生士人，但也确实包含了古代阶层中某些脊梁式的人物。这也是一笔精神遗产，是我们当下知识分子应该珍视的。

读严复译著系列

从中国古代的士人到今天的知识分子，其间有一定精神联系，但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进化过程，古代士人阶层经历了现代社会转型的熔冶锻炼，被注入了新质以后，才逐渐成为新型的文化人。现代社会转型包含了君主专制的倒塌、自我封闭的文化体系的崩坏以及在西方列强炮火下被迫进入半殖民化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其新质就是现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建立。君主专制的倒塌，使得两千多年来儒家士人构筑的所谓“明君贤臣”的政治理想彻底瓦解，士人很难再通过庙堂的价值取向来完成自我价值确认，导致了道统、学统与政统三者分道扬镳；自我封闭的文化体系的崩坏，体现在儒家学以致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习系统被淘汰，儒家士人以往学习的是超稳定结构下的传统农村社会的管理方式，随着现代性进程，传统农村社会结构迅速瓦解，大量新型的科学专业知识和社会分工都百废待兴，那种靠个人道德权威来治理社会的传统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开始启程的，士人的天朝迷梦彻底破碎，睁眼看到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强大，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颟顸愚昧和落后挨打，双重刺激下他们有了自己的选择，同时日本明治天皇的“脱亚入欧”决策导致国体强盛和社会发展，也是一个有力的榜样。当时的社会精英竭力要打破国门，拥抱西方，融入世界，汇合成上下一心、浩浩荡荡的社会潮流。而在这股势不可挡的社会潮流中，只有真正的弄潮儿才有可能在学习中获得专业知识和现代人格新质，成为20 世纪知识分子的先驱者。

从传统士人阶层到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转换，或是知识结构的变化，其间经历过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在晚清士人的意识里注入了新的时代信息，导致其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变化。严复是最早意识到这种变化的人。严复原先也是士大夫阶级的一员，他早年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接受过西方近代思想，回国后站在康、梁维新一边，深度参与戊戌变法。当他亲历变法失败之后，由此觉悟到“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的道理。i于是他选择了译介西方学术著作作为自己的终生志业。他继《天演论》（1898 年）后，接连译出《原富》《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法意》等西方文化经典，全面介绍了进化论、唯物论、经验论，以及古典经济学、法学与政治理论，在中国学术史上开创了近代学科分类的新纪元。我前面说过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最后胜出者，他所编订的教材“六经”，创造性地包容了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基本内涵，两千年人文传统由此奠定；孔子和他的门人后辈所研习、发展而形成的学术系统，为两千多年来士人传承的“帝王之学”打下了基础。然而严复借西方学术重新建构中国的现代知识系统，他的八部译著，关涉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等，包含了中国古代人文传统最缺乏的社会科学知识范畴。社会科学的宗旨不在建构意识形态，不在庙堂建功立业；而是重在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它具有社会实践性。获得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士人，便可在民间社会设定专业工作岗位，服务社会，影响国家。读书人由此摆脱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经济之途，逐渐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独立于廊庙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群体。在这个意义上，把严复的文化贡献比作古代的孔子也不为过。孔子是借助了古代（尧舜、周公时代）的乌托邦理想建构起中国人文传统和文人学统，严复则是站在20 世纪的门槛上，接住了西学东渐的思想学术“彩球”，把衰朽古老的东方专制文化与年轻血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嫁接起来，把中国推向世界。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再也没有孤家寡人的中国了。

纵观严复一生的主要价值取向，他仍然是一个庙堂文人，他在后半生与庙堂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中，他有些行为是颇有争议的。但这对于一个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传统士人，出现反复并不奇怪，由传统士人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严复作为一个承载了两千多年传统价值观的士人，他首先发现了时代巨变和世界文明给中国士人带来了新的价值观，他看到了传播新思想、开启民智是比庙堂做官更为重要的工作，甚至比国家兴亡更为重要，于是他身体力行，从事翻译和出版，造福于时代，造福于国家。严复与以前官场失意的士大夫是不一样的，他弃官以后，不是经商致富（陶朱公），也不是归去来兮（陶渊明）——这都是传统官宦文人所走的道路，而严复的人生道路是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他开创了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翻译和传播。此外，严复还担任过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的校长，积极从事现代教育工作。他在著书立说、出版传播以及现代教育三大领域内，开创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他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者。而且，严复的超前意识和专业能力，不仅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新的价值取向，也使自己在新的价值取向中获得了利益：随着新兴出版业的发展，稿酬和版税制度逐渐健全，知识为社会创造精神价值的同时，还转换为个人财富。严复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严译系列”收获大笔版税，据统计，到1919 年，他存入商务印书馆的版税已达两万元左右，后来以版税购股票成为商务股东。严复晚年生活潦倒，基本是靠版税为生。稿酬与版税制度的确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经济来源，知识即财富的观念得以成立。知识分子即便不做官，不经商，不靠庙堂和祖产，也能通过自己的著述来获取生存保障。这也是读书人摆脱庙堂依附的一个先决条件，靠版税或者薪水维持体面生活，几乎成了20世纪前半期知识分子的主要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