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一代诗雄

序曲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作为一介凡夫俗子，当然远非如曹操诗中所云的“烈士”。然而，平日只知煮字烹词而今岁月已晚的我，却仍然仰慕现实中的英雄、历史上的豪杰，今日提笔撰文向1800年前的曹操致敬，时间虽然邈远，因缘却在当今。

余光中，是蜚声享誉于华人世界的名诗人、名散文家和翻译家，虽然见仁见智，但我认为他取得的多方面的杰出成就，大略相当于宋代的苏轼。早在1976年端午节前所作的《诗魂在南方》一文的结尾，他就写下了“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的名句，这位沐浴欧风美雨但仍溯中国诗歌的长河而上寻根问祖的诗人，纵观其诗文有四大情结，依次为屈原情结、李白情结、杜甫情结、苏轼情结。他的文章多次为他们而笔舞，他的诗作多次为他们而墨歌。“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对于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赞美过的曹操，他也曾赋诗奉上过自己的一瓣心香。余光中的诗多次写到夜间读书与写作，例如《夜读》一诗就说，“一召老杜，再召髯苏，三召楚大夫，一壶苦茶独斟着三更，幢幢是触肘的诗魂”，1979年，他在任教的位于沙田之香港中文大学先写有《夜读东坡》，近二十年后的1996年，他复于位在高雄市西子湾的中山大学撰《夜读曹操》一诗，收在本世纪伊始于台湾九歌出版社印出的诗集《高楼对海》之中。

余光中的生辰是重九。2000年重九，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于华中师范大学的桂子山召开，余光中是主讲嘉宾，我也躬逢其盛。余光中除写了一首《桂子山问月》以飨读者，也将签赠时注明了时间地点的《高楼对海》和桂子山的桂香月色一起递到我的手中。“夜读曹操，竟起了烈士的幻觉/震盪胸膛的节奏忐忑/依然是暮年这片壮心/依然是满峡风浪”，这是《夜读曹操》直奔核心的开篇；“也不顾海阔，楼高/竟留我一人夜读曹操/独饮这非茶非酒，亦茶亦酒/独饮混茫之汉魏/独饮这至醒之中之至醉”，这是全诗余音袅袅的结尾。正是在夜读此诗之后的次日清晨，我对相逢于桂花树下的余光中说，他咏叹过的屈原、李白、杜甫和苏轼，我也以我的诗文化散文一一顶礼过了，唯有曹操未及致意，读了他的咏曹之诗，我也有感于中，应该为文向其敬礼。我这番表白既是出于余光中新作的激励，也是源于我对曹操之诗素具的悃忱。当时，记录我们这一番对话的，有山头的桂树的年轮，从旁做证的，有满山桂树的清芬。

近二十年来，虽然念念不能忘曹，但人生短促，世事倥偬，由于许多琐事俗务的牵绊，也由于没有遇到合适的机缘，让积云而致雨，使白露以为霜，我也未能了却夙愿，写一篇关于曹操及其诗作的文章。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有负方面之责的编辑先生，主动约我撰著一本以中国诗歌史为线索贯穿全书的诗文化散文集，并在未成全书之前就和我签订平装本兼精装本的合同，如同所建屋宇尚未落成，即已先行契约明文预定。我原已有的关于唐诗宋词元曲的诸多文字可选入此书，但仍需拾遗补缺，而有关曹操诗歌之文，就是必须有待补写者之一。于是几经斟酌，我就以“乱世中的一代诗雄”做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也不知曹公假若有知，会意下如何？

上

明初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为传奇之小说，晋初陈寿所撰的《三国志》，乃可信之史书。小说以刘备建立的蜀汉为皇家正统，故刘备是正面人物，而曹操则是被百般丑化的反派角色。例如曹操所说而为天下人所诟病的“宁愿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句名言，就是作者在小说的第四回中强行编派给他的。因为《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创作的成功的章回小说，又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位居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首，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影响广被，无远弗届，故可说一世之雄的曹操是被历史所误读，被《三国演义》所抹黑。犹记我在遥远的懵懂的少年时代，和同龄人一样阅读而热读此书，对曹操的印象如果要用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枭雄”，甚至是“奸雄”，而且是遍及京剧及其他剧种戏剧舞台上的“白脸奸臣”。

