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居夷集》元夕诗本事考

关键词：王阳明 《居夷集》 元夕诗 本事 历史世界

正德四年（1509）正月十五日，是王阳明在贬谪之地修文龙场度过的第一个元宵节。经过将近一年的调整，王阳明基本上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尽管物质条件依然非常艰苦，缺衣少食，有时连食盐都无着落，即“久客渐怜衣有结，蛮居长叹食无盐”（《元夕雪用苏韵》），并且也时常遭受着身体上小病痛的折磨，即“渐惯省言因病齿，屡经多难解安心”（《雪夜》）。或许是因为悲愤穷愁出诗人，在元宵佳节来临之际，王阳明依然诗兴不减，一连创作了六首元夕诗，分别是《元夕二首》《家僮作纸灯》《元夕雪用苏韵二首》与《元夕木阁山火》。这六首诗中有三首诗旨都比较明确，典故运用显豁明白，无甚难解之处。

《元夕二首》其一：“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赖有遗经堪作伴，喜无车马过相邀。春还草阁梅先动，月满虚庭雪未消。堂上花灯诸弟集，重闱应念一身遥。”此诗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尾联技法是“写在同一时间却在不同空间的自己和他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动”（程千帆：《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具体到这首诗，同一时间为元宵节，不同空间即龙场与故乡，“诸弟”是多，“一身”是一，故乡“诸弟”与谪乡“一身”互相牵挂，手足深情，跃然纸上。王阳明此诗在诗法上明显取径于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其诗曰：“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元夕雪用苏韵二首》其一是表达辞官归隐之情，诗曰：“林间暮雪定归鸦，山外铃声报使车。玉盏春光传柏叶，夜堂银烛乱檐花。萧条音信愁边雁，迢递关河梦里家。何日扁舟还旧隐，一蓑江上把鱼叉。”其二曰：“寒威入夜益廉纤，酒瓮炉床亦戒严。久客渐怜衣有结，蛮居长叹食无盐。饥豺正尔群当路，冻雀从渠自宿檐。阴极阳回知不远，兰芽行见发春尖。”这一首略微复杂一点，颔联出句“饥豺正尔群当路”是指以刘瑾为首的“八虎”把持朝政，出句“冻雀从渠自宿檐”是作者自喻。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一如元宵时节严寒依旧，可是“阴极阳回”，天气日暖，冰雪消融，春天即将到来。自然界的春天是如此，政治上的春天亦是如此，王阳明在尾联表达了对时局拨乱反正的深切期许与高度自信。

王阳明元夕诗六首中的其他三首则关乎明代宫廷元宵鳌山灯会风俗，并且针对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发，兼有讽谏之意，诗中本事需要一番考索方得确解。

《元夕木阁山火》曰：“荒村灯夕偶逢晴，野烧峰头处处明。内苑但知鳌作岭，九门空说火为城。天应为我开奇观，地有兹山不世情。却恐炎威被松柏，休教玉石遂同赪。”“木阁”即木阁菁山，据《乾隆贵州通志》记载，此山在修文县城东南二十五里，界于贵阳与修文之间。王阳明当时在贵阳讲学，返回修文过元宵，此山是必经之地。首联对句是描写当日所见修文当地的火耕风俗，当地百姓为便于春耕，放火焚烧野草，此种风俗亦见于王阳明《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即“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此诗难点在颔联，下文详细论述之，此处先言其余。作为江南人的王阳明自然不曾见过此种奇观，固有颈联惊叹之言。尾联言火耕之意在于焚烧野草，切莫轻重不分，波及松柏，殃及美玉。尾联隐喻正德元年（1506）之党争，以户部尚书韩文为首而发动的声势浩大的翦除刘瑾等“八虎”的运动，虽经内阁三老刘健、谢迁、李东阳参与支持，终究归于失败，刘瑾等“八虎”专权以后，打击报复正派势力，卷入风波的王阳明亦在被斥之列，与韩文等人一同被刘瑾列入所谓“奸党录”中。时过境迁之后，王阳明对此有理性的分析，正德元年（1506）党争失败，固然是因为刘瑾奸邪足以惑主，权术能够压制善类，可是外朝官员也有对斗争难度估计不足、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以及犯了穷寇莫追的错误等，以致锄奸不成，反而导致忠良之臣被奸臣钳制陷害的局面。王阳明《艾草次胡少参韵》一诗也是对正德元年（1506）党争的隐喻，即“艾草莫艾兰，兰有芬芳姿。……艾草须艾棘，勿为棘所欺”。“兰”无疑指的就是包含王阳明在内的忠良之臣，“棘”就是刘瑾等“八虎”。

