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生献给文献工作

最近收到闵行图书馆编《敏读十年》，看到该书收录的数年前我在该馆所做讲座的图文资料，以及我和陈子善老师、张伟老师、祝淳翔兄几位担任闵图晒书节评委的有关照相、报道等，令人唏嘘不已。这不仅是由于这些资料大多我手边也没有保存，而今得以重见天日，颇感敝帚自珍、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座中数人，唯有张老师已驾鹤西去。

虽然我和张老师一起开过很多次会，吃过很多次饭，聊过很多次天，和他在上图等处的同事、晚辈、朋友，也有很多交流，但自问我对张老师的了解，仍然相当有限。但即便如此，这些天我仍然不自觉地想到张老师。特别是在2023 年春节之前，有时夜里无法安睡，打开手机，看着跳出的“暂停充电”的通知，不禁再一次想起张老师。因有一次和张老师聊天，他就说过：“咱们华为手机这个功能好，有这个功能可保护手机电池，不使其一直充电。”当时颇有点不以为然，但如今再想和张老师这样随便聊聊天，听他说说话，已是绝无可能。

2023 年1 月11 日凌晨3 时许，张老师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得那么快，在这之前的几天，我才听说他病情凶险的消息，想着他年纪不大，平常身体很好，考虑到上海医疗条件较好等因素，总觉得这道难关他应该能熬过去、度过去，因此未发消息问候、叨扰，孰料几天之后他就撒手人寰了。但我知道，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留下了很多遗憾，比如他生前已经整理发表了很大一部分的《傅彦长日记》，全书已经在准备出版的路上了；他心心念念的、才刚刚出版两期的《海派》集刊；以及一直想要完成的一部珍稀新文学书刊图录等。

大概是由于多年至交，兼又惺惺相惜、物伤其类的缘故，业师、张老师的老友陈子善老师，听闻此消息后，特别悲恸。

张老师溘然辞世后，有朋友来电说，张老师的地位相当特殊，在他生前尚不觉得，身后却能不断有所体会，因在今日之中国找到一位同样的学者并不容易。诚然！但我们应该如何向别人讲述这位将一生贡献给文献工作的学者呢？坦率地说，张老师的著作，尤其是他编选、编写的资料、作品，有不少我还没有拜读，只读过一少部分。他的学术思想、观点，有些我也不能全部赞成，也曾坦率对他发表过。他引以为豪的收藏（他曾谦虚地表示，自己并不能算是收藏家，但我想至少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bibliomania），包括新文学书刊、近人书信日记、上海月份牌、电影海报、广告、明信片、小校场年画、世界博览会资料、土山湾画馆资料等，其中，新文学书刊方面的成绩，最为引人关注，自不必说，此外就是对近人书信日记、月份牌的收藏与研究，《近代日记书信丛考》《海上花开：月份牌历史与艺术》二书，实可见其功力，尤其是月份牌方面的收藏，就连流行乐歌手张信哲也要登门讨教；小年场年画的收藏与研究方面，其所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上海小校场卷》，尤其是为此书所撰长篇导言《试论上海小年场年画的崛起、发展及其演变轨迹》在学界颇有嘉许之声。其收藏的规模、眼光，虽然超绝群伦，但鄙意收藏品种、范围均不免太广，正如他的研究、写作一样，不如聚焦于一端，以成其渊雅精深。不过，收藏也罢，研究也好，皆因学者的个性、禀赋、职业生涯、人生轨迹的不同，而不免千差万别，旁人无法强求，也不影响我对他的敬意，我时常的请益，和我们之间的交往，他也有足够的雅量和胸襟，来面对这一切，而这正是我所理解的一位真正的学者，应有的品格之一。

