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先生的学术“老格”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先生寿登九秩，道德世共仰，桃李满天下，文章万口传，被誉为“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a。2023 年1 月，《王水照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集皇皇10 卷，300 万字，是王先生将近70 年学术历程的主要结晶，内容涵盖“苏学”（苏轼研究）、唐宋文学、中国古代文章学、“钱学”（钱锺书研究）和其他古代文史等五大领域，理路醇正而识见精深，堂庑特大而表述清透，允为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发展的亲证和高峰。

王先生在《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里曾从时间维度评价苏轼40 多年的写作生涯：“时间跨度如此漫长、作品内容如此丰富的创作历程，必然呈现出阶段性。探讨和研究苏轼的创作分期，必将有助于对其作品思想和艺术特点的深入理解。”（《王水照文集》第三卷）类似的，王先生本人漫长的学术历程、丰富的学术作品，也呈现出阶段性，区分其学思历程，也有助于理解其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

研读沉甸甸的《王水照文集》，我的一大感受是，作者很多重要的成果都是60 岁（1994 年）以后写作、刊布的。按照国家政策，绝大多数国人到60 岁就要退职退休，成为“老人”，此后的岁月被称作“晚年”。而宋代诗学就特别推崇“老更成”和“老成”的观念。前者来自杜甫《戏为六绝句》“庾信文章老更成”，意谓老而更有成就；后者出自杜甫《敬赠郑谏议十韵》“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意为辞章功力深厚，亦称“老格”b。二者是不同的观念，但都可以概括王先生晚年深沉厚重、臻于极境的学术成就和写作风格。

王先生这种学术“老成”或“老格”，可从晚年变法和自我超越两方面加以探讨。艺术家、作家、学者在晚年的创作和学术转向，常被称作“衰年变法”，如现代画家齐白石、黄宾虹都是此中的典型代表，当代学者来新夏先生、鲁国尧先生也都有“衰年变法”的学术追求。但“衰年”之说带衰飒气，有无奈感，而王先生晚年的学术转向是对此前研究区宇的拓宽和深化，坚贞而高远，故本文用“晚年变法”来概括。

王先生的晚年变法，首先体现在对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开拓创新。大学毕业不久，他就在《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探讨宋代散文的风格，把“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确认为宋代散文“稳定而成熟”的“群体风格”，此后被广泛引用，今天已成为共识和常识。虽然早已是宋文研究的权威，但王先生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晚年转向整个文章学领域，发愿建立中国古代文章学体系。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类型中，人们对于诗、词、戏曲、小说等的批评都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术语，而且诗话、词话、戏曲和小说理论批评资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相对而言，“文”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模式尚未科学建构，遑论熟练运用。王先生认为，今天有必要从美感角度去界定中国文章，而这首先要对前人已有的批评范畴和术语加以系统梳理，于是全面地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便势在必行。多年来，他一直黾勉从事，终于编成卷帙浩繁的《历代文话》，2007 年推出。该书共10 册，收录中国古代文章学专书、专卷共142 种，600 多万字，在历史上首次完整呈现了文章学资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修辞学史、语言学史等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文献资料，与《历代诗话》系列、《词话丛编》鼎足而立，气象恢宏，嘉惠学林。《王水照文集》第六卷收录《历代文话提要选刊》，作者对60 种文话著述进行解题，从著者简历、内容梗概、主要版本等方面做简要论述，发凡起例，考镜源流，可作为文话简史阅读。失落已久的文章学资源就此复活。

在全面掌握一手文话资料后，王先生发表论文《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2005年）。该文概述历代文话演变的大致历程，归纳文话著作的基本类型，阐述此类著述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认为中国古代文章学“内涵丰富复杂，却自成体系，最具民族文化之特点”，举其大端，则有：文道论、文气论、文境论、文体论、文术论、品评论、文运论，此外还包括作家行迹及其轶事等生平背景研究，以及考订、辨析、辑佚等文献方面的内容，初步擘画了“王氏古代文章学”体系。《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2010 年）则是重建文章学体系的“宣言”。该文论述传统文章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遭遇，反思激进言行，廓清百年迷雾，分析“五四”过激主张给文章学学科建设带来的严重副作用，概括为三个“遮蔽”，有利于学术走出困境。近10 多年，国内外对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追根溯源，王先生功莫大焉。王先生的古代文章学研究，重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质，挖掘本土学术资源，在现代性视野中重构被冷落的文章学体系，无疑是构建全球视野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先行者。

