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研究的领航人

收在《王水照文集》中的作品，我大多先后读过并多次从中受益，这次又集中阅读，对王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有了更为整体的认识。可以说，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宋代文学研究，王先生堪称领航人，对宋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三篇文章说起

统计知网收录的王先生的学术论文，被引率超过百次的共有三篇（截止2023 年4 月6日），都发表于《文学遗产》，按时间先后依次为：《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9 年第5 期）157 次、《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 年第3 期）157 次、《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0 年第1 期）112 次（本人非常荣幸地成为该文的责编）。它们分别被收入《王水照文集》第三卷《苏轼研究》、第二卷《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第一卷《宋代文学论丛》。

《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突破以往多从文学艺术研究苏轼的路数，通过精细分析苏轼诗词文中表达的儒、佛、道思想的消长起伏，总结出其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动态系统的文化性格，突显出其人生思想比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等先贤更为丰富、深刻和全面，也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这种从文化范型角度研究作家作品的尝试，影响广泛，还被日本《橄榄》杂志全文译载。即使今天看来，该文仍是大笔如椽的杰作。

在《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中，王先生已经娴熟地运用心理学和地理环境等视角分析问题。到了五年之后的《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一文，王先生更是打破时序性的文学史模式，鲜明引入空间概念，条分缕析洛阳一地的地域文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何构成统一的文化环境，为钱惟演洛阳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提供广阔的舞台，而其颇富魅力的文化氛围，又如何塑造着文人们的艺术气质、文化性格和审美心理，从而对其文学创作发生更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此文紧扣地域里的文学因素，将地域环境与文人集团及其文学真正联系起来，所举例证，又多涉重要的文学史命题，实为垂范之作。

与《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通过专题方式或交叉学科的视角呈现文学面貌不同，《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一文则是试图全面描绘一个特定时代（1127—1279）文学史的纲领性文献。该文认为现存南宋文学的作家、作品，不仅数量巨大，明显地超迈北宋，而且在内蕴特质、艺术表现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北宋文学的附庸。南宋中后期，尽管科举入仕的精英群体仍然存在，但江湖诗人群的兴起、印刷业的发展、文学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等，造成南宋文化和文学由北而南、由雅而俗的重心转移。南宋文学在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性质上都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重要历史地位，因此有必要展开对南宋文学的全面研究。这篇论文，大气磅礴，视野宏通，对调整宋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在知网的篇名检索中键入“南宋”一词，可统计出1915 年至2009 年的近百年间，篇名含“南宋”的中国文学类论文计500 篇左右，而2010 年之后的十余年间，篇名含“南宋”的中国文学类论文上升至900 篇左右。个中原因虽然多样，但王先生此文的直接引领作用却是有目共睹、不容否认的事实。

三篇文章，恰好展现了王先生对于经典作家研究、群体与地域文学研究、断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考。甫一问世，即成名篇，至今仍响应不绝，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高屋建瓴的“会议致辞”

《王水照文集》第九卷《鳞爪文辑》单独出版时原系作者的随笔札记，此次收入文集时增删颇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增添了卷七“会议致辞”16 篇，其中关于宋代文学年会的致辞即有10 篇（首届年会和第三届年会致辞因故未能收入）。

2000 年在复旦大学召开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并成立了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王先生被推举为会长。从此，在王先生的带领下，宋代文学学会基本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年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宋代文学研究年鉴》《新宋学》等刊物，走上了研究的方轨。2015 年王先生转任名誉会长，至此宋代文学学会已开了九届，王先生每届皆主持大会并做开幕致辞，有时还做闭幕总结。这些致辞，没有一般会议惯用的套话空话，而是站在学科建设和调整研究格局的高度，对宋代文学研究的成绩、问题以及发展方向，予以及时表彰和指点。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三重三轻”和“五朵金花”的提出。

三重三轻，即宋代文学研究长期存在重北宋轻南宋、重词轻诗文、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的问题。其实早在1997 年出版的《宋代文学通论·后记》中，王先生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现象：“从宋代文学自身的研究格局而言，也有一些不平衡或学术空白之处，如时代上的重北宋轻南宋，文体上的重词轻诗文，课题上的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随着年会的陆续召开和王先生持续的关注，“三重三轻”的问题逐渐为更多学者认识并得到有效改善。至2005 年第四届年会，王先生致辞说“过去那种重词轻其他文学样式、重北宋轻南宋、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的偏向有所纠正”，2007 年第五届年会致辞又说“宋代文学曾经存在的所谓‘三重三轻’，近年来已有所改变，文体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有所调整”。2009 年第六届年会致辞更说“三重三轻”的偏向，“近两三年来，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博士论文以两宋作家个案研究为对象的，大幅度地增长……宋诗的研究也有明显的进展……宋代散文方面，更有一系列论著出版，中国古代文章学已经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散文研究边缘化的局面，有望取得新的突破”；王先生在该届年会上还针对性地提出“重新认识南宋”，包括重新认识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改变南宋文学研究的冷落现状。次年，他专门发表《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对这一观点做了系统阐释，其影响已见前述。

五朵金花，指宋代文学在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党争、文学与地域、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五个方面内涵较为丰富，值得探讨的空间较多。2002 年，王先生为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一书所写的序中，对此问题已经有类似的思考：

许多学者感到，单纯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策略处处显得捉襟见肘，似已难乎为继，而越来越关注于从相关学科的交叉点上来寻找文学研究的生长点，以扩展学科发展的空间。近年来我审读过的不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也呈现出这种倾向。其中，从地缘、血缘、学缘等关系上研究古代文学就是常取的视角，这对更具包容性、多元并存的学术格局的形成，是一种有力的促进，也是对“出文入史”、文史结合的学术传统的弘扬。

