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青藏高原，一生就做这一件事

王宗仁，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1958 年应征入伍，历任汽车七十六团政治处见习干事、书记，青藏兵部宣传处新闻干事，总后勤部宣传部新闻干事、宣传组组长，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主任，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1955 年在《陕西文艺》发表散文处女作《陈书记回家》，2010 年散文集《藏地兵书》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迄今共出版散文、散文诗和报告文学专集31 部。散文集主要有《传说噶尔木》《雪山无雪》《情断无人区》《苦雪》《拉萨跑娘》《藏羚羊跪拜》等。

舒晋瑜：您在20 世纪50 年代就陆续有作品发表，诸如发表于1955 年8 月《陕西文艺》上的《陈书记回家》，1956 年发表在《陕西日报》上的《离娘的骡驹谁喂肥？》《两麻袋玉米棒》《赵大爷》等。能否概括一下那个时期的创作风格？

王宗仁：小小的乡间娃儿，不懂的事情实在太多。文学是什么，我一点儿也说不上来，但是就喜欢写作文，心里装着好些事，不写出来，手痒痒。天性吧。一篇作文就是一个小故事，记的都是我看到的或听来的真实事情，邻家七婆和八娘为争鸡蛋是谁家鸡下的闹翻了脸，五保户吴华捡来一笼笼牛粪送给了生产队，饲养员王大伯拿来儿媳妇的奶水喂养生产队的小驹子，某个公社的年轻干部娶了媳妇忘了娘……全是身边的日常生活，一人一事。这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班主任乌安民就喜欢我这样写作文，常常会念给全班同学听。还有，我们村订有一份《陕西农民报》，我是读报员，每次邮递员都把报纸送到我手上。开社员会或大家干活在地头歇晌时，我就给大家读报。我最爱读一些小故事，大家也乐意听。读报让我知道了我们那个只有三百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以外的许多新鲜事情，也启发我发现了我身边的不少新鲜事。这些事都是我作文的内容。

给报社写稿也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还是受乌安民老师的影响，从他那里知道了《陕西日报》的地址，开始投稿。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乌老师写了一篇散文，题目是《算黄算割又叫了》。他的稿子没登出来，却是我的小故事见报了。老师并不怪，还表扬我。

在我还不甚懂得文学时，我学会了干农活，扶犁、割麦、赶车，我都可以拿得起。我刚学着写作，手中的笔就把根扎在了社会的最底层民众之中，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根好比一盏灯，最初的灯，照着我走路。它也会油干光灭，但是村里总会不时地给这灯添油。从它身上生出的根系，后来就变成了我的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

舒晋瑜：小学六年级就发表处女作，那时是否引发轰动？

王宗仁：上小学六年级写的稿子，1955 年上了初中才发表。那年暑假我在《陕西农民报》中缝看到《陕西文艺》目录，一个暑假都兴奋得寝食不安。开学到了学校，老师、同学几乎都知道我发表作品了。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地议论我。很快，学校教导处的老师就让我填了一张表，是《陕西文艺》寄来的通讯员登记表。我当时确实不知道通讯员是干什么的，稀里糊涂地填了。那时，没有老师教我写稿，甚至可以说，全县也很难找到一个搞创作的人，我完全是凭着一股天生的热情写作。其实我是一个很胆小怕事的农村孩子，走夜路都怕鬼跟在身后，可是就有胆量给当时省里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投稿，也不知投了多少篇才投中了那么一篇。

还有，在读初中三年级时，我们班有另外三个同学喜欢写作文，他们的作文都比我写得好，于是我们几个在语文老师王瑞祥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作文小组，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文学社。我们出了几期墙报，就毕业了。每个作家都有各自的文学史，我的文学史就是从农村的玉米地里和小学初中的教室里开始的。

舒晋瑜：据说您未继续上高中，是因为作文丢了分。小学就发表作品，却因作文丢分未能继续读书，是否心里有很大的落差？决定参军是什么原因？

王宗仁：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的那篇作文从内容到写作方法，都有一些特点，它没按照老师教的套路写，多了些文学的元素。那次的作文题好像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写的题目是《大槐树下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农村青年的故事，他一心一意做好事却遭到一些人的嘲弄总是入不了团。后来，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说，你写的是故事，不是作文。我想不通，为什么故事就不是作文？