如果《三国演义》的创作时间从元末明初洪武年间算起，曹操（包括“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英雄周瑜），被“抹黑”兼“涂白”也已经整整七百年，令人不能不扼腕长叹：历史绝非总是公正，真相则往往难明，而文章虽并非经国之大业，但有时却也真是不朽之盛事，它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如莎士比亚在其四大名著之一《雅典的泰门》中对黄金的诅咒那样：“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时至今日，虽然仍有人说曹操“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诗芳本一身。不识英雄真面目，横看成岭侧成峰”；有人说曹操是一方的霸主，乱世的奸雄，治国的良相，人中的龙凤；有人说他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有人说他阎王脾气，菩萨心肠，充分表现了人之性格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如此等等。然而，公认的教科书式的评价语或鉴定书则是：“曹操，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除此之外，曹操还是一位历史上颇得好评的真正的书法家。唐代的书法家兼书法评论家张怀瓘在其专著《书断》中，就曾将曹操的书法誉为“妙品”，直至清代，奕苞在其《金石录》中还说，武昌黄鹤楼侧有曹操所题“涌月楼”三字，他的描述与评价是：“特大，凛凛有生气。”曹操赤壁之战失败，平生应该无缘一履武昌，黄鹤楼前身原是吴国孙权所建的前沿观察哨所，楼侧当年富于诗意的“涌月楼”三字，如果确是曹操手笔，迟至清人见而记载，当不知是何时从何处移来。然而，他至今犹存也仅存的“衮雪”二字，却是他的如假包换或假一罚十的真迹。此二字刻于秦岭南麓的褒谷口褒河之侧的一块巨石上，相传为曹操于建安二十年（215）夏，平定陇右迫降张鲁途经褒谷时所书，清代同治年间关中学者罗秀书所著《褒谷古迹辑略》一书，对此曾有记载。原刻拓片现珍藏于汉中市博物馆与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此二字阳刚与韶秀兼美，激荡飞扬与内敛柔美并具，确是英雄与才人双胜方可雄逸绝伦得而有之的手笔。罗秀书曾评论道：“今见其书如此，如见其人矣。”“衮雪”二字的摩崖石刻，我虽无缘一访而实地瞻赏，但其拓片印件却见过多次。每当邂逅，总不免意夺而神飞，怀疑那豪雄不羁的墨迹要从墙上的镜框中、从书中的白纸上，破镜而出，破纸而飞！

书法家于曹操乃其余事，他介意的，当然应该是政治家与军事家。军事家当之无愧，他最初只是一个区区的“洛阳北部尉”，相当于今日一个市的区公安局分局局长。但他却著有《兵书接要》一书，注《孙武兵法》十三篇，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践。南讨袁绍，两降张绣，北征乌桓，在汉末军阀纷争中打出一片天下，以“魏”之名与“蜀”“吴”三国而鼎立。如果不是因天时地利人算等原因，在赤壁被蜀、吴的联军击败，他极可能统一天下而书写历史的新篇章。作为政治家呢？他颇具政治智慧与政治手段，破三公而立丞相，实行一系列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的政策，消灭众多割地自雄的军阀而平定北方，奠定了曹魏立国之基。有人说他有篡汉而代之的野心，今日看来实在无可厚非，天下并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天下无道，“大丈夫当如是乎”，“彼可取而代也”，刘邦与项羽早就这样说过。任何时代与社会，问题是柄权在握者是否真能给百姓带来人身的安全和生活的保障，以至于更高层次的存在感、自由感与幸福感。有人指斥曹操曾杀戮无辜，包括百姓与名士，如曹操之父曹嵩被徐州刺史陶谦所杀，曹操为报父仇而破徐州，除杀陶谦之外还屠城；如曹操虽然爱才，其近百人的“智囊团”多为其时的名士俊彦组成，但他也杀过（如孔融、许攸）或借刀杀过（如祢衡）十位以内的才士。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有多少登帝王之宝座者手上不沾满了鲜血？以上所述，当然是曹操的污点，甚至是罪行，这不必也无须讳言，但建安二十一年被汉献帝册封为魏王的曹操，在历史上并非以暴君而遗臭，也非主要是以政治家和军事家而名世，在世人的心目中，在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谱系里，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尤其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名字，归根结底是因为那些星汉灿烂的诗篇而为后人所记诵所传扬。

