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初闻编辑《安顺文库》之举，欣喜之余也不免有些疑虑。喜者自勿庸论，如此浩繁工程，居然有人来承头主理，提上议程，焉非幸事、盛事？！虑者，僻陋安顺，蕞尔一域，先贤著述本就有限，况复历经战乱，毁于兵火者，散落亡佚者不知凡几，侥幸留存的，也多分散于各类公私收藏，有的竟至音讯杳杳，欲搜寻卷帙，集腋成裘，谈何易哉！是以自不免多了层担心：“安顺文库”可成“库”乎？然不久见到初编的书目，却大吃一惊，喜出望外。盖因其搜罗到的前人著述远超想象，不唯数量可观，更有不少新发现，如易佩绅《安顺书牍摘抄》、潘淳《橡林遗草》、潘宪武《笠山诗集》、潘恂《海岳诗草》、任可澄《黔事零拾》、张元埙《还读斋笔记》《还读斋诗稿》、陈懋荣《乡居文草》等，皆鲜有所闻；全书计收作家、作品达数十人，百余部之多。巨帙鸿编，洋洋大观，不亦快乎？其中，尤以从海内外搜集到的姚大荣诸多手稿最显珍贵，如《敦煌石室发现之丛残艺文表微》《马阁老洗冤录》《惜道味斋词稿》《惜道味斋诗文存》《惜道味斋诗文汇稿》《宝拙斋诗存》《宝拙斋文存》《唐律讲义》等。内中之《马阁老洗冤录》，曾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面世，奈因该书主要为晚明权臣马士英辩诬翻案，为士林所排拒，竟至成为不是禁书的禁书，罕见流传，以致连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都以未能一见该书而抱憾，遑论还是手稿！足可称奇人、奇缘、奇事。在安顺历史上，如此系统地搜集前人著述汇聚出版，尚属首次，其用力之巨、搜罗之广、所获之丰，史无前例。这是安顺文化史、学术史上的空前盛事！更是安顺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与发展的标志性建构，具有里程碑意义。功莫大焉，善莫大焉。贵州地处边徼，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后，六百多年间，一直是个积弱积贫的小省、穷省，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说。然而，比省小、省穷更可叹的，则是汉语教育与汉语写作的贫乏。明以前的贵州，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汉人及汉文化的影响几无踪痕a。直至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发动征南之役，引发了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移民开发潮，随着大量驻屯官兵及其家眷的到来，为满足其子弟入学的需要，更为了所谓“以教化正风俗”，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稳固统治，明王朝开始在贵州各地广置卫学，推行科举制，将贵州无可阻碍地纳入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发展圈内，自是汉语的教育与写作始渐次推展开来。因此其文化积淀、学术涵育都十分稀薄，以致明中叶以前，贵州的诗文著述，多见于因贬谪或仕宦而入黔的外籍人士，落籍本土的作者极为鲜见。如清人莫友芝所言：“黔自明始有诗，萌芽于宣（德）正（统），条衍于景（泰）成（化）以来，而桐豫于隆（庆）万（历）。”b 可悲的是，即使到晚明，黔诗虽有兴隆之象，却罕为外间所知，正如孔尚任之言：“予尝作《官梅堂诗序》，论十五国人才多寡之数，以十分为率，于吴越得其五，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秦晋巴蜀得其一，闽楚粤滇再得其一，而黔阳则全无；非全无也，有之而人不知，知之而不能采，采之而不能得，等于无耳！” c 黔阳即指贵州。寥寥数语，适可谓黔人黔作的尴尬写照！其实揆诸史实，至少在万历以后，黔人之诗已蔚然而兴，其可指数者如孙应鳌、越其杰、谢三秀、杨文骢、潘润、蒋劝善诸家，置诸当时诗坛，与那些名噪一时的大家巨子亦不遑多让，有的如谢三秀，跻身于诗界翘楚也毫无愧色。但由于贵州的边缘化地位以及学界、知识界根深蒂固的地缘歧视（贵州向被目为不入教化的蛮荒之地），勃然兴盛的贵州诗坛却被严重地忽略了，于是就只能落入孔尚任所说“有之而人不知……等于无耳”的窘境。

贵州如此，更遑论安顺矣。倾有明一朝，安顺可知的诗文著述稀若星凤，所见者多为仕宦、羁旅之人的题咏。直至清乾（隆）嘉（庆）以后，安顺方“郁郁乎文哉”，呈现出兴旺气象。即便如此，与贵阳、遵义两地相比，犹有瞠乎其后之感，一如光绪间安顺进士姚大荣在为同乡诗人封蕴卿诗集作序时所云：

