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科举

未曾深夜痛哭过，不足以谈科举

杨早、秋水好：

昨天密云的对谈真圆满。天格外蓝，云格外白，木质礼堂格外别致，我们一如既往抢话筒，话题早飘到了爪哇国。谈着谈着外面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我的位置正冲着门，刚好眼看一棵健美的白杨被拦腰折断。是为记。

对谈题目为《谁是〈红楼梦〉世界的最后赢家？》，我们说到了刘姥姥和贾兰，说到了乡村和科举也许能给贾家续一丢丢命。但我们也深深怀疑，刘姥姥和她的乡土社会也许并没有足够的善意和能力承载救赎的意义，至于靠科举，到底能走多远就更没谱了，看看《儒林外史》就知道了。

这期读《儒林外史》主题是“科举”。本以为这个话题很容易谈，提起笔来却不知从何说起。不仅因为这个话题已被说得够多，也因现代人同样面临类似处境——没代入感，会老生常谈；有代入感，往往说不彻底。倘若要我用一句话来说《儒林外史》的独特，我会说：吴敬梓作为士人的一员，能对这个群体有入木三分的体察和刮骨疗伤的勇气，同时也不放过自己，真让人敬佩。

话说科举制度，从隋文帝创立到1905 年最后一次考试，一共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这一千多年来数度改朝换代，科举制度却岿然不变，到明代八股取士形式更是达到完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也夯得越来越结实。

不是没人认识到科举制度的流弊。不过紧随的问题就是，如果不采用科举，选拔官吏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汉代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前者以德行取人，选拔权都到了世家大族手里；后者以出身取人，于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豪族”，加强了阶层固化，都缺乏刚性、稳固的客观标准。八股文章就有刚性标准，评定成绩不会产生较大偏差，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同时，也为底层读书人打通了持续的上升通道，增加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如果有谁提出取消科举，人民群众第一个就不答应。

中国完备的科举制度甚至影响了世界，开启了书面考试和文官制度的先河，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从古代中国学来的。这么一看，好处挺多。

然而，越合理就越荒谬。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精于计算的工具理性，造就了冷酷烦琐的官僚制度，追求效率的同时忽视了价值理性，把人化约为数字和工具，剥夺了个体存在的整体性。把手段当成目的，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制度和文化都极其早熟的中华帝国，异化的历史更悠久，科举过滤了个性、才华和不安分，留下整齐划一的忠诚的应试虫——把读书当成做官的工具，读书也读不好，做官也不怎么样。

科举是士人的天堂，也是士人的梦魇，更是他们的普遍境遇。

吴敬梓也曾是科考大军里的一员。他曾祖父是探花，家族里有进士、举人等十四五人，《儒林外史》说杜少卿杜家“一门三鼎甲，三代六尚书”，正来自吴敬梓家族“一门两鼎甲，两代六进士”，据说其祖父还写过类似科举指南一类的畅销书。他十八岁中秀才，少年得志，可是后来三次科考都以落第收场。我查到一段史料，是吴敬梓的族兄金两铭写的诗，其中有：

昨年夏五客滁水， 酒后耳热语喃喃；文章大好人大怪， 匍匐乞收遭虠甝; 使者怜才破常格， 同辈庆遇柱下聃; 居停主人亦解事， 举酒相贺倾宿盦。

二十九岁的吴敬梓到滁州参加乡试预备考试（类似现在的模拟考试），考官是安徽学使李凤翥。

因吴敬梓没少对时事世态发牢骚，种种闲话传到主考官耳中，担心对自己的科考不利，吴敬梓去拜见了李凤翥并“匍匐乞收”。李学使板起面孔训斥了他一顿，但面冷心不冷，还是点他第一名“文章大好人大怪”。不过接下来正式的乡试，换成另一个考官，吴敬梓不仅落了榜，还得了“言行乖僻”的差评。

“匍匐乞收遭虠甝”，个中酸辛，难与人言。即使有人可以倾诉，然而《红楼梦》的贾母说：“世人打小就这样过来的。”你以为大家不苦吗？

后来乾隆皇帝为了显示太平盛世，开设博学鸿词科，安徽巡抚推荐了三十六岁的吴敬梓，但他在安庆参加了预考后，“因病”没去京城参加廷试，算是中途退出。有人说他是真病，有人说他说托病，既然杜少卿的原型就是吴敬梓，看看书中怎么写的——

杜少卿叫两个小厮搀扶着，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路也走不全，出来拜谢知县，拜在地下，就不得起来。

显然是装病。有人说，这个描写其实是吴敬梓对当年“匍匐乞收”场面的变形，他“通过虚构，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不足以谈科举。拒绝科举迎来自由，吴敬梓开始写《儒林外史》。因为心结已去，这本书写得心平气和，得以“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语）。

拒绝科举不容易，不信看蒲松龄。作为一个科举的失败者，他不遗余力地揭露科举制度的黑暗和不公，却深信制度是好的，只是被下面的小人们搞坏了。在《聊斋志异》里，人生的关键时刻往往需要科举化解，狐狸精美丽又善解人意，还能帮书生考中状元，映射的是作者内心最隐秘的渴望。

显然，吴敬梓比蒲松龄走得更远，他压根不信是坏人捣乱，认为科举本身就不值得信任。

书里最先出场的周进六十多岁，依然是个童生，他原本在乡下书馆里教书，后来被辞退，就跟着几个生意人以记账谋生。一日，路过省城贡院，看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他不禁悲从中来，一头撞在号板上——

