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需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性

李德南，哲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著有《为思想寻找词语》《“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 《小说：问题与方法》 《共鸣与回响》 《有风自南》 《途中之镜》等。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首届“粤派学术”优秀论文奖、“2021 年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所优秀科研成果”等奖项。入选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岭南英杰工程”后备人才、广州市高层次人才。

用研究表达 “信”，用小说表达 “疑”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大多博士毕业后选择去高校，德南兄为何选择去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工作？这是一个科研机构吧？创作研究院对你的研究是有阻碍还是更利于你的研究？

李德南（以下简称李）：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未来的设想是成为一个大学老师，这是我坚持报考硕士和博士的根本动力。不过等到我博士毕业，面临求职时，想法就开始有些变化了。我隐约感到高校的学术体制对批评与研究是有一定限制的，是戴着脚镣跳舞。虽然读博三年，我应对得还算可以，一个博士生所应该拥有的基本面大抵也有，但我还是渴望能有更自由的表述空间。另外，我本科、硕士阶段所读的都不是文学专业，如在博士毕业后入职高校，我可能起码得用两年时间去备课和适应教学上的要求，也就意味着我要暂时搁置才起步不久的批评、研究方面的工作。考虑到这些，我当时对入职高校就没有以往的执念了，反而把到社科院、作协、研究所等单位作为求职的主要方向。

我所任职的文研院，创作与科研并重，兼具地域文化保护等职能，聚集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领域的许多出色的作家、编剧、画家与学者。单位的氛围是我所喜欢的，同事之间在专业上会互相交流、切磋，不同岗位的同事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能互相帮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情的、温暖的共同体。

周：《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2015 年第2 期推介了你；同时，你2016 年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回头看这些成长之初的帮扶，有何感想？同时，你是如何看待包括《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这样的刊物对青年一代批评家成长的助推的？

李：对于作家来说，童年的经历往往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作家的世界观和情感结构有隐秘而直接的塑造作用；而对于青年批评家或青年学人而言，硕士、博士求学阶段，以及毕业后刚刚入职这个阶段的遭际，可能对其批评人生或学术人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入选“今日批评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14 年，我刚到一个文学活动的现场，熊育群先生就把我喊住了，说张燕玲老师正在找我。张老师告诉我说她在《山花》《文学界》等刊物看了我写的文章，想约我参与做一期《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她当时还给我带了一本《南方文坛》杂志，在杂志上留了她的通联方式——这期杂志我至今保留着。这是我和张燕玲老师第一次见面。

当时入选“今日批评家”让我觉得很意外，也很高兴。那时候我还在读博士，并且，我本科在政法系，硕士在哲学系，拿的是法学学士、哲学硕士的学位，我是从博士阶段才开始在中文系念书。这种半路出家的经历会让我经常有疑问，我适合做文学研究和批评吗？我不太确定。为了准备“今日批评家”专辑，当时我特意准备了两篇文章给张燕玲老师备选。这两篇文章后来都先后发在《南方文坛》上，其中发在“今日批评家”专辑中的文章还有幸获得了杂志当年的优秀论文奖。入选“今日批评家”，也包括获奖，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心理上的准入门槛，即觉得我是能做好批评和研究的。另外，专辑推出时，正好也是我博士毕业，正式参加工作的时刻，这个专辑的推出就有一种仪式的意味。我后来一直把这视为我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起点，从此写文章和发言都格外多了一份郑重，觉得应尽量配得上这份荣誉。

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也是我学术和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客座研究员制度，在青年学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上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第五届客座研究员的入馆仪式上，我在发言时曾谈到对客座研究员制度的详细看法，至今没太大改变。这个发言曾以《为批评营造另外的意义空间》为题发在《文艺报》上，也收在我的《共鸣与回响》这本书当中，很容易找到，这里不再重复。

周：你和谢有顺老师在《湘江文艺》主持“锋锐”栏目已经十几年了，对年轻写作者的挖掘做得非常到位。另外，你还在《青年文学》杂志主持“城市文学瞭望”栏目，积极介入对当下创作的关注，对你做当下文学研究有哪些帮助？