在2009 年第六届年会的致辞中，王先生的表述更加深入和清晰：

近年来，学者们普遍感到，单纯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策略，处处显得捉襟见肘，似已难乎为继，因而越来越关注于从相关学科的交叉点上来寻找文学研究的生长点。在宋代文学研究界，也随之兴起一股“交叉型专题研究”的热潮，如文学与党争、文学与科举、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家族、文学与集会社交、文学与民俗等，涌现出一批可喜的成果。这条研究理路似可概括为“从大文化到文学”的研究，这是对之前从文学到文学的单向、封闭式研究模式的突破：在时间维度上融入空间维度，以个体为单位转向群体研究，从文本的赏析阐释导向它与更广阔、更繁复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探求，这是在近两年的宋代文学博士论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良好势头。

2011 年第七届年会的闭幕词中，王先生正式提出了“五朵金花”的概念：

我们的文学研究观念新时期以来有了根本性的转换，从摆脱文学是政治附庸的长期桎梏、提倡回归文学本位以来，学者们又发现单纯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径的局限，于是兴起了一股“交叉型专题研究”的热潮。就宋代文学研究而言，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党争、文学与地域、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这五个方面取得的成果更为突出，或可称之为“五朵金花”。当然，还有其他角度，如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民俗等。这些都是具有诱人发展空间的研究视角。

不过，他接着冷静地表达了对此类研究的担心：

这次会议收到的论文中，也仍然有不少交叉型专题研究的论文，如文学与园林、文学与宗教之类，但对前述所谓“五朵金花”却未能有效跟进，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许是前期成果颇为优秀（如文学与党争），要在短期内有新突破、新开拓，后继难为；或许是课题本身难度较大（如文学与地域），进展缓慢，实属科研工作中的自然现象。总之，我们要随时注意研究工作的前沿态势，尊重业已取得的成绩，看准方向，就不轻言放弃，锲而不舍，就能取得突破。

王先生看得很准，提醒得也很及时。我曾调查统计过《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中国文化研究》《中山大学学报》《中华文史论丛》《文史哲》《江海学刊》《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等十一种重要学术期刊在2001—2011 年期间发表的宋代文学研究论文，以及大陆2001—2011年出版的宋代文学研究专著，并撰写了《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走向与问题》一文，发表在《新宋学》第三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年版）。发现宋代文学的交叉学科研究，的确至2010 年前达到一定高度后，并未沿此高度继续攀升，却呈现出略显低迷的徘徊。王先生的致辞不仅充满辩证思想和反思精神，而且具有很强的学科建设责任感，因此他总能追踪前沿，适时做出判断和调整（第七届年会闭幕词中，他还注意到数字化对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手段的创新，期待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收获）。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潜积累，近年来宋代文学的交叉型研究（包括数字化研究）又呈现出不错的态势，这和王先生的期许是吻合的。

总之，如果仅以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论，宋代文学研究较之唐代文学研究要沉寂许多。但是，新世纪以来的宋代文学却成为断代文学史研究中最为活跃的一支，其视角逐渐丰富，研究方法逐渐多样，研究梯队逐渐形成，研究水平逐渐提高，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蓬勃发展，这和王先生的领导密不可分。顺便说一句，我的《宋代范浚及其宗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一书，即受益于王先生对“三重三轻”“五朵金花”的不断提撕。

金针度人的“访谈录”

如果我们承认《论语》《朱子语类》的伟大，就不应忽视访谈录的价值，真经往往藏在看似不经意的平常话语中。《王水照文集》第十卷收录的《王水照访谈录》，我以为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从这12 篇访谈中，不仅可以一窥王先生的学术成长经历和治学经验，真切感受一代学人的人生态度、修养和境界，而且还能在生动活泼的阅读中领会诸多真知灼见，收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效果。王先生曾云：

出版社提出来做一本访谈录，这倒有些触动我。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东西呢，写文章时不好讲，比较私人化，还有些话呢无关宏旨，写进文章不合适，学术论文总不能太枝蔓，访谈倒是一个好的形式，特别是一些有意义的细节能够写进去。访谈录比起一般论文来说生动一些，活泼一些，随意一些，可能不经意间的谈话也能记录一些真正活的东西，不失为一个办法。……我经历了三个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三个单位都有独特的人文传统，有些是值得说一说的；一些经历过的事情，在当时就非常有感触，回头来看也是有某些价值的。也有人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是把回忆当财富了，访谈时也能谈点自己记忆中的事情，如果能给现在的年轻人一点启发，那就更好了。

“记录一些真正活的东西”“给现在的年轻人一点启发”，意味着这本访谈录想要金针度人，将那些可以薪火相传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极可宝贵。我为自己的研究生每人买了一本，但能领悟多少，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尽管侯体健教授告诉我这本访谈录碍于人事，做了一些删节，但其中依然美不胜收，启人良多。限于篇幅，这里仅举自己感受最深的几点言之。

其一，要对本学科有一个贯穿性的、整体性的把握。访谈录强调了学理性建构的必须性和“唐宋变革论”“唐宋转型论”的重要启迪价值，认为宋代文学研究应该有理论性建构和重要的理论关怀，不能陶醉于碎片化研究。一门成熟的学科，既要有个案的细部描述与辨析，更需要整体性的宏观叙事，蕴含有一种贯穿融会的学理建构。宋代文学研究要把“小结果”和“大判断”结合起来。这一经验对于我们宋代文学研究者极富启示性，因为心中有了类似的“纲”，往往可以在研究中以小见大，使自己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