为什么作文就一定要按老师设计的“套路”去写？这个束缚学生想象、限制学生创新的紧箍咒，一直到今天还在校园的课堂上堂而皇之地上演着。有这么一件当时在全国都引起人们关注的关于给一篇作文判分的事：2007 年高考时，一个考生面对《怀想天空》这样一个题目，写了一篇后来被人们称为“有含金量的作文”，可是最先的阅卷老师只给了36分，刚及格；二评的老师给了42 分——这是大多考生都能得到的基本分；第三位老师给了39 分，又退回来了；复查阶段，江苏省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何永康教授发现了这篇《怀想天空》，终于下决心给它54分。这是高分。

我为此写了一篇随笔《打开窗户吹吹风——读高考作文〈怀想天空〉的怀想》。文章末尾写道：“随着时代日新月异地走向人类不断追求的灿烂明天，各种各样的创新作文会越来越多地呈现在老师们面前。写得越来越触及现实，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人性化。如果还用几十年来那种一成不变的陈旧标准去判断，必然要碰壁。含金量的作文由谁识别？从根本上讲，老师们要打开窗户吹吹风，享受享受外面的熏风味道。只有水涨船高地教学生写别样的犹如《怀想天空》那样的文章，才有资格鉴别出真正有含金量的作文来。”没有考上高中，对我打击很大，十分颓丧。人生一时没有了方向，不知该迈向哪里，很迷茫。还是已经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那一点成绩给我撑腰，使我觉得待在农村不可能实现文学梦想。就在这时候，部队来我们县招兵，我便断然报告参了军。这时是1957 年冬天。我后来认为，这个冬天我决定当兵的选择是对的，虽然我无法断定我这之后会是什么结果，但我离开了我不愿意生活的那个环境，这个勇气对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来说，是需要有理想做支撑的。当时虽然是无路可走的一个选择，但选对了。人生就是这样，不能虚构未来。关键时刻你迈出的一步，也许你并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会有什么最终结果。但是只要你认定了，就脚踏实地向前走去。即使没有成功，那一个又一个坚实的脚印也是对你付出的美好回报。

从事文学创作是要不断通过学习来充实自己我虽然在课堂上的学习停止了，但是阅读的学习并没有停止。在高原繁忙紧张的执勤日子里，我读书并不少。读书，读厚了我的人生，这是在课堂上永远得不到的。

舒晋瑜：能谈谈在部队的生活吗？五十九年的军旅生活，特别是七年的青藏高原生活，给您人生和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宗仁：越是到后来，我越是珍惜我在青藏高原的那七年生活。用刻骨铭心来描述它也不为过。因为刻骨，所以才心痛；因为心痛，才永生不忘。一个汽车兵，十八岁的小青年，驾驶着一台“二战”后从德国淘汰下来的破旧柴油车，连起码的起动机也没有，要靠手摇柄来发动车。路况又非常差，气候也恶劣，可想而知要吃多少苦受多少罪。我只列举一个例子，就足以想象出我们那时候的付出是多么壮烈：昆仑山下的烈士墓地里掩埋着八百多名我们高原军人的遗骨，他们全是我们那支部队在这几十年里献出生命的战友。里面就有和我一起入伍的同乡战友。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在奋力挣扎，一是要完成肩负的任务，这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兑现的。二是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寻找自己。再艰险，哪怕你不清楚自己明天还能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要在这一刻选好自己生存的位置，更何况我们是有理想的人。人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从根本上讲，我们要活好每一天，每一天的每一刻。苦点有什么不好，说不定正因为你吃的苦多，骨头硬朗了心也瓷实了，以后遇到惊涛骇浪也就像趟小河一样一步就迈过去了。就这么简单。高原的七年经历是我人生的底色，一辈子我都在这个底色上写作，做人。我的文学梦是在故乡的黄土地上孕育的，后来是在青藏高原的冰天雪地里点燃的。

舒晋瑜：您的写作基本上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吧？这些年写作的题材和风格有了怎样的变化？在部队的生活很苦，是什么支撑您不停地写下去？

王宗仁：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开着汽车，每个月都要在世界屋脊上奔驰好几次，满身有用不完的劲。