此诗颔联“内苑但知鳌作岭，九门空说火为城”，出句是指宫廷元宵节的鳌山灯会，对句是说北京九城元夕的灯火盛况。至于“但知”“空说”二词，足见王阳明对此有讥刺之意。明代元宵节官员休假观灯制度，始于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是年正月十日《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曰：“癸丑元宵节近，上谕礼部臣曰：‘我太祖高皇帝君天下四十余年，法度修备。朕恪遵成宪，今四方无虞，民物康阜，思与臣民同乐太平。自正月十一日为始，其赐元宵节假十日，百官朝参不奏事，有急务具本封进处分。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著为令。’”宫廷鳌山灯会始于永乐十年（1412）元宵节，《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是日记载曰：“庚子，元宵节，赐文武群臣宴，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三日。”鳌山灯安设在午门外，由众多灯饰堆叠如山而成，有时高达十三层，因其形状似鳌，所以称为鳌山。鳌山灯会是明代宫廷庆祝元宵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允许臣民观灯三日自然含有君民同乐、共享太平之意，后来又增加了群臣献诗环节，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意味更为明显。《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永乐十二年（1414）元宵节记载：“元宵节。是夕，上御午门观灯，赐文武群臣及耆老宴，群臣进诗，命翰林院第诗高下，赐钞有差，并赐耆老钞帛。”

自从永乐年间鳌山灯会兴起之后，后起帝王踵事增华，灯饰越来越豪丽，花费也越来越奢侈，后来逐渐成为明代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为节约开支起见，很多大臣反对举办元宵鳌山灯会。如成化三年（1467）十二月九日，翰林院编修章懋以次年上元张灯，明宪宗命翰林词臣撰诗词，上疏进谏。章懋认为当时“两广弗靖，四川未宁，辽东贼情难测，北虏尤当深虑，江西、湖广亢旱数千里，民不聊生，虽蒙优诏赈恤，而公私匮乏，计无所出，可为寒心”（《明实录·宪宗纯皇帝实录》），元宵灯会等事应明令禁止。

关于元宵鳌山灯会的奢侈花费，王阳明在元夕诗中亦有批判，其《家僮作纸灯》诗曰：“寥落荒村灯事赊，蛮奴试巧剪春纱。花枝绰约含轻雾，月色玲珑映绮霞。取办不徒酬令节，赏心兼是惜年华。何如京国王侯第？一盏中人产十家。”王阳明说京城王侯过元宵，一盏灯的花费不亚于十户中等人家的收入，这绝非夸大之词。王侯之家争奇斗富，因权势与财力之不同，花费标准亦难统一。单以宫廷鳌山灯会为例，仅仅是蜡油消耗一项，就高达十余万斤。《明实录·宪宗纯皇帝实录》成化六年（1470）十一月十四日记载：“命支京仓米买黄蜡二万斤，以为元霄灯烛之用。其先派九万斤，仍趣所司刻期办纳。”另据《明实录》记载，元宵内廷朝殿挂灯及鳌山灯一项竟然要花费三万余两白银，奢靡程度令人惊叹。《明实录·穆宗庄皇帝实录》隆庆三年（1569）七月十一日记载曰：“先是，命工部造朝殿挂灯及鳌山灯，工部执奏本部库贮钱粮存者无几，即加意节缩，不足以充目前兴造之需，奈何以诎乏之余，营不急之务？……今以一灯之费，至三万余金，其为圣政累不细。”王阳明自十一岁随父亲王华迁居北京，至三十六岁被贬出都，除少数时间在外居官及原籍养病之外，基本上都生活在京城，也就说是王阳明在京城过了二十几个元宵节，自然是观看过午门外的鳌山灯会，也目睹过王侯之家的元宵灯饰。而今被贬谪到物质极端匮乏的龙场，王阳明深切了解到民间疾苦、稼穑艰难，本人也遭受着饥寒之苦，当京城“东风夜放花千树”之时，此地的百姓却是“野烧峰头处处明”，他们无暇长久地沉浸于元宵节的快乐中，而是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好焚烧野草的准备。尽管百姓如此勤劳耕作，可是收成微薄，穷困不堪，与京城王侯的奢靡之风形成鲜明对比。吴乔《围炉诗话》卷六曰：“王伯安胸襟好，七律得子美骨，有数十篇可观。”所谓“得子美骨”，既有诗法、诗律方面的精致追求，也有与杜甫一致的关怀民瘼、批判现实之精神的传承。

