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慢教授，去理解世界的变化

李音，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著有《在时间面前》，曾获第十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呼吁一种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从容享受的研究状态”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制度十周年回顾，你作为代表之一说，你个人认为，客座研究员制度对文学的繁荣非常重要。“客座研究员的选拔，在我看来，非常注意不同系统（作协、高校等）、研究领域（现代、当代、诗歌、小说等）的均衡，这样青年批评家聚集在一起是非常好的交流机会，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大家智识上互相碰撞和激发。促进和提升文学批评是文学生态健康和繁盛的必要条件，客座作为一种批评人才培养的文学制度，其效果将是非常长远的。”同时，《南方文坛》2020 年第6 期“今日批评家”栏目也推介了你。批评家的成长需要自身的努力学习和各种外力的助推，我想请教的是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栏目的推介，对你的成长有哪些帮助？

李音（以下简称李）：明全兄好！二者对我的帮助当然非常大。你将现代文学馆客座制度十周年回顾活动移花接木为“这十年”来向我提问，完全属于强行为我加持“历史”光环，让人不免惊慌失措。我是第七届客座研究员。不过，就我个人经历和一些观察而言，也确实有一些时间暗合，十年间学界潮流有一些变化。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淡出学问凸显”，我们先不谈什么是“思想”，何谓“学术”，二者是否真的有分野，总之我在读博士受学术训练期间，总体氛围是做现代文学的，做研究的，不分青红皂白天然要比写批评显得“高级”，这是公开的鄙视链，包括博士论文的评审和答辩也有这个倾向。不管每个人有什么样的天赋和喜好，大部分人都会被潮流所影响，尤其是在求学和学术起步阶段，且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总是需要人投入若干年时间。所以我其实在入选客座研究员的时候，对当下创作与批评的关注和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对一个领域的陌生当然让我有些忐忑，但忐忑之余我或许还伴随着一些陈旧的偏见。然而进入现代文学馆客座培养后，情形完全打破了我的想法——也许我本来就期待着某种新鲜的事物，年少时对鲜活的文学和批评的热爱一直压抑潜伏在思想里——青年批评家们的聚集以及与当下最优秀作家的交流，开阔激活了我封闭沉闷的视野和精神状态，可以说让我的心智非常兴奋。我开始关注眼前正在发生的文学书写，这些书写与现实之间的对位、错位，对世界的赋形和潜能，都使我有了言说的兴趣，尤其是我意识到，一些带有新的特质的文学书写正在诞生，这些作家作品的“当代性”意味着文学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又开始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需要批评严肃对待。这种个人感受这几年越来越强烈，如果非要做一个不是很严谨的有待验证的判断的话，我觉得，一度略显僵化萎靡的批评可能会再度复兴，释放出久违的思想活力。毫无疑问，客座研究员的历练使我获得了心智活跃的一次契机和学术开拓助力，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我最想表达的意思是，客座制度似乎既是近十年来学术潮流逐渐变化的一个表征，又是最有力的推动者，它是培养批评家队伍，但更是在有意培养一种具有新品格的“批评”。

《南方文坛》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文学批评的前沿，成为近20 年来中国文坛一些重要文学活动的策划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其中“今日批评家”栏目20 多年来已推介过近140 名青年批评家，甚至可以说，纵览这个栏目的“批评观”和文章，基本上可以看出近20 年来批评风潮和知识结构的一些变迁。这一切都与杰出的文学编辑、批评家张燕玲老师密不可分，张燕玲老师靠她的眼光和无私、公心，持续为中国文学界“集结起一支有生气的批评力量”。2020 年初张老师联系我做“今日批评家”专栏时，我们基本上没有过任何交往。我在做学生时见过她一次，但那么多年我估计她根本不记得了。所以，张老师联系我的时候，我感到很意外，整个人是懵的。我不算这个栏目推出的年轻的批评家，但在此之前我也没觉得这个栏目跟我有啥关系。有些批评家朋友可能很早就有自己的定位和自觉意识，但我相信更多的青年批评家是像我一样，深深体会到，张燕玲老师“催生了中国新生代批评家的成长与成熟”，这才是这个栏目最宝贵的品质。

周：年轻一代批评家，几乎都受益于客座研究员制度和《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你在河南、上海、南京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学习，河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三所学校，都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镇，对你的文学教育一定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吧？博士导师吴俊教授这么多年对你的影响一定很大吧？