李：“锋锐”栏目坚持做这么多年并有所回响，得益于杂志社对这个栏目的看重和支持，也和众多作家、评论家、编辑和读者的支持有非常大的关系，衷心感谢师友们以种种形式支持了这个栏目。“锋锐”栏目最初名为“80 后文学大展”，从2012 年起开设。那正是“80 后”作家迅速成长的时刻，“80 后”作家内部出现了许多变化，风格日趋多元，不再是铁板一块，我们希望通过栏目的形式来彰显种种变化，重绘“80 后”文学的地图，深化对“80 后”文学的认识。这是我们之所以把栏目命名为“80 后文学大展”的重要原因。当初和谢有顺老师，还有合作编辑杨晓澜（后调任《芙蓉》杂志，合作编辑改由张韵波、冯祉艾担任）等一起做这个栏目的策划与具体设计，和我对“80 后”文学的关注基本上是同步的。我意识到“80 后”文学已有挺多的变化，比如不再局限于青春写作和校园文学，在商业化的写作之外，一大批有纯文学传统的作家开始日渐浮现，而那时候关于“80 后”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是滞后于这种现实的。“80 后文学大展”的用意正在于展现这种丰富性，当时采取的形式是每期推出一位作家的专辑，内容包括作家的原创作品、评论和主持人语。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在《山花》等刊物发表关于“80 后”的作家论、对话或带有宏观论述性质的文章。那时候我的写作热情挺高，一度打算仿照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的形式，写二十篇关于“80 后”的作家论，但写了五六篇后就因事情太多等原因而没有坚持下去。令我感到高兴的是，“80 后文学大展”这个栏目刊发了很多关于80 后作家的颇有代表性的评论。再往后，因为杂志栏目整体调整的需要，也为了进一步放宽视野，展现更多更年轻作家的创作潜力和实绩，栏目名称调整为“新锐”。如今，这个栏目开设已十年有余，我们希望能继续放宽视野，进一步打破年龄上的限制，栏目的名字也相应地再做调整，改为“锋锐”。

参与主持“城市文学瞭望”栏目，是源自《青年文学》杂志张菁老师的邀请。在这之前，我还应她的邀请主持过“小说：问题与方法”栏目。说来我真要感谢张菁老师，我并不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如果没有她的邀约、信任与带动，这两个栏目都不可能成形。她邀请我参与做“城市文学瞭望”这个栏目时，我其实是有点犹豫的，因为当时我写作上的压力很大，为了完成写作计划，我在很多事情上都不得不做减法。不过这个栏目还是如期开始了。首先是因为张菁老师当时的一句话，她说，如果你今年没空我们就等你一年，明年再说。另外，城市文学在中国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创作上的推动和关于城市文学的理论建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当下文学批评中的三种非根本性话语》，里头谈到，在代际批评、非虚构写作和城市文学这三种热门但非根本性的话语中，只有城市文学是适合做理论建构的。因此，有机会参与做一点推动的工作，我是非常乐意的。主持栏目意味着我必须保持对文学现场的敏锐度，也使得我可以增进对文学现场的了解，形成看待问题的复合视角。

