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先生的深厚底蕴与卓越贡献

《王水照文集》的出版，是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件盛事。我虽已多年没有做过宋代文学研究，但最近拜读皇皇三百多万字的王先生文集和侯体健教授整理的《王水照访谈录》，感触却很多。这里主要想谈谈王先生深厚的学术底蕴与他的学术贡献之间的关联。

从学术经历来看，王先生融汇了北大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中文系这三所古典文学研究重镇的学术传统，几十年的博观厚积，使他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路数和风格特点，这是王先生能取得如此卓著成就的底蕴所在。

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内的绝大多数学者基本上是在一所大学或一个科研单位工作终生，所受到的教育和学术熏陶都带有该学术机构的影响。像王先生这样能综合三所重要学术机构特色的学者十分罕见。王先生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时，就参与了1955 级“红皮文学史”的编写和“黄皮文学史”的修改，早早建立了与唐宋文学的缘分。那个年代虽然受运动思潮影响，但北大名师荟萃，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讲授文学史，王力、魏建功、周祖谟等先生讲授语言学，都是北大中文系的王牌课程。这一届本科生所接受的基础教育无疑是最扎实的。后来编写文学史的经历又使1955 级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接触了科研的实践和大量文献资料，培养了敢于思考、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从北大毕业后王先生又在文学所工作了整整十八年。文学所因定位于专业研究，更强调科研的精深，提倡理论和历史的结合。王先生自己说在所里受到何其芳先生和钱锺书先生的影响最大，这两位大学者完全不同的学术路数能被王先生兼收并蓄，既是一般学者很难获得的机遇，也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在文学所，王先生又投入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还是负责唐宋段。众所周知，黄皮文学史后来又修改成蓝皮文学史，由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部分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教师参与编写，这部文学史和文学所的文学史是总结我国20 世纪中叶学术研究成果的双璧。既滋养了60 年代到80 年代的两代学人，也造就了高教系统和科研系统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王先生参与了风格不同的两部文学史的编写，也就把握了当时文学史研究的两种最重要的思路。而文学所《中国文学史》中体现的史学意识，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尤为直接。扣住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来解释每一时期文学风貌的成因，实际上依然是当代绝大部分研究者思考文学史的主要思路。参与编写这两部文学史的历练，养成了王先生强烈的史学意识，也给了先生后来不断反思科研规律的学术动力。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专业同样名师云集，只是不分文学和文献，与北大将文学和文献分成两个专业不同，也和60 年代的文学所偏重理论不同。各位前辈学者各有专攻，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献整理、诗文戏剧小说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王先生在1978 年调入复旦后，能在教学和科研上得心应手，并做到教学和科研互动，显然又得益于复旦的学术传统和优质的教学资源。从历年来开设的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宋古文六家论、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研究、唐宋文学史料学等课程可以看出，先生的很多论著选题正是来自给学生开设的专题选修课。先生的主攻方向也从原来的唐宋诗文转向宋代文学。这些研究理论和史料并重，文化和文学兼顾，对宋代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开拓，用王先生自己的话来说：“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无论是艺术观念的更新、研究视野的扩展，还是研究方法的丰富，都非改革开放以前可比。但所有这些变化，又都基于王先生观照文学史的眼光的更新。可以说，在国内学界从编写文学史到研究文学史的转化过程中，王先生为我们后辈学者做出了表率。文学史的编写可以总结和反映某一个历史时期文学史研究的总体水平，但不能自由地表达编写者个人的见解。而研究文学史则是以史的眼光来考察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可以对某一段文学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其中的表层现象和转变环节做出更透彻的解释，对重要作家作品做出更深入的阐释，能够在史的横断面上厘清作家之间的人事联系，及其创作活动的交叉和不同的倾向。因而具有高度自觉的史学意识的研究必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能够看到目前文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或者薄弱环节，发现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能够不断提出新问题，推动文学史研究的深入。王先生四十多年来的宋代文学研究成果，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我国文学史研究的重大转型，并启发和引导了一大批同行学者，打开了当代新宋学研究的新局面。

王先生作为新时期宋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引路人，能始终将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置于古代文学乃至史学研究的大视野中去思考，不断寻找本段文学研究与其他阶段文学研究的差距，这种高屋建瓴的治学眼光来自他多年来在文学和史学研究上的丰厚积累，也是他能不停地将宋代文学研究推向前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读王先生的访谈录时，注意到先生不止一次将宋代文学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作比较，认为即使到了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宋代文学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没有取得很好的突破，纵向与唐代文学相比，差距甚远；横向与宋史研究相比，也落后很多。”这样的谦逊和坦诚，真正体现了一个大学者的胸襟和气度。唐代文学研究在八九十年代的繁荣局面为海内外学界公认，主要是因为那时以林庚、程千帆、霍松林、钱仲联、施蛰存、王运熙、罗宗强、傅璇琮、周勋初、陈伯海、陈贻焮、袁行霈等为代表的众多老前辈学者都集中在这个领域，他们在“文革”前的积累到新时期得以充分释放，出现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傅璇琮先生担任会长期间，不但以自己的研究引领学界，而且组织和规划了一系列重要项目，为唐代文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又培养了一批中青年骨干力量。加上严谨的学会制度、年鉴和唐代文学研究刊物的出版，都大大推动了学会的发展。这时史学界又有唐史学会和《唐研究》与之相呼应，史学和文学相互启发，从整体上将唐代文学研究提高了一个层次。

王先生对宋代文学研究的推进，同样是从个人研究和学会组织两方面下功夫的。王先生本人在多方面对宋代文学尤其是北宋文学研究的开拓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如《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的研究，大大深化和拓宽了学界对北宋中期文学高峰形成过程和发展原因的认识；对古文六大家的研究以及《历代文话》的编纂，带动全国学界掀起了文章学研究的热潮；宋词专题研究对于宋词风格流派的溯源，启发同行学者跳出传统争论的局限，努力另辟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傅先生组织集体项目侧重于系统的文献建设不同，王先生在发挥学会作用、规划项目时更多地着眼于理论方向的引导，例如组织学生编写的《宋代文学通论》，是希望思考宋代文学的历史定位这样宏观的大问题。主编的《新宋学》，立足于文学和史学的结合，也体现了对宋代文学整体研究格局的思考。选编《日本学者词学论文集研究》和“宋学研究六人集”等，则拓宽了宋代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先生认为在“宋代文学研究的机遇期”，宋代文学研究应该有更加合理和全面的布局。要加强南宋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边远地区文学、口传文学、以及非“纯文学”的文体研究，尽量还原宋代文学的历史原貌。更重要的是，王先生还提出宋代文学研究必须寻找学理性的建构，就是要对文学史的规律有一个贯穿性的、整体性的宏观把握。在理论上要敢于攻坚克难，要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也正是出于这种整体研究格局的思考，先生提出要关注有生命力的学术生长点，如唐宋变革论、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党争、文学与地域、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等交叉性课题等。将所有这些思考与他早年在北大和文学所编写文学史的经历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王先生始终是从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宏观思考出发，不断探索和开拓研究新路向的。他对传统文学史写作的参与使他比当代任何学者都更加清楚打破传统思维模式的必要性。但反过来看，他对当前研究中缺乏理论思考的碎片化和单一化的弊病特别敏感，也正得益于他在早年学术生涯中形成的理论修养，因而他的这些倡导对其他断代文学的研究者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可以说，王先生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提高了宋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理论水平，也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指出了突破旧模式、广开新思路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