相对于其他五首元夕诗而言，王阳明《元夕二首》其二诗旨更为隐晦，诗中本事索解不易。其诗曰：“去年今日卧燕台，铜鼓中宵隐地雷。月傍苑楼灯彩淡，风传阁道马蹄回。炎荒万里频回首，羌笛三更谩自哀。尚忆先朝多乐事，孝皇曾为两宫开。”

首联所言“去年”是王阳明误记时间，应为“前年”。“去年”是指正德三年（1508），本年元宵节王阳明不在京城，而是在贬谪途中之广信（今江西上饶）。是日，广信蒋太守来拜访王阳明，两人于舟中作促膝之谈，王阳明有《广信元夕蒋太守舟中夜话》一诗记其事曰：“楼台灯火水西东，箫鼓星桥渡碧空。何处忽谈尘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浑常事，远地相求见古风。别后新诗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飞鸿。”“前年”即正德二年（1507）元宵节，王阳明在京城，当时王阳明刚出狱不久，虽然受了酷刑廷杖四十，终究还是挺了过来，保住了一条性命，王家在是年元宵节少不了一番低调而温馨的庆贺。

颈联“苑楼”与《元夕木阁山火》“内苑但知鳌作岭”对读，可知“苑楼”乃是内苑之楼。“月傍苑楼灯彩淡”意谓皓月当空，其白如昼，花费巨资打造的内苑灯饰光彩暗淡，王阳明意在表达人欲之侈终不如天理自然。“阁道”是指《元夕木阁山火》中的木阁菁山道，“风传阁道马蹄回”是说王阳明从贵阳顶风冒雪，途经木阁菁山道返回修文度元宵。

颔联出句“炎荒万里频回首”表达了忧国思乡之情。对句“羌笛三更谩自哀”，“羌笛”出自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杨慎《升庵诗话》评曰：“此诗（《凉州词》）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王阳明用“羌笛”一词，委婉地表达了遭受贬谪的怨诽之意。

尾联“尚忆先朝多乐事，孝皇曾为两宫开”。出句“先朝”是指明孝宗朝。对句“孝皇”是指明孝宗，“两宫”是指孝宗皇祖母圣慈仁寿周太皇太后与孝宗嫡母王皇太后。对句意谓明孝宗侍奉两宫至孝，曾经为之开设元宵灯会。