周：持续十几年主持各种栏目，是疲倦感多呢，还是发现新人、推介新人的兴奋感多？还有为什么要坚持做几个栏目？

李：没有疲倦感。坚持做，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叫《不那么年轻时遇见一些好编辑》。这篇文章想写的是哪些师友呢？这是一张长名单。这里我先结合你的问题略为谈谈。我最早密集地发批评方面的文章，是在《山花》杂志，从博士一年级开始。最多的时候，我一年在《山花》杂志上发了四篇文章，外加和王威廉的一个对话。我关于80 后文学批评的文章，大多就发在《山花》杂志上。那时候，我是新得不能再新的新人，像《山花》的李寂荡、郑瞳和李晁等师友几乎是同步地约我写文章，他们一直把发掘、扶持新人视为己任。这也是《山花》杂志的一个传统。张燕玲老师和《南方文坛》杂志其实也是如此。你在和金理兄的对谈中曾谈到过：“我翻看《南方文坛》张燕玲和张萍主编的《我的批评观》和《批评家印象记》两本书，发现从1998 年开始迄今，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批评家，都被《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关注过，或者说，很多青年批评家是从‘今日批评家’栏目走上批评界的。”确实如此。我个人感触很深的一点还在于，张燕玲老师在面对批评新人时，既体恤又平等。《南方文坛》杂志等于是把一份刊物最为重要的篇幅和位置（每期的封面头题为“今日批评家”专辑、封二为“今日批评家”的影像小辑、卷首语为“今日批评家”的批评观）都用在了青年批评家身上。这样的支持是非常难得的，特别是考虑到刊物也会面临各种考核和学术指标的约束。还有裴亚红老师也是如此，她曾多年担任《民治·新城市文学》的执行主编，我曾客串做过这份知名民刊的编辑。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位编辑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及她如何把热爱付诸行动。在学术和批评的道路上，我谈不上一帆风顺，也有过我所不愿多说的困难时期或幽暗时刻。可正因为成长的过程中有幸遇到专业眼光、公心与情怀兼备的师长，得到过种种形式的支持与扶助，那么在自己参与到文学现场中来时，我多少希望能对他们的精神有所赓续。虽然和他们相比，我做的工作实在太有限，太微不足道，但是我参与做栏目多少是受师友们的感召，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没有疲倦感，还在于在主持栏目的过程中会有阅读的惊喜，比如“城市文学瞭望”栏目每期都刊登作家的城市文学观，约请作家谈他们对城市文学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城市生活体验。这个方向的稿子非常有意思，整体上甚至超出了我原有的期待。至于同时做几个栏目，有机缘巧合的原因，比如同时或先后接到不同刊物的师友的邀请。

周：你在《作品》杂志2011 年5 月下半月刊的创作谈《我的文学生活》中说，要是只能选择一种形式，你肯定会选择小说。但这十多年来，你花在研究上的时间远远多于小说创作。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你还会去创作小说吗？另外，近年来，很多批评家转入小说创作，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李：在读硕士前，我对写小说的兴趣远大于文学研究。还记得本科毕业后，有两个月的假期，正是在那个假期我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最近两年我在写作和研究上的想法变动挺大。两年前，我还觉得批评会是我一生都要坚持做下去的事情，当时我甚至想过编一本评论的自选集，集子的副标题叫“第一个十年集”，然后每隔十年都循例编一本。可是到了今年，我做文学批评的心境变了。这大概和我自己过了四十岁有些关系。我开始有人到中年的感觉，也比以前更意识到时间的有限，觉得需要把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先做完。我近期的计划是争取把两本文学批评与研究方面的书写完。完成这些工作后，我想回到小说创作中，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没有想过把写小说作为主业，却又很想写三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第一部是已出版的《遍地伤花》，接着想要写的这一部，是接着《遍地伤花》而来的。有继续写长篇小说的念头，倒不是顺应当下批评家纷纷写小说的潮流，而是源自内心的需要，是因为我有的经验和想法，用别的形式，比如评论或研究的形式是无法处理的，只能采用小说的形式。我也希望能有相对完整的时间，可以对硕士论文进行修订、扩充。再往后，则可能会试试其他形式的写作或研究。

近年来很多批评家转向小说创作，我想每个人都有很具体的原因。比如有对当下的创作感到不满，干脆自己动手写的；有觉得写小说比做批评和研究更有趣的，不一而足。我觉得这是好事，批评家动手写一写小说，往往能增加对创作的机制或奥秘的了解。批评家和作家，类似美食家和厨师的关系。美食家未必能同时成为一流的厨师，一流的美食家也有可能是蹩脚的厨师，可是无论如何，动手去尝试做三两道菜，还是会对美食和烹饪有更切身的感受和理解。反过来，厨师转换一下角色，去做做美食家的工作，也是有意思且有意义的。

周：你是哪年发表自己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写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你最满意的一篇文章或著作是哪篇/ 部？

李：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是《个体在世的体验之书——从存在论的角度解读〈沙床〉中的诸葛》，刊于《南方文坛》2008 年第5 期，试图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分析《沙床》的主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