李：你说的很对，明全兄，能接受这三所大学的教育是非常幸运的。南京大学整个文科的实力和影响力都无须赘言，中文系更是底蕴深厚举足轻重。其实河南大学也是百年大校，晚清最后两次的科举考试在河南大学的原址河南贡院举行，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在那里落幕。随后，借着庚子退款的缘由，1912 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建立，这是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这就是河南大学的前身。南京大学的近代教育系统则可追溯至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的三江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这两所大学的校园都有非常漂亮的近代建筑。我不知道这种校史对其他专业的老师和学子有多大意义，对于咱们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人来说，这基本就是自己的学科史和研究范围，这种大学全程见证和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激荡以及共和国的发展，尽管文学现在似乎边缘化了，但是基本上在整个20 世纪，文学都处于社会文化思想的风暴中心，不是吗？一百年看似不长，但20 世纪这一百年中国的变化太大太多，历史又似乎已经很遥远。沉浸在这样的校园里，这种没有办法抹去的、时不时就会提醒你的历史感和文化氛围，对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来说，对其知识感觉带来的影响很微妙、很重要，又无法量化。比如说，丁帆老师的祖辈是爱国将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河南大学刘思谦老师的母亲是与刘和珍为同学的“五四”现代知识女性，是第一代冲破包办婚姻和投身中国革命的“娜拉”。当你知道这些信息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你天天通过史料拼凑和悬想的历史，突然变得如此亲近，似乎触手可及。更不要说这种大学的中文系历来名家辈出，各有学术传承，这对学子来说当然是宝贵的资源，但这不一定体现为知识或什么学派的薪火相传。我觉得所谓的、所有的值得“引以为傲”的学术谱系，更多是在传递一种与某种值得尊重的知识分子传统和学术共同体的情感联系，这种认同和努力靠近的过程，就是最大的教育，也可以说，文学教育从来不是传递知识和训练研究这么简单和功利、目标单一，对吧？

华东师大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与百年老校相比，华师大别具多元、平等、活泼的风格，思想特别有活力。有风评说华师大中文系的人特爱自我神话，所以担任过中文系主任的朱国华老师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数次特意低调，说华师大中文系可能不是最好的中文系，但一定是最“好玩”最“有趣”的中文系。这确实代表了华师大中文系学子的普遍感受。中文系几位德高望重的寿星施蛰存先生、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都是通脱坦荡的性情中人，人本身就活出了极富魅力的风格。众所周知，华师大中文系在20 世纪80 年代末到90 年代中期产生了至今独一无二的作家群现象，同时也有盛产批评家的传统。毛尖老师有篇文章《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对这一时期有令人神往的深情回忆。我当然没有亲身经历过华师大这一最辉煌的时候，但是就像当年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后来也一样，春风吹又生。在那波文学潮“退潮”后，华师大培养出的一些批评家和作家并没有停止，甚至开始或持续进入盛产期了。就是在毛老师伤感的那个时代过去后，年轻的批评家孙先科老师从华东师大博士毕业，回到河南大学任教。他把丽娃河的草燃烧到了我们的课堂。一学期沸腾后，我至今记得我同学说过的一句话：他就像世界上某个美好的地方发来的一张明信片。

再后来，我就是拿着这张“明信片”来到了导师吴俊门下。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颜值的压迫感”，我在当年就经历了这一重压时刻，说句开玩笑的话，实际上也不夸张，那些年老师过于年轻英俊，这对我们师门的压力都快构成心理创伤级别了。我们有一个共同体会，就是我们原本好端端的，一站在老师跟前，就会感到各种生而为人的不体面，形容谈吐尽现张皇，其实老师并没有苛责和批评我们。造成这等情形的根源得追溯到我们师爷钱谷融先生那里。据说钱先生收弟子一挑相貌，二挑文笔，为人作文均要风流倜傥。钱先生就是他那一代人中的“颜控”，在意后生的风骨，观其容止察其文才，以自己的堂堂仪表垂范弟子。现在想想，这很“科学”，也无比重要。近两年吴老师有两篇文章，我读来尤为触动。去年为钱先生逝世五周年，吴老师写了悼念之文《德性融汇文学 垂范践行致远——钱谷融先生的审美人格发微》，深情勾勒了钱先生一生从才子经名士至君子的精神气质的蜕变与升华，以及回忆日常之言慎而讷之的先生，垂教弟子却又如何直截了当、言简意赅，门墙之内毫无禁忌。这篇文章与其说悼念先师，不如说审察君子；与其说伤怀追忆，不如说审慎自省。他将先生的君子之风总结为文学与人生的体用一致、相生相融，这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内观和期许。先生正面教人，但修行悟解却在己，君子风范亦不拘于一格。吴老师前不久刚发表的《先生气象，识才与雅量——从王瑶先生说到谢冕先生》，观察的是别人家的师门。不过，其中他讲到20 世纪80 年代王瑶先生和钱谷融先生于都江堰凭栏谈话的一个场景。这些场景让我感受到的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见过高山大川，襟怀是不一样的。我的老师在年轻时望见过人世间那种不可言喻的气象，迄今不忘，他做了老师，自然也会希望我们见识天地。至于学问事功，不过是人生中一项具体的、外化的事情吧。