根据《明史·后妃传》等文献记载，明孝宗之父明宪宗有一段畸恋，明宪宗宠幸比他年长十九岁的万贵妃，成化二年（1466）三十六岁的万贵妃生下皇第一子，被封为贵妃。未曾想这位皇子不满周岁就夭折了，后来万贵妃也没有再生育。可是明宪宗对万贵妃的宠爱却未曾衰减，万贵妃恃宠而骄，加之天性善妒，凡是后宫有孕者，都被她不择手段地迫害。明孝宗的生母纪氏原本是守内藏的普通宫女，怀胎之后，也被万贵妃三番五次迫害。在太监张敏等人的保护下，明孝宗生下来就被藏在冷宫西内秘密抚养。成化十一年（1475），感叹老而无子的明宪宗才得知自己已经有个六岁的儿子，父子相见之后，明宪宗为其赐名朱祐樘。是年六月，纪氏暴薨，很显然是被万贵妃迫害致死。是年十一月，朱祐樘被立为皇太子。皇祖母孝肃周太后担心万贵妃陷害太子，就把朱祐樘接到仁寿宫，亲自抚养。幼年丧母的朱祐樘是在皇祖母的庇护抚养下长大的，登基之后，对于皇祖母自然是非常孝顺。《明史·孝肃周太后传》曰：“及孝宗继位，事太后亦至孝。”另有明宪宗的王皇后，明孝宗继位后尊为皇太后。《明实录·孝宗敬皇帝实录》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二十四记载：“庚申，敕谕礼部曰：‘伏惟皇祖母圣慈仁寿皇太后，夙以坤德之懿，克赞皇祖，迓续天休，诞毓皇考，丕隆治理，矧庇荫长，育子一人，勤劬备至。母后皇后，淑德端静，表正宫闱，其拊顾予一人，勤亦至矣。两宫恩德，实难名言，践阼伊初，允切图报。……谨按定典，恭上皇祖母尊号曰圣慈仁寿太皇太后，母后尊号曰皇太后，暨册予妃张氏为皇后。’”另有一位明宪宗废后吴氏，因对万贵妃施行过杖刑，被明宪宗废黜后居于西内。同在西内的纪氏生下明孝宗后，吴氏对明孝宗“保抱惟谨”，明孝宗即位后，尽管不能推翻其父明宪宗的决议，无法尊其为太后，但是明孝宗“念后恩，命服膳皆如母后礼”（《明史·宪宗吴废后传》），实际给予了废后吴氏以皇太后的同等待遇。

《明史·孝宗本纪》论赞部分对明孝宗评价极高：“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以来，继体之君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不轻易举办劳民伤财的元宵鳌山灯会。王阳明诗中所言“孝皇曾为两宫开”，是指明孝宗为了向皇祖母周太皇太后、嫡母王太后尽孝，曾经在弘治三年（1490）元宵节举办过鳌山灯会。《明实录·孝宗敬皇帝实录》弘治三年（1490）三月八日记载曰：“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因元宵及中宫千秋二节，奉侍圣祖母太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宴乐，未免时刻过多，有损精神。’”据此可知，明孝宗在本年元宵节必有一番宴游之举，至于中宫千秋节是指明孝宗张皇后二月三十日的生日庆典。

难能可贵的是，明孝宗接受刘吉等大臣的劝谏，对于“宴乐游观及所嗜好之事，悉从减省”。明孝宗也是大明王朝第一位停办过内廷元宵灯会的皇帝，而且停办次数多达四次，据《明史·孝宗本纪》记载，这四次“罢明年上元灯火”分别是弘治三年（1490）十二月、弘治六年（1493）十月、弘治十一年（1498）十月、弘治十五年（1502）十月，停办的原因主要是地震、灾伤等。因此，王阳明所言“孝皇曾为两宫开”的弘治三年（1490）内廷元宵灯会，其主要目的确实是明孝宗对皇祖母、嫡母尽孝，而非仅为一己游观之乐，此为王阳明《元夕二首》其二之本事。另外，明孝宗留给其子明武宗的遗诏是“务守祖宗成法，孝奉两宫，进学修德，任贤使能，节用爱人，毋骄毋怠”（《明实录·孝宗敬皇帝实录》五月七日记载），可是明孝宗驾崩不到一年，正德元年（1506）正月十一日，明武宗就要赐文武群臣上元假十日，意欲张灯结彩庆元宵了，礼部官员极力劝谏乃止。《明实录·武宗毅皇帝实录》是日载曰：“辛卯，赐文武群臣上元节假十日。礼部以国哀未杀，臣民宜体上诚孝，请谕令毋放灯作乐，从之。”正德二年（1507）以后，原本就耽于宴乐的明武宗，对于元宵灯会就愈发铺张奢靡起来。明武宗违背明孝宗遗诏，种种昏悖酷虐之事，不一而足，单从元宵灯会一事而言已开其端。王阳明以“孝皇曾为两宫开”为例，也寄寓了希望明武宗效法其父“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之意，这大概就是王阳明《元夕二首》其二的言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