写作也是这样一股闯山的劲头，一心想着当作家，写了好多稿子，哪怕偶尔刊登一篇，伴随而来的是不可言说的满心喜悦。有时遇到大雪封山，铲雪开路不知要付出多少体力，我一边挖雪开道一边在心里就衍生出文章的细节，处于亢奋状态。我甚至庆幸自己能遇到这样的事，又有可写的题材了。1959 年我写了一篇小故事《风雪中的火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那时还没有电视），是新闻联播之后的《解放军生活》节目播发的，全国人包括我们那个小村里的人都听到了，写信讲这件事。这种鼓舞力量在那时是很巨大的！

想找老师没有老师，只有自己给自己当老师。还是靠自己牢靠。

舒晋瑜：在您创作的六百多万字的作品中，多数来源于青藏高原一代代军人。在一次次的采访和写作中，您对军人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

王宗仁：对于20 世纪50 年代到1966 年前那一时间段的青藏高原军人生活，我是很熟悉的，甚至可以说相当熟悉。因为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一代军人经历的事情，该吃的苦，不该吃的苦，还有该受的罪，我都有亲身的体验。我作品中的人和事都鲜活地存在于我的生活圈，写他们我可谓信手拈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在我心中的这一段高原军人的生活，沉淀得越深，悟彻得越明晰。现在每每想起那七年的高原汽车兵生活，我就情绪激昂，热血沸腾。这也是我至今仍不断地创作那个时期生活的根本原因。

有青藏高原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使我和其他地方的人们的生活似乎断裂，也逐渐成就了我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和表达。

离开高原到了北京，我虽然还经常重返高原，但是一次比一次产生了“隔”的陌生感。高原部队人员的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我这个初中毕业的人就是部队的知识分子，当了兼职文化教员。后来部队逐渐变成了只有高中毕业才有资格入伍，军校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我为了创作一部反映高原部队中大学生军人生活的报告文学《日出昆仑》，采访了数十名大学生军人，我努力尝试想走入他们的内心，但很难。尤其想了解他们的爱情经历，他们大多数守口如瓶。而我一直有个撼不动的想法，写高原军人不写他们的家庭是不行的。我在写作这部报告文学时，自己和他们在两个平行的空间里，他们想的做的总是和我设计的是两套。我当然明白，我们处的那个高原时代与他们今天所处的高原时代是相连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只有走进去了，找到必然规律，才可以相连。这也是我始终认为作家仅仅靠采访，特别是走马观花的采访写作，是不会成功的根本所在。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唯一的办法是全身心投入，长时间投入生活第一线！

舒晋瑜：《藏羚羊跪拜》因被选入小学课本广为流传，后来还有一位作家叫沈石溪的，也写了《藏羚的故事》，故事记述一群被逼至绝境的斑羚为赢得种群的生存机会，用牺牲一半挽救另一半的方法摆脱困境的壮举。这个故事却毁誉参半——在您眼中，什么样的散文是最好的？

王宗仁：我当初没有料到这篇小散文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至今转载它的报刊和选本有四五十家。这个故事——也许可以说是传说——在我心里储存了大约年把时间才变成文字的。能不能写，怎么写，什么时候写，我一直在酝酿着。直到有一天，我乘车去拉萨行驶到藏北一个小山坡下小憩，司机小马告诉我，此处就是那只藏羚羊跪拜的地方，我才有了按捺不住的写作欲望，到兵站后一气呵成。文中写到藏羚羊被猎人枪杀后眼里涌出的那两行泪，是我想象出来的，我不可能看到，但我断定必然会这样。直到今天，我每每讲起写这篇散文时，总会强调这两行眼泪，我自己也不由得要流泪。散文写作，仅真实还不够，还得有真情。真情是作者对真实的升华，是连着肋骨的感情，是从联想中自然而然抒发的感情。

舒晋瑜：有人说十八岁之前的经验足够一生的写作资源。但是您离开青藏高原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年都要从北京去一次青藏高原，是创作需要还是心系高原？这种紧密的联系，对您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王宗仁：对我，十八岁不行。不要说够一生的写作资源，十八岁那年我才刚开始步入真正人生的门槛，青藏高原的第一个台阶日月山。真正使我有了一生写作资源的是在青藏高原的七年生活。可以说那七年我把这一生的苦都吃了，足够我一生品尝。但是光吃苦不行，还得从苦中跳出来，找乐，苦才能变甜，先苦后甜。否则，吃的苦越多，成了苦海，会把你淹死在苦海里。甜，就是要有理想，有了理想就有了跳出苦海的力量。支撑我跳出苦海的力量就是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