周：你在《世界急需你们——致海南大学2022届毕业生》中说到，今天人文学科从业者对科学发展之无知，如同停留在人类的山顶洞人阶段。智识的短缺和失衡必然造成思想的封闭和僵化。作为高校文学教授，你认为，今天的人文学科从业者，要如何去阅读、思考和与现实相处，才能弥补“智识的短缺”和可能的“思想的封闭和僵化”？

李：这个问题真让我汗颜。那个致辞是在全校毕业典礼上，文科在我们学校处于弱势地位，我本意是想多讲讲文学的重要性的，但为了平衡、照顾各学科的情感，所以我决定凡事还是自省、自我批评比较好。情况是这样的。但我也没说假话，反思的都是我自己的无知。

况且，我谈的也不是什么新鲜现象。关于人文和科学两种文化（简化粗暴概括）的隔阂和分裂，大家都知道，早在20 世纪中期，C.P. 斯诺就在呼吁重视这一问题，他说两种知识集团之间的心智隔阂和“语言”不通，就好比横隔了一个海洋。这个问题今天越发严重，不仅科学和人文、科学和大众的距离令人感到需以光年计，科学诸学科之间的细化分野都在加大。但我的感触主要源于自身所处的学科和当下整个知识环境在“专业化”的路上越来越成熟，学术日产惊人，非常“中国速度”，这不是说不好，只是如果稍微跳出学科意识，整个观感是，这些不断垒高的学术论文和我们时代因科技带来的巨变交叉甚少，各行其是。专家很多，但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思想能力、对时代的整体性认识的冲动却在不断萎缩。C.P. 斯诺忧虑的动机比较朴实，但仍然是值得所有知识分子将之列为重要的智识追求之一——科学发展带来的效果具有两面性，但用于反抗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人类不能回归到没有技术的状态。所以人必须了解科技发展状况，来商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听起来很“古典”，如此宏大、不靠谱，似乎有回到福柯已经放弃的“普遍知识分子”之嫌，但这恰恰是要求像福柯那样，注意到奥本海姆这样的科学家对我们时代的意义之后，否定“先知”式的知识分子，放弃空洞地用整体性的观念来批判现实、指导社会行动，而是在专业知识上加以超专业反思，成为不同于传统文人作家的新型知识分子。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福柯、奥本海默，成为大思想家，但在我们整个群体的智识活动中有没有这种底色、这种思索的维度，最后大家共同呈现的思想状况是不一样的。

这种要求今天越来越急迫。最近大家都在讨论ChatGPT，像以往讨论科技现象一样，悲观和乐观两种基调都很热闹，但是大部分讨论都没有建立在对与人工智能开发紧密相关的脑科学、认知神经学以及计算认知科学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倒不是说讨论的都全然没道理，只是不知怎么，仿佛感到些许押宝赌球的氛围。人人皆言皆知我们已经进入后人类时代，后人类学研究专家N. 凯瑟琳·海勒说，要真正理解后人类这个问题，牵涉一系列文化和技术领域，包括纳米技术、微生物学、虚拟现实、人工生命、神经生理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以及其他学科。这幅粗糙的知识地图，我们即便是粗糙的认识，目前又有多少呢？“后人类”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代指目前我们无法预计和命名的一系列状况，伊哈布·哈桑这段话讲得特别清楚：“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人类形态——包括人类的愿望及其各种外部表现——可能正在发生剧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当人类主义进行自我转化，成为某种我们只能无助地称之为‘后人类主义’的新事物时，我们就必须理解五百年的人类主义历史可能要寿终正寝。”所以，我们如果仍然囿于专业，不去做出改变的努力，我们正在谈论和将要谈论的是什么样的人文呢？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在做什么样的学术？为什么而学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