溯吾郡城之建，在明洪武辛酉、壬戌间，越今已五百余年。虽巍科显仕，代不乏人，而风雅寥落，著述寡闻；则较之贵阳、遵义等郡，有不逮焉。童山涸泽，不便舟车；故新书流播，罕及士之翘秀者。囿于见闻之陋，疲于事畜之艰，据八股为长城，对申公拥王号，达而在上者，植根既薄又悬，不暇唱渭城。以故五百年间，宏正四杰，嘉隆七子，秀水新城，覃溪仪征，坛坫最盛，渐被陬澨，而我郡无一人焉。遥相应和者，即在本省先达君采、龙友、桐野、恪斋拈题斗韵之日，扬觯角艺之时，亦无一人近焉。相左右者，“三杰”称贵州奇男，而不产我乡；“五凤”亦黔士白眉，而只光他邑。

说实话，近百年之后，再来读到这样的痛切陈词，仍不免让人心生惭愧。不过，细省之下，又觉姚氏之言似太过严苛，不无偏颇。即以内中所言之“五凤”论，比姚氏稍早即名动京师而获“北龙南凤”之誉的何威凤，何以不入姚氏法眼？更勿论康乾时期的理学名家陈法、著名诗人余上泗等辈，无论其文其诗，皆可称黔中表表，何以也“目无余子”？总之，从整体看，安顺纵不能与贵阳、遵义相比，也不至如姚氏所言，几乎一无所成，一无可取。显然，这里牵涉一个对地方性的学术、文化该如何评价的问题，不可不为之一辩。

明代安顺是军屯要地，驻屯官兵从卫指挥使以下到普通士兵皆为世袭，由此形成严格的身份固化。所以，安顺虽早在洪武年间即已置学，但在世袭制的荫蔽和禁锢下，欲谋科举之途也殊非易事。百户（正六品）以上的军武之家，因有官职可袭，即使有后辈欲转谋科举之途，也往往要历经好几代人的努力，如潘克常家族、梅月家族、谭泮家族、陈法家族等，多在四五代之后方有中式之人。至于为数众多的军屯兵士，维持生活尚且不易，欲谋科举更是难上加难。是以安顺的汉语著述非常薄弱，迄今所见者多在明中期即弘（治）正（德）以后，如潘瑞（正德十一年举人，传著有《普定卫志》一卷）、汪大有（正德十一年举人，著《普定卫志》，并有《宋元品藻》、《陶陶亭集》等著述）、娄广（生卒不详，传著有“景泰以下志稿”）等寥寥数人。逮至明末，始有较多个人著述出现，惜乎迭经战乱以及未付板刻等原因，大多已经亡佚，如黄宇、黄棠、黄运昌、蒋劝善、谭先召、赵维坦等人，旧志记载均有作品见之于著录，唯其原作多已失传，难觅踪迹。这也是此番《安顺文库》罕有明人著作的原因。

如果说，明代是安顺汉语写作的发轫期，那么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则可说是其发展期，而进入道（光）咸（丰）以后的近代社会则是其繁荣期。方今所见的许多著述，不论本文库已收未收的，大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大体而言，自梅建、谭瑞、陈法、余上泗诸辈而后，继有吴寅邦、戴粟珍、王恩诰、丁泽安、郭石农、封蕴卿、段云光、何威凤、任焕奎、刘韫良、杨珍林、姚大荣、黄元操、杨恩元、任可澄、孙铭勋等，联翩而出，蔚然风行，成为边陲安顺人文兴盛的表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作品，构成了本辑《安顺文库》的主体。

问题是，从学术角度看，这些搜罗到的著述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它们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占有一席之地吗？由于多数作品都是初次问世，这里自不可能妄加议论，冒然作答。但如果转换视角，从评价角度、标准取舍等方面去看，窃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这些著述中的一部分，很早即已刊布并在当时的学术界获得好评，如已收入《四库全书》的梅建《重订马氏等音》、陈法《易笺》二书，其学术水平与学术价值自勿庸论。此外，陈法还刊行有诗文集多部，均在其生前身后广获好评，似也无须多言。刊于雍正间的谭瑞《霞庄诗集》，收诗七百余首，时人有评曰：“长短今古，各体俱佳，风流潇洒之概，忠厚淳朴之致，咸具于诗。”e 借此或可略窥其概。由常恩总纂，邹汉勋、吴寅邦总修的咸丰《安顺府志》，曾被梁启超列为全国名志之一，亦可见其水准之一斑。最值一说的是横跨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的姚大荣，这是一位被严重忽视的重量级学者，忽视的原因，主要是以往对他的著作知之甚少，见到的几部著录也多只知其名而未识其书。现经编辑团队穷搜罗掘，苦苦追寻，散处海内外公私收藏的姚氏论著，不论已刊未刊，印本稿本，终得汇聚一炉，堪称完璧。其著述之丰、数量之巨（数百万言）、涵盖之广（经、史、子、集兼备），堪称安顺六百年来学术史之第一人。所可叹者，是其大量手稿未能梓行面世，故不为学界所知；而刊行不多的几本，如《马阁老洗冤录》因颇多物议而事实上被束之高阁，仅其生前印成的《惜道味斋集》得以流传。是书含文编二卷、诗一卷，黄裳《清代板刻一隅》有评曰：“此集所收多考订文。计《石鼓文足征记》，继俞理初后，举二十一证以明石鼓故事。《禊帖辩妄记》，揭十七妄。又《跋王子安（勃）腾王阁序后》，并撰《王子安年谱序》，分纪年、时事、出处、撰著诗文等四格，条列详明，最为力作。”f 可见其学术水平不低。除此而外，比姚氏稍长而实处同时代的王恩诰、郭临江（石农）、何威凤（东阁）诸人，以及稍后的杨恩元（覃生）、任可澄等，无论其诗其文，皆可称一时之选，尤其郭、何二人，在安顺文化史上可称继往开来，处于领袖地位，于黔省，也是很有影响的学者诗人。郭著有《浓花野馆诗抄》《黎峨吟草》《围炉絮语》等，何作有《何东阁诗草》《啖芋轩诗文稿》等，惜二人之作皆因亡佚（仅《续修安顺府志辑稿》有部分辑录）而付阙如。唯新发现的《何东阁遗著二种》，向未见于著录，或可稍补缺憾。至于主要活动在民国时期的杨恩元、任可澄二位，其才其学，皆可称黔省翘楚，领袖群伦，足资众望。尤其任可澄，半生游移于政学两界，影响及于国中，未能专心治学，最后以主持集大成的《贵州通志》修纂问世而终结其学术生涯，实可嘉可叹。任氏饱读诗书，具大家之才，设若心无旁骛，潜心治学，必跻身国内第一流学者之列。