我幼时因《三国演义》的误导而形成的对曹操的印象，早已因时间的长风吹刮而远逝。年方弱冠即有志研读中国诗史的我，早已认定曹操是乱世中的一代诗雄。在中国诗史上，他至少可称为一位杰出的诗人，甚至可以美誉为一位大诗人。宋代词人李清照在《鹧鸪天·桂花》中说：“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李清照偏爱馨香脱俗香远益清的桂花，美之为花中第一，爱梅赏菊者或喜爱其他花卉者，也许会提出异议，其间的孰是孰非，恐怕需要全民公投才能少数服从多数地论定。对曹操诗作的评价呢？我认为曹操是一位大诗人，而且他创造和拥有诗史上的好几个第一，这应该不会有更多的歧见。在具体地进入他的诗歌世界寻幽探胜之前，我不妨做如下简要的罗列：曹操是继屈原之后中国诗史上的第一个大诗人。《诗经》是无名氏的集体创作，屈原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位个人署名的诗人，而且是伟大的诗人，屈原之后至曹操登台，历史的车轮滚过了400 多年，其中包括享年407 的西东两汉。四个多世纪中先后也产生了一些诗人，但却无一人可以与曹操比肩并比重，直到曹操崛起于群雄逐鹿之中并登高一唱，横槊赋诗，历史才郑重宣告：继屈原之后，曹操是诗坛的第一人！虽然六朝齐梁间的诗论家钟嵘在其《诗品》中将曹操之诗列为“下品”，将其子曹植之诗列为“上品”，曹丕之诗列为“中品”，我只能说钟嵘如果不是一时糊涂而失察，就是视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明清两代诗人学者王世贞、王士禛、陈衍等人对其就分别有“不公”、宜在“上品”、“岂非病狂”的议论与批评。钱锺书在《谈艺录》中，也认为钟嵘“评诗眼力初不甚高”，更不应让曹操“屈为‘下品’”。

曹植与曹丕的品第姑且置之不论，曹操无论如何也应上调两级才名正而言顺。当代汉学家费正清、崔瑞德任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除了论定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之外，还尊称他是“大诗人”。我还要补充申说的是：曹操是继屈原之后的第一位大诗人，在屈原之后，在他之前，历史未曾推出第二人获此殊荣。钟嵘如果能长梦醒来，不知能否对自己原来所做的品第排名有所修正？

曹操可以说是开一代诗风的杰出诗人，但却不能说是开一代诗风的第一人，因为他前面先有北方文学之代表《诗经》的作者集体无名氏，继有南方文学之代表《楚辞》的主要作者屈原，但是，他却可称中国诗史上开创文学流派与文学社团的第一人，这就是人所美称的“三曹”“建安文学”以及建安文学的标志之“建安风骨”。“三曹”自是汉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和曹植的合称，对于这一罕见的文学现象，后人以“三曹”称之。“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后世只有宋代之“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可比拟。建安（196—220）是东汉末帝汉献帝刘协的年号，有权有才而且又重才爱才的曹操，其时团结了以“建安七子”为核心的一大批文人于自己的周围，集中在魏国的都城邺下，人称“邺下文人集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色彩浓厚的文人集团。鲁迅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开创了骨力与文华兼胜的“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风格特征，钟嵘的《诗品》首倡“建安风力”，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次言“汉魏风骨”，李白接踵而来，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叔书云》一诗中高标“蓬莱文章建安骨”。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正式提出在文学史上引用率极高影响广被的“建安风骨”一语。而今寻根溯源，从稍后魏晋时的“竹林七贤”以至清末的“南社”，其间社团频出，流派纷呈，蔚为壮观，坊间包括诗歌流派在内的中国文学流派研究论著层见叠出，我们不能不承认曹操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诗歌史上于流派的首创之功。

就诗体而论，曹操是继《诗经》之后将四言诗发扬光大并推出不朽杰作的第一人。四言诗在两周至春秋极一时之美，那些中国古典诗歌的童年，也是四言诗灿烂的花季，《诗经》就记录了四言诗彬彬大盛的盛况。两汉是赋的时代，四言诗因为音节与节奏单一固定，不光流于板滞而缺少变化，加之政治与经学的拘执禁锢，两汉时虽仍有不少人写作四言诗，但大都偏于歌功颂德、传经布道，缺少性灵，语言也多古奥板重而缺乏诗味。不意数百年后的曹操竟然异军突起，在他现存的二十三首作品中，就有八首是四言诗，其中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更是千古传颂的杰作，好似虽然日落西山，却仍有灿烂的霞光返照，有如沉埋于地下多年的古莲子，出土后不仅复活莲枝莲叶，而且嫣然摇动有清香飞上诗句。在曹操之后，还有陶渊明、阮籍、陆机、陆云等人写作四言诗，但他们都是继承了曹操的余绪，除了陶渊明的《停云》和阮籍的《悲愤诗》尚有可观，可称反照的回光，可以说，四言诗至曹操已经彻底完成了它的历史与文学使命，任何俊才杰士都再难以为它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