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敬爱的陈老师、宗老师，亲爱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

我不是陈老师最优秀的学生，但我是最幸运的学生——毕业13 年之后，我又回到母校，代表我们这些博士同学向陈老师汇报工作和生活，我何其荣幸！当初陈老师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30 多人，今天却携妻抱子回来40 多人，可以说，是陈老师的魅力、珞珈山的美丽、武汉大学的魔力，把我们吸引到这里。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衷心祝贺陈老师从教50周年，同时也感谢陈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叙师生情谊、共话同学友情的难得机会！

对于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大学教授来说，她教育和学术生涯中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可能比她的生日更有意义。50 年，比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的年龄都还要长。改革开放初期，陈老师就参与了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编写。20 世纪90 年代初，陈老师出版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这部“具有开拓性和建设性意义的著作”，其分量可能比很多皇皇巨著都要厚重。20 世纪90 年代文学圈里有“全国四大女批评家”的说法，陈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专著不在数量多，陈老师后来撰写的论文《“文学新时期”的意味》《行走的斜线——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都是“一篇顶得上一本”的有影响力的论文，后者还获全国文艺论文奖一等奖。武汉大学中文系前辈校友、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缪俊杰老师不久前对陈老师的文学评论有中肯的评价：“严谨治学，秉笔直书，厚积薄发，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从而表现出了恩格斯所说的‘艺术家的勇气’。”

师从这样一位导师，我们这些年轻人是何等幸运！我们聆听陈老师的教诲，感受陈老师治学和为人的风范。陈老师是严谨的，文章思维缜密，学理性强，她不主张学生急功近利多发文章，而是要多读书多思考打好基础；陈老师是宽厚的，她引导我们开阔视野，教导我们为人处事上要包容，她从不疾言厉色批评学生，有几次，陈老师提醒我当代作家作品读得少，要多读作品，也总是以温婉的口气；陈老师是求新、求深的，六十多岁的时候，还在读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以及詹姆逊等学者的新理论，她凡事不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陈老师是慈爱的、简朴的，不仅在学习上，而且在生活上也关心我们，适当给我们提供一些勤工俭学的机会，还有一次，在我放假时，陈老师收拾了很大一包她和宗老师穿过的衣服，一些衣服还比较新，让我带回农村老家去，给家里人或者邻居穿；我们感受到陈老师的胸怀博大，她虽然处在象牙塔，却关注庙堂之高，关注江湖之远，关注百姓祸福冷暖，教我们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更感受到陈老师的雍容大气、乐观豁达，无论什么事情，她总是能应对自如，谈笑间一切搞定。

现在，一些老师成了老板，只顾挣钱；一些老师成了商人，贩卖成果，对自己带的硕士博士无暇顾及，近乎放养，不负责任。陈老师把我们带进学术殿堂，却一直是手把手，心贴心，所以我们尊敬地称她陈老师、陈先生。作为学生，作为晚辈，我们所能看到的、了解到的，总是少于陈老师所做的；我们所能认识到的，总是低于陈老师所能达到的。即便如此，短短几年时间的学习、训练和感受，也让我们受益终生。由枫园通往家属区的珞珈山的环山路，陈老师的那间书房，一壶热茶，满屋书香，镜片后那深邃的目光，柔和浑厚的女中音，成为我们每个学生心中最温暖、最难忘的记忆。

记得我1999 年毕业时，我曾经问过陈老师这样一个问题：陈老师，如果让您重新选择的话，您还会选择学术研究吗？陈老师想了想说：“干什么好呢？应该还会继续做学问吧。”大体推算一下，陈老师真正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是在改革开放的1978 年，那时候陈老师41 岁，已经是人到中年，之前的人生黄金时期大部分被耽误掉了。也因此，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这本书的扉页上，陈老师这样写道：“在学术园地的耕耘中，我深知自己起步之晚，但我还是只能慢慢地走，一步一个脚印。”即使在短短20 多年的时间里，陈老师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过，依陈老师的才干和气度，假设陈老师选择的不是教学科研，而是下海，我敢说她一定是一位叱咤商界的企业家；如果从政，我敢说她一定是一位政绩突出、造福百姓、深受群众爱戴的高官；如果是从军，我敢说她一定是一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女将军。这样的假设，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

大家也许会笑，但我知道大家确实信。在这样一个失去了信仰，人们什么都不信的时代，我们这些陈门弟子至今仍然还信着陈老师对我们说过的话，就像孩子信父母的话一样。至今，每个人都还清楚地记得这么多年里陈老师对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对自己的一些提醒和关心。这些话，有的写在笔记本上、专著的扉页上，有的写在钢笔的笔盒里，有的回响在我们的脑海里。记得我毕业时，陈老师送给我一支派克笔，笔盒的里衬上有陈老师的题词：“道出人民的心声。”这支笔到现在我还珍藏着。我们从陈老师的言传身教中汲取营养，然后又把这股精神力量与亲朋好友分享，甚至传递给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们；传递给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们。

对于陈老师来说，让几十名弟子相聚的愿望，远远强过给自己举办一次庆祝会。借着这样一个机会，30 多名陈门弟子相聚在珞珈山下，向陈老师汇报工作和生活，重温旧时的激情和梦想，畅叙友情和亲情。面对美丽的校园，我们的感受是一个字：亲。面对久别的同学，我们喊出的是一个字：亲。我们有共同的精神基因，有陈门弟子独有的谱系密码，本是同根生，很容易心心相印。让我们互通有无，互助互勉；让我们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在我们的印象里，陈老师永远都显得那么年轻，充满朝气；还有宗先生，从事教学和研究已经有53 年了，不说别的，仅一部《故训汇纂》，就足以奠定他在古籍整理界无可撼动的地位。这两年他身体不好，让大家都很牵挂，在我们的心目中，宗先生永远都那么温和慈祥，陈老师和宗先生一直都那么幸福和谐，永远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榜样。在这里，我们获取的是正能量，得到的是永葆青春、幸福不老的秘诀。可以说，努力工作、幸福生活，既是陈老师和宗先生对我们的最大期望，也是我们对二老的最好回报。

最后，祝陈老师和宗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同学们工作顺利，全家幸福！感谢彭万荣师兄、邹德清师兄以及其他几位同学为这次庆祝会所付出的劳动！热切期待着，不久的将来我们再次相聚在武汉大学校园。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陈美兰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作者： 刘成友，文学博士，现任《人民日报》辽宁分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