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见与琐闻（外一篇）

查旧日记，我初见丁玲是1980年11月6日上午，原因是约她为《鲁迅百年纪念文集》写稿。她住在北京西城区木樨地22号楼5单元9层18号。“木樨地”，原称“苜蓿地”，因养马的苜蓿草不雅，故改为桂花树的别名——“木樨”。对我而言，这个地方轻车熟路，因为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就住在这个楼的5单元10层20号，跟丁玲家只有一板之隔，是我常去的地方。丁玲是我中学时代就很崇拜的大作家，初次相见既感到荣幸，自然又会有些忐忑。在丁玲家同时见到了他的老伴陈明，还有一位她的临澧老乡涂绍钧。老涂后来是丁玲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是一位丁玲研究专家。

丁玲夫妇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究其原因，我认为跟我研究鲁迅和我在鲁迅研究室工作有关系。鲁迅是丁玲夫妇崇敬的作家，误传丁玲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之后，鲁迅写过诗《悼丁君》。我们研究室的主任李何林跟丁玲夫妇虽接触不多，但他们认为李先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学者。丁玲说：“李先生手下的人一个个不像书生，而像斗士。”我是十七岁初到北京的，但湖南乡音犹存，这多少也会增加丁玲对我的亲近感。陈明力邀我到延安文艺学会做会务工作，我谢绝了，因为那个学会有不少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和文艺界的老领导，以我的资历和能力岂敢担此重任？后来陈明还是力荐我参加了丁玲研究会，并担任了十八年的副会长。

虽然丁玲和陈明都热情待人，但两人的性格还是有些差异，表现在丁玲尖锐泼辣、口无遮拦；而陈明则显得相对沉稳，不仅对丁玲的文章字斟句酌，而且在日常言行中也相对拘谨，不议时政，少谈文坛是非。比如初次见面丁玲就告诉我，当年夏天在庐山开了一次文艺理论讨论会。她在会上说：“你们不要跟着那些理论家跑，他们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你哪里跟得过来？有时间不如自己多看几本书，那倒能得一点点实实在在的好处，后来会议发了一个简报，把这些话都删去了。”丁玲还说，某某这个人，老说他有“左”的错误，也有右的错误，表现在什么地方却没有说。依我看，他现在的文艺思想是右，当年搞运动是“左”。我对他是看透了。他现在捧新作家，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类似的话，丁玲还讲了许多。陈明在一旁听着，不轻易插嘴，一方面是敬重丁玲，另一方面的确也是唯恐授人以柄。他不仅是“心有余悸”，而是“悸”。

在20 世纪80 年代，文艺界有些人对丁玲夫妇有质疑声，主要是认为复出后的丁玲有些僵化，陈明在她身后也没起更好的作用。在这些质疑声中，最为尖锐的是袁良骏先生对所谓“娘打孩子论”的批评。

老袁是一位饱学之士，快人快语。1980 年，他率先发表了重评《莎菲女士日记》的论文，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受到好评。1982 年，他首次编选了一部《丁玲研究资料》，成为丁玲研究的必读书。1983 年，袁良骏再次出版了《丁玲集外文选》，更是丁玲研究的一种新突破。根据我国版权法规定，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辑佚者只能领取编辑费。坦诚的老袁对丁玲说：“我编这本书不容易。你不缺钱，我缺钱，干脆全部稿费都给我吧。”历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的丁玲只回答了一个字：“好！”

1993 年，首届国际丁玲学术讨论会在丁玲故乡湖南常德举行。老袁在会上做了一个爆炸性发言，题为《丁玲和女权主义漫议》，原文已收入1994 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老袁发言的大意是，丁玲延安时期的“棱角、锋芒、勇气统统都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十分平庸的歌功颂德者”，把她受的那些苦难、屈辱都比喻为“娘打孩子”，“真是认贼作父”（引文见该书第280 页）。这里的“贼”，指的是错误路线。这个发言引发了与会者的普遍不满，因为丁玲、陈明无论如何僵化，总还不会像老袁形容的那样，把健康的人体和人体上的创伤混为一谈。如果他们如此愚昧，怎能在晚年写出《风雪人间》《三访汤原》这种兼具文学和史料价值的佳作呢？丁玲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选择《杜晚香》作为她重新亮相之作，只是为了不再被人揪住辫子，因为写一个女劳模终归是正确的。周扬对刘白羽说，不能把丁玲冤案的责任推到他一人身上。据我确知，丁玲、陈明并没有把责任都推到“他一人身上”，只不过周扬毕竟应承担他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因为周扬在丁玲平反问题上始终持有异议，所以丁玲夫妇在某些问题上故意“拗了一调”，这跟彼此间的恩怨不无关联。此后，老袁就脱离了丁玲研究界，主要从事鲁迅研究方面的工作。对于丁玲研究而言，这是一种损失，对于老袁本人也是一种损失。