但要说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张老师收藏、经眼的当代文献，这在他本人未必自觉、看重，但对我个人，或者我理解的中国近现代、当代文学与文献研究而言，我却认为极为重要。要不是他有一次偶然给我讲到“红色经典”乃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版的一些名作的版本问题，我真想不到当代文献竟也那么复杂、有趣，值得研究。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此时的一些诗歌、长篇小说（在当时大多处于边缘地位，未公开发表、出版）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但尚未注意到“红色经典”和一些更为知名的作品，亦须注意其版本问题。我想，这对他来说，可能是数十年来研摩公私藏品实物，目验得来的一种再也平常不过的“常识”而已（他自己曾开玩笑说，几十年在图书馆的工作经历，让他这个喜欢看书的人，像是“老鼠掉到了米缸里”，教会了他太多太多的东西。但也正因如此，他涉猎广泛，兴趣驳杂，且时常转移，面面俱到，我至今还弄不清楚他是否写有当代文献方面的文章、著作，如果没有的话，那真是让人遗憾之至），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番话深深地启发了我，从那以后，我虽然仍以研究近现代文学文献为主业，但同样刻刻于怀的是“历史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信念，时时不能忘情于当代文献史料，尤其是作为一个当代人对于当代文献应该负有的责任。至于后来又转入“数字人文”，甚而研究最为“当代”的数字文献，发想“数字文献学”等，似乎成了“正统”文献学研究的叛逆者，真是连自己也始料未及。

不过，一路走来，张老师对我研究“数字人文”的态度，也和子善老师如出一辙，令我没齿难忘。不待言，他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就是对于新生事物、新的课题，不妨放手一试，加上他曾经参与过上图“上海年华”等多个数据库的建设，颇能知道这方面的工作有多么重要，能够体认这些“为人之学”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近年来每次见面，我们都会聊起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尽管很多技术、方法、工具，他都未必了解，但对于这些探索本身，他除了支持，还是支持，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支持，绝不口是心非或阴阳怪气。子善老师和张老师，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代人，一个是“40后”，一个是“50后”，但据我理解，他们这一两代人当中，有不少人，似乎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因受够了保守、封闭之苦，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断追求并实践开放、包容、自由理念（这些当然也同时是一些极为重要的学术理念），乃至于将这些理念刻进了骨头里，融在了毛细血管里，成了一生言说、行动的自觉。他们终其一生，对那些不断回潮的社会现象、学术话题，以及自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始至今不绝如缕的咖啡馆里闹革命的文字游戏等，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极为清晰的判断。

但我绝不是说不能批评、反对“数字人文”。我也曾在别处不止一次地说过，无论是“数字人文”还是其他领域，真正有效的学术批评是非常需要的，但批评的前提是对此有较为充分、深入的理解。老实说，以我所见，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所产生的关于“数字人文”的一星半点的批评，或是挖空心思写出的那些所谓的质疑和批判的理由，大多均已在数十年前的欧美学术界出现，并不能算是什么新知、灼见，甚或自以为清醒者的“盛世危言”，除了是一点浮泛的印象和感受，充斥着一个外行的偏见和误解，暴露着自己的无知和浅薄，还能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或者压根儿不想知道，在那以后，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全球的“数字人文”学者的反批评，特别是他们的丰富的学术实践，已经部分地、有力地回应了那些质疑、责难，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何以“数字人文”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落地生根、茁壮成长？何以从哈佛、剑桥、牛津等全球顶尖名校到中文学术界，至今竟然找不出一个没有被“数字人文”照亮的角落？

而在我们这里，一些人在还不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的情况下，在将“数字人文”简单地等同于“数据库学术”的前提下，就已经凭着自己的一知半解，开始了轻率的批判和反对。有时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如此浮躁、浅薄的学风底下，几十年来竟然也产生了一些为数不多的、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当然大多以实证研究、历史研究为主，从文献出发，以实证为本，而绝非某种域外时髦话语的贩卖，某种文学或哲学理论、体系的演绎，以及“理论套文本”式的操演，或是“立场先行”的研究结果。当然，值得警惕的是，今天研究（或许更准确地说，只是“谈论”）“数字人文”，在中国大陆隐隐然也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时尚，那么，其是否又会重蹈覆辙，堕落成为学术泡沫？这真是一个可怖的，但又值得我们所有的“数字人文”研究者（又或是各个领域关心、关注“数字人文”的学者）共同思考、警惕的问题。