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劝他吃了一碗茶，犹自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

大家可怜他，遂众筹给周进捐了贡生参加科考，结果他运气爆棚，居然中了。接下来便是另一个耳熟能详的范进中举的故事，就不复述了。通常认为，周进和范进是吴敬梓对热衷科举的读书人的辛辣讽刺。讽刺自然有，但吴敬梓不想停留在此，而是看到了更深的一层：科举已经摧毁了读书人的尊严和灵魂。还有，如果考官都是好人，是否能带来公平？过了关的读书人又是怎样一个群体？

周进一路中举，后来升了御史，被钦点为广东学道，成了主考官。改试卷是力气活，一个人改不过来，要雇专门看文章的相公。但周进想：“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头一个看的就是范进的试卷，五十四岁的范进“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考了二十多次都不成。周进看看自己“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同情心油然而生，再加上范进交卷后长时间没人来交，他便用心看试卷。初看不成样子，再看才有点意思，看了第三遍才看出是好文章，便叹道：

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遂把范进点为第一名。如果范进不是第一个交卷，如果……你看，即使像周进这样负责，范进的试卷也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形下才被多看了几眼。不过，这个场面虽然温馨，却也暴露了另一个问题：第二个交卷的是一个叫魏好古的，周进嫌他爱诗词歌赋，就点为第二十名（倒数第一）。满场考生也只交了两份卷子，第一名、第二十名就定下了，这是草率还是认真？就很难说了。

即使会写一手锦绣文章也未必能中。比如把举业当正经大事，孜孜编写八股教材的马二先生，不也没中举吗？高翰林一语道破其中玄机：

“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才得侥幸。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他要晓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么官了！

“揣摩”，就是揣摩“风气”和考官偏好。可马二先生深信：“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宏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他认死理，不知揣摩“变”，难怪一直不中。

这是不是把握了科举的精髓？当然不是。《儒林外史》开场就说“功名富贵无凭据”，迟衡山也认为：“可见这举业二字原是个无凭的。”中举根本没啥秘笈和规律，就一个字：命。把性命系于如此脆弱的机遇上，人生岂不加倍荒诞？

再看那些中了举的。周进选拔的“真才”范进，除了会写几篇八股没啥才能。他后来当了山东学道，周进委托他在山东提拔一个学生，他用心查卷子，却没找到。一次有人讲了个苏东坡的笑话，范进愁着眉道：

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堂堂一个进士怎会不知苏东坡？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一定是讽刺范进。但《儒林外史》是一本很理性的书，很少夸张渲染，我们觉得离谱，未必就不是真事。何况，类似的情况在书中并非孤例，比如马二先生不知道李清照是什么人，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张静斋，竟一口咬定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一旁的汤知县也信以为真。

科举不考苏轼，自然就不知道，类似的无知是普遍的。读书人一心钻研八股，知识谱系仅限于教科书，活得越来越工具化、空心化。

周进和范进都生活在明成化末年。《儒林外史》把故事的开端定在这个时间，是有讲究的，因为正是在成化二十三年，八股正式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体。

第一回王冕对秦老汉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也是吴敬梓的态度：从此读书人只需习得些功令辞藻，生吞活剥，不需要用心钻研先贤的文章学问。于是，考中的人未必有真才学，有真才学的却往往得不到功名，所以迟衡山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

八股取士，不仅形式拘泥于八股——所谓破题、承题、起讲、入题……严格限制格式和字数，而且试题范围只局限于《四书》《五经》，教科书也只有朱熹的《四书集注》，久而久之，圣人的话就成了空洞的套话、虚话，成了辞藻。吴敬梓是真儒，对他而言，科举的原罪正在于其背离了儒学的本来面目，背弃了圣贤的真理。高翰林就讥笑杜少卿：

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

《儒林外史》写了形形色色的读书人，在功名富贵面前俯首帖耳，之所以是“外史”，是因为这些人已经跟儒家理想的士人渐行渐远。孔子对“士”的理想化期待，早就落了空，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成为过现实（历史上的真儒有几个？）。一来儒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其理想也都基于人性善的预设，缺乏对人性“幽暗意识”的认识；二来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终究要依靠皇权来实现。但除了宋代有短暂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天下到底是皇帝的“私产”，不自我阉割坚持所谓“道统”，不仅得不到权力的信任，连命都可能不保，“共治”注定是空中楼阁。到了明清两代，朱元璋连宰相都不要了，皇权进一步强化，“货与帝王家”要看买家的脸色，卖家根本没资格讨价还价，士人的生存和思想空间更加窄迫。

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天下定矣，所以唐太宗得意地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其中的生活；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认同科举，有一个从痛恨到习惯到依存的过程。把一个人推向体制化的力量，来自四面八方，吴敬梓认为最大的诱惑就是“功名富贵”。

还是周进，他在薛家集当坐馆先生，先是被乡民看不起，又来了一个秀才梅玖，他故意说笑话：“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说完又掩口笑，说我不是在说你啊，你周进虽然也吃长斋胡须满腮，但你不是秀才呀。还夸耀说自己中秀才前做了一个梦：“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端端正正掉了下来，压在我头上。”后来又来了一个叫王惠的举人，派头更足口气更大：“比如他进学，就有日头落在他头上，像我这发过的，不该连天都掉下来，是俺顶着的了？”吃饭时，王举人是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周进只有米饭和“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王惠走后，“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