对陈明质疑的人也不少，主要是把他视为借丁玲这颗“太阳”发光的“月亮”，或戏称为“大作家”身后的“小丈夫”。通过实际接触，我改变了这种看法，认识到陈明是丁玲苦难生涯中的精神支柱。俄国诗人普希金有一首诗，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虽是悲壮的失败者，但他们心中有一种崇高的理想与追求，同样高贵的还有这些革命者的妻子。她们能放弃舒适的生活，跟随丈夫共赴苦难，为丈夫分担那一半苦难和那一半微笑。有位女作家把陈明比喻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因为他在北大荒的风雪和秦城监狱的铁窗中，一直保持着那种美丽的坚守。这有丁玲在北大荒被关进牛棚之后陈明偷偷塞给她的一张纸条为证。纸条上写的是：“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做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永远爱你的人。”陈明原本出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二十岁那年作为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奔赴延安，个人历史上既无疑点，更无污点。但他确实理解并成全丁玲的事业，毫不需要丁玲的感激和回报，跟随丁玲生死与共，做到了《诗经》中的那十六个字：“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丁玲跟陈明究竟是谁先追求谁？ 2007 年9 月7日下午，我到北京复兴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探视因患脑溢血住院的陈明。他动情地告诉我，跟丁玲谈恋爱是出于他的主动。在陕北的一个小饭馆里，丁玲跟他同坐在一个炕上。当时丁玲是两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陈明是该团的宣传股长，他对丁玲说：“主任，你也应该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了。”丁玲写了一个小字条递给他，写的是“北国有佳人”。此后，这个小炕就成了他们热恋时的暗语，暗语是四个字，我没大听清楚。这番话，跟《陈明回忆录》第65 页的记载小有出入。陈明在回忆录里说，丁玲当时反问他：“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觉得，陈明公开发表的回忆比私下跟我说的也许更可靠。因为陈明不仅跟丁玲有年龄差距，而且社会地位和影响也差别太大。陈明即使仰慕丁玲，也未必敢于去主动追求。丁玲无论对革命、对事业还是对恋爱，都有一股飞蛾扑火似的激情。丁玲1904 年出生，当年还只有三十五岁，自然有情感需求。丁玲曾对我说，她到陕北后有人给她介绍对象，但她不愿意。陈明1937 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演出过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他扮演剧中男一号巴威尔，爱称为“伯夏”，他的台风和表演给丁玲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夏”和“伯夏”就成了丁玲对陈明的爱称。

丁玲跟陈明的结合并非一帆风顺。陈明也是凡人，当年确实太年轻，要跟比他大十三岁的丁玲组建家庭，心中不会不存疑惑。当时陈明所在的延安烽火剧团有一位音乐工作者，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毕业生，名叫席萍，也写作席平。剧团里工农出身的人员多，跟陈明有些不合拍，席萍是个知识分子，跟陈明的共同语言多，性格比较投合。为了逃避周边的闲言碎语，陈明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结束这场三角恋爱，便于1940 年秋天跟席萍在甘肃南部的革命老区庆阳结了婚。事前陈明没有告诉丁玲，婚后席萍很快就怀上了孩子。丁玲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痛苦。陈明为了不让三个人长期痛苦，做了一件让他终身愧疚的事情，就是在席萍怀孕期间提出离婚诉求，借口是席萍依赖性强，而他喜欢的是独立女性。

陈明有一本回忆录，叫《我与丁玲五十年》。这五十年，应指1938 年至1986 年，准确地说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四十八年。丁玲1936 年11 月到达陕北保安，陈明1937 年5 月到达延安。同年9 月，两人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共事，丁玲给予了陈明超出了一般同志关系的关爱。1938 年，丁玲把自己的长子蒋祖林托付给二十一岁的陈明照顾，安排在陈明所在的烽火剧社的小学员班。后来蒋祖林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他的革命生涯就从1938 年算起。仅从这件事来看，当时丁玲跟陈明的关系已不一般。但自两人1942 年结婚之后，这四十四年当中应该是苦难多于甜蜜。结婚刚刚一年，丁玲和陈明就在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分别隔离审查。他们相对稳定和安逸的生活其实还不到二十年。1944 年丁玲被安排到边区文协工作。1946 年，丁玲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该书1953 年在苏联获奖，成了她继《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之后的第二次创作高峰。自1955 年反胡风运动和制造所谓“丁陈反党集团”之后，他们生活的稳定期结束。1957 年两人都被划为右派；1958 年至1970 年双双被发配到北大荒，养鸡，种菜，修铁路，当文化教员……1970 年夫妻二人离开牛棚，被分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五年。获释后被安排到山西长治市嶂头村，由村革委会进行政治监督。陈明在村里种苹果、栽核桃；丁玲年纪大，也去果园干点活。丁玲1979 年返回北京治病，至1986 年去世，丁玲和陈明又过了七年相对安定的日子。