几个月之前，我和张老师有机会餐叙，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碰面。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他兴致勃勃地答应我，等开春之后，到上师大来，给我们做一次当代文献方面的讲座。因他家离我现在服务的机构很近，我也请他尽量多带些自己的藏品来，让我们不仅可以有知识、思想层面的收获，还可以大饱眼福，目睹、触摸一下这些珍贵的实物资料，从中找寻一点现场感、历史感，可惜如今天人永隔，这一动议已成泡影，“《三百》渐沦没，大雅将谁从？”

张老师亦曾热情邀约我为他发起、主编的《海派》杂志写稿，为“海派文献丛录”等丛书编一点书，但由于我的研究任务繁重，加之公事繁冗、身体欠佳等原因，一直未能践约，总觉得来日方长，何必急于一时。也因这样的歉疚之情，而今我不得不以邑人李南晖先生的论述，为自己的偎慵堕懒稍作开脱：“凡为一事，必使此事之始终，毫无遗憾，然后质诸前人为不谬，传诸后世为可法，为此事者之心，而后乃即安矣。”在我的记忆中，张老师也永远是一副笑呵呵、充满精气神的样子，似乎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写不完的文章，出不完的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还惦记着他精心策划的、日前开幕不久的“传承与影响——纪念土山湾画馆诞生170年艺术文献展”，当然他也为这个展览贡献了自己的收藏和智慧。

想到这些，固然令人伤感，但在同时，我也愈益钦佩这位将自己的图书馆员工作和近现代文学、文化史的研究努力结合起来，最终让自己成为一位备受海内外同行瞩目的专业学者的前辈，更加敬重他节衣缩食，数十年如一日，沉下心来，坐在冷板凳上，甘愿被视为低人一等的“资料工作者”，坚持不懈地调查、搜集、整理近现代文献史料的治学精神，也更加怀念这位可以时常请益，且能给我以无限之多的指教和鼓励的师长，感激他对我的学问、生活等各方面的期许和关心。

是的，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老师不仅是我专业领域的前辈，还是我的师长，尽管他从来没有教过我一门课，没有在各级各类学校工作过一天。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和业师的诸多老友，诸如小思老师、吴福辉先生、钱理群先生、洪子诚先生、陈建华先生、秦贤次先生等人一样，多年来，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方式，对我们这些子善老师的学生，不吝给予许许多多的指教、帮助和关怀，早已不仅是我这个顽劣之徒，恐怕也是我们“陈门”许多学生事实上的、共同的老师。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在张老师曾经工作过的虎丘路上的亚洲文会、漕溪北路上的徐家汇藏书楼、淮海中路上的上海图书馆老馆，是否会有一些纪念的倡议、端绪或痕迹？博尔赫斯诗云：“我，总是在想象着天堂/ 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但在同一首诗里，他也形容自己曾“漫无目的跋涉在这盲目的/ 图书馆，这座高大而又幽深的监狱”。天不遂人愿，人事或无情，无论如何，张老师都已从这嚣乱的人世间解脱，告别了那些价值非凡但又充满无数霉菌和微尘（因此也损害着每一位研究者的健康状况）的珍本书刊、文物和堆积如山的资料，真正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在彼岸得到安息，也期待着更多以近现代文献研究为志业的专业学者、图书馆员、资料室管理员，能够继承他的治学精神，将文献史料及相关领域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为“全部人类学术工作”乃至“当代人、当代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2023年1月14日—3月4日匆草于沪寓

作者： 王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数字时代的目录之学》《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数字人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编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自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