王先生是当世为数不多的亲炙钱锺书的学人之一，其晚年学术的另一转向就是钱锺书研究。1960年，王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所里给他指定的导师是钱锺书。在文学所工作期间，他与钱先生一起编写《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等专书，相与共事18 载，多次获得耳提面命的机会。从1960 年参加工作，到1998年钱锺书逝世，王先生与钱先生相识相交共计38年。虽然钱锺书生前曾强烈反对“钱学”的提法，也不鼓励别人研究他，但面对这样一座“文化昆仑”，如果不研究他个人及其著述，就无法理解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成果，更无法继承他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王先生基于这样的考虑，以及与钱先生特殊的个人关系，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在晚年撰写了多篇回忆文章和学术论文，并汇辑旧文，结集为专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2020 年），是“钱学”领域最为珍贵、真实、权威的新成果。

全书分为四辑：历史与记忆中的钱锺书先生、钱锺书先生的学问与趣味、钱锺书先生的宋诗研究、《钱锺书手稿集》管窥，涉及钱锺书的生平曲折、出处大节、学术成就、文化精神、手稿价值等多个领域，对钱锺书宋诗研究及手稿集的探讨尤为精准得间。书前自序《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与书中《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二者皆为一万多字的长文，皆撰于2020年，时作者86 岁高龄，僻居养老院，潜心著述，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令人惊叹，其沉潜坚忍的精神更令人肃然起敬！该书绝去现当代人物研究中掌故化、八卦化之弊病，不取耳食之言，依据亲身经历和可靠材料，以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学术事件为突破口，对钱锺书与陈寅恪观点之交集碰撞、钱锺书被诬告的经历、钱锺书宋诗研究的成就及启示、“钱学”究竟有无体系等众说纷纭的重大问题，出以亲身见闻，结合本人理解，做出精辟阐释，结论令人信服，予人启发。全书澄清谬误，正本清源，指出向上一路，重建了“钱学”的分析框架。

王先生晚年的“自我超越”，既体现在对自己过往成果的增订和深化，也体现在对国内外新成果新思潮的吸收和借鉴上。

苏轼研究是王先生长期深耕的领域。作为“苏学”名家，王先生对苏轼的探讨大致经历了从政治家到文学家再到文化型范和思想大家的过程。在此基础上，20 世纪末，王先生集中从影响的角度观澜“苏海”，发表《清人对苏轼词的接受及其词史地位的评定》（1996 年）、《苏轼作品初传日本考略》（1998 年）、《苏轼文集初传高丽考》（1997 年）、《论苏轼的高丽观》（1999 年）等论文，广泛而深入地揭示出苏学在东亚的传播和接受程度，是对早年论述的补充和完善。至于《苏轼临终的“终极关怀”》（1999 年）一文，通过解析苏轼生命最后一年中的三次言行，把握这位杰出人物的人生观，也是对10 年前论文《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1989 年）的深化，后者早已是苏轼研究的经典文献。2015 年出版的《王水照说苏东坡》，又概括出“说不全的苏东坡”“说不完的苏东坡”“说不透的苏东坡”的论断，也已成为“苏学”领域的名言，并被近年来举国上下兴起的“东坡热”一再印证。

王先生对宋代文学用力最深。他打通文史哲，以会通唐宋的眼光对宋代文学进行宏观细察。早在1983 年，他就在《宋代文学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地位》里对宋代文学做出总体判断。60 岁以后，他又登高望远，带着理论关怀，力求找到“能够贯穿整个宋代文学研究的、能够把宋代文学定位定得非常准确的一些学理性建构”（《王水照访谈录》，第241 页）。