1984 年，丁玲的历史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中共中央组织部九号文件对丁玲的政治结论是：“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看完这份文件说：“现在我可以死了。”陈明把丁玲四十年来历次的政治结论复印给我，大概是想以后再被诬陷能有人出面替他们说话。1987 年3 月4 日，丁玲在平反两年之后病逝。临终前丁玲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你太苦了！”丁玲拜托陈明的五妹陈舜芸照顾陈明的生活，更希望陈明再找一个老伴共度余生。因为兄妹情感再好，毕竟只是兄妹。陈明一直生活在对丁玲的怀念中，他着急的事情是完成丁玲未竟的事业，把丁玲未完成的、该续写的篇章都整理完、续完，然后再坦然无愧地跟丁玲在黄泉下相见。直到1988 年3 月，原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石西民的夫人给陈明介绍了一位女性，陈明的想法才有所松动。

这位女性叫张钰，当年将近六十岁，是一位名门闺秀。其父张友鸾是知名报人，通俗作家张恨水的挚友，曾任《京报·文学周刊》主编、《新民报》主笔、《南京人报》总经理等。1953 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著古籍，编辑的《不怕鬼的故事》曾被毛泽东赞赏。其弟张友鹤也校注了很多文学名著，他女儿张传敏是我的学生。我结识张钰时，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工作，是一位端庄大气的知识女性。我不知道她此前的经历，只知道她有三个子女：老大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新闻工作者，二女儿是一位文学评论家，老三打扮十分新潮，从事摄影和设计工作。十分难得的是，这三个子女都非常理解母亲的情感需求，公开支持他们的母亲再婚。老三后来经常跟母亲和陈明住在一起，还给陈明打水洗脚。这种待遇是陈明此生未曾享受过的。陈明跟我说，当年蒋祖林到山西长治探亲时，住了一段时间，一直把自己当客人，连一桶水都没挑过，后来又公开闹翻了。

1989 年6 月，陈明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终于跟张钰登记结婚，婚后的一段时间先住在张钰团结湖的旧宅里。一位要为丁玲立传的作家将陈明木樨地的寓所当成“丁玲故居”搬了进来，一直住了一年，由陈明支付房租，陈明的妹妹安排饮食。结果这位作家在初版的《丁玲传》后记中嘲讽陈明“从此君王不早朝”，指责陈明违背了支持他撰写《丁玲传》的承诺，后经陈明书面抗议，出版社才在再版本中删掉了这些很不友好的文字。

根据我的了解，陈明跟张钰共同生活的二十七年是温馨的，可以说是风平浪静、融洽和谐。我是他们家的常客，常看见张钰戴着老花眼镜在电脑前忙碌：她不仅忙着为父亲整理遗著，同时还要帮陈明整理文档，打印文章。我经常在他们家吃饭，张钰是安徽籍，会做一手好菜，每次她都会指导保姆，自己也经常掌勺。菜肴量不大，但非常精致可口。我跟陈明喝点红酒助兴，她自己喝一小杯白酒。

陈明跟张钰结婚之后，几乎每年在他们家都会看见一位身体结实、微胖，说是从广州来的男士，但北方话说得相当纯正。吃饭的时候，陈明跟张钰坐在餐桌的北面，我跟他坐在南面。打听后才知道，他就是陈明跟席萍的儿子，名叫陈东海。东海跟我同年，出生在延安宝塔区河庄坪镇的中央医院，出生后母亲就留在该医院做化验员，以后跟该院一位也姓陈的同行再婚。新中国成立初期，席萍曾调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又调到了广州筹建生物制品研究所。直到1983 年初，东海才确知他的生父就是陈明。吃饭时当然要交谈。东海告诉我，他参过军，退役后被安排在广东省科委工作，后来响应上级号召，到佛山一家工厂任厂长。后来企业改制，退休工资也不高。东海还告诉我，他每次到北京都会去参加延安儿女联谊会的活动。东海憨厚谦和，但跟陈明的话不多。张钰说，东海每次住在木樨地，也都像做客一样，和和气气，但什么家务活都不干。令陈明痛心的是，2006 年夏，东海的母亲席萍因脑溢血去世。陈明拍了一份长达百余字的电报表示慰问和愧疚而席萍此时已在昏迷中，不省人事。2013年，不料东海也因癌症逝世。但陈明此时已九十六岁，神智已不清醒，免去了一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