其次，更多人的著述，则是因为没有印行或印行有限而不为学界所知。此类著述，多年来散处于各类公私收藏中，即使是长期从事地方文化研究的本土学者也难得一见，因此自难容人置喙，更不敢妄议妄评。即便如此，作为安顺一地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人文智慧的结晶，这些著述至少在总体上反映了安顺学术、文化的基本面貌，同时也折射出当时偏居一隅的作者们与国内学术界的关联，他们对位处中心地区的学术主流、学术思潮有无接触或了解，以及有何回应等，都是些颇值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也是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需要提及的是，不少作者都曾有在外为官的经历，其眼界、学识，决非一般足不出乡、出县的冬烘先生可比。如明正德年间出任浙江按察佥事的汪大章，曾在绍兴得见一《渭南文集》传本，因发现漏讹甚多，乃嘱郡守梁乔搜罗善本重刻，因成五十二卷的《渭南文集》善本，内有大章序，略述其颠末，因此世称正德本或汪本。傅增湘《明正德本渭南文集跋》云：“此正德本为汪大章官浙江按察佥事时所刻，盖合诗文汇编以传者也……观其所言，似所据者殆合刻本、钞本而校辑以成是编也。全集五十二卷。”g 可知大章之识见。再退而言之，这些长期鲜为人知的著述此番通过文库收录而披露于世，就为学术界的了解、评判提供了机会，这本身就是极具意义的。

最后，还有一部分仅与安顺有关的著述，因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外界知之不多，却并不意味着无甚价值，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来重加审视，自不难发现，恰恰是这类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作品，实非一般的学术性著述可比，因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前已言及，安顺因地处边陲，历代记述难见其踪，而此类地方著述，不仅可补大历史叙事的不足，而且还为安顺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保存了一些真实的记录，为我们追寻远去的过往提供了宝贵的资讯，是安顺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成果。当年鲁迅编《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是有感于“典籍湮灭。旧闻故事，殆尟孑遗。后之作者，遂不能更理其绪”，“是故敍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h 以裨后人了解故乡远逝的人物风情。大名鼎鼎、人才辈出的绍兴尚须如此，何况僻壤之乡的安顺！检点文库所收诸书，属于此类作品的有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一百首》、刘韫良《牂柯苗族杂咏》、黄元操《贵州苗夷丛考》、常恩《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元年安顺府及黎平府禀稿》、易佩绅《安顺书牍摘抄》，以及释如纯《黔南会灯录》、张元埙《还读斋笔记》、陈懋荣《乡居文草》等，都是非常难得的地方史资料，极具文献价值。

更难得的是，《安顺文库》除搜罗以上各类成型的著作之外，还将推出第二辑，收录各种有关安顺的零散资料，包括散处在各类史籍、笔记、游记、日记中的记述，以及安顺本土人士所写的各种散篇断章等。如此，前述如王恩诰、郭石农、何威凤等诸人的零散之作，皆有机会收录，可补不少遗珠之憾。最重要的是，这些分散在各种文献及大量个人著述中的篇章，即使是专业的研究者都很难收寻，一般作者、读者更所知有限，倘能借此良机汇编成册，则不仅可免去查寻之苦，为更多的作者、读者提供检索之便，更能在较宽广的视域上全面展示安顺的地域风貌和人文风采。仅据笔者所见，这部分文字数量同样可观，笔墨同样精彩。我们在编纂《安顺城记》“艺文志”时，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特意侧重录入了民国时期的许多文章，但限于篇幅，还有大量文字不能收入。此番如能广收博取，汇集一炉，其集大成之功，有益于乡邦，更有益于后人，功德无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