这些“学理性建构”的一大贡献在于他鲜明地提出了“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的重要命题和对宋代文学研究整体性建构的设想。《“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研究》（1996 年），是学术界从“宋型文化”的角度探讨宋代文学的较早的论文，从治国纲纪、安邦法度入手，考察了宋代文化中某些指向“近代”的新因素，认为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广大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典型文官政府，引进了多种权力制衡机制，此机制又在士大夫中间催生出限制君权思想的萌芽，宋代士人高度的道德自觉和高远的政治理想直接导致文学中淑世情怀的高涨和深挚。《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再研究》（1998 年），透过宋人“天人之际”的睿智思考观察宋代文学的重理节情，从宋人文化整合的恢弘气魄评价宋代文学的盛极而变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成就，论断既新且深。《重提“内藤命题”——宋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建构的一种设想》（2006 年），从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唐宋转型论”切入，呼吁宋代文学研究者关心宋代社会的历史定位、时代特质、各个领域的新质变化等，建立“整体性的宏观叙事”。针对学界现状，王先生及时提出要“重新认识南宋文学”，乃有《杨万里的当下意义和宋代文学研究》（2007 年、2010 年）、《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2010 年）等论文，提示南北宋差异论和南宋文学转变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王先生本人的认识也更加明晰。例如围绕宋代文学作者身份的变化，《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中指出：“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一般远比唐人淹博融贯，格局宏大。”但是到南宋，作者身份出现了新的变化，于是王先生在《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中综论南北宋历史的变迁：“以是否科举入仕作为标准，可以将宋代士人大致分为仕进士大夫和科举失利或不事科举的士人两大阶层，或可概括为科举体制内士人和科举体制外士人两类。北宋的士大夫精英大都是集官僚、文人、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南宋士人中的一部分，也基本上继承这一特征，但在这三方面均能达到极高地位如欧阳修、苏轼者，已不多见，贤如朱熹，主要身份乃是学者，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建树尚逊一筹。而到南宋中后期，士人阶层的分化加剧，大量游士、幕士、塾师、儒商、术士、相士、隐士所组成的江湖士人群体纷纷涌现，构成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这种晚年进境，可谓“晚节渐于论述细”。2021 年出版的《北宋三大文人集团》汇编旧撰新作，以“集团”描述宋代文学的群体活动，切中肯綮；又拈出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团：钱（惟演）幕僚佐集团、欧（阳修）门进士集团、苏（轼）门“学士”集团，敏锐而准确地还原出北宋文学演进的历史脉络。

从早年到晚年，王先生个人的“新宋学”体系渐次明确：以对整个中国文学传统的把握为基础，以陈寅恪、钱锺书、内藤湖南的学说为参照，透过一种成熟文化（宋型文化）、一个贯通假设（唐宋转型）、一种作家身份（科举士大夫）、一位代表作家（苏轼）、三大文人集团（钱幕、欧门、苏门）的大视角观照宋代文学，具体论述则体现在社会形态、作者身份、社会交往和文体丕变等四大方面。王先生晚年的宋代研究愈转愈深、愈转愈精，达到了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在“新宋学”的发展航道中发挥着灯塔和坐标的作用。

学者功成名就、步入晚年后，由于地位、心理和身体等原因，容易故步自封，不理会学术新材料和新动向，尤其容易忽视年轻学子的进展。王先生则不然。利用新材料者，有《况周颐与王国维：不同的审美范式》（2008 年），从新公布的《人间词话》手稿本和王国维学术随笔《三牖轩随录》，以及朱东润《致林东海函》，探测王国维撰写《人间词话》的过程、运思理路及自我评价。关注学术新动向者，如《走近“苏海”——苏轼研究的几点反思》（1999 年），认为围绕《西园雅集图》的探讨可以更切实地阐述苏门的全面状况乃至苏轼被后世接受的详细过程，涉及文学与图像“交错的文化史”；《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学科建立的条件》（2006 年）、《王水照访谈录》（2021年），对当前的“文学地理热”进行了冷思考；《作品、产品与商品——古代文学作品商品化的一点考察》（2007 年），对宋代印本取代写本后经济生活与文学的关系进行考索，对国内外文学研究的“印刷文化”转向做出别具一格的贡献。王先生始终关心学界新生代的成长，他曾将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党争、文学与地域、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这五个方面的成果称作宋代文学交叉型专题研究的“五朵金花”（《第七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词》，2011 年），提醒同道及时反思学术路径，调整研究格局，对宋代文学研究有明显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一位年高德劭的大学者，仍然以开放的胸襟和视野坚守学术第一线，真令人感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