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的编辑生涯

参与创办《文海》影响至深

贾植芳是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建构者；是横跨现当代文学，在小说、散文、文学批评上卓有建树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着漫长、曲折、“传奇”的报刊编辑生涯的编辑家。而对他的编辑生涯、成就和影响，还有待学界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梳理贾植芳的人生、文学经历，可以发现有三次以上的编辑时段。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编辑《文海》文学刊物；第二次是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后期，任《扫荡报》报纸编辑，以及给胡风做刊物“助编”，与文友创办文学刊物；第三次是40年代末期在《时事新报》主编“青光”副刊。此外，80年代之后，为教学、研究的需要，他编辑、出版了大量文学史料、研究著作。如果把这一时段也算作编辑生涯的话，他的编辑历史就更漫长、丰富了。他的编辑活动，直接促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体现了他的“五四”启蒙思想与“左翼”文学观念，显示了他的文学编辑理念与编辑风格。

中国的留学潮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留日的、留英美的，前者比后者的作用更为激进、有力。正如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署名“麦克昂”）中所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留学生们更直接地吸取、引进了西方的现代文化与文学，推进了中国文化与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和转型。从晚清到抗战的数十年间，据研究有五代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事革命、文化和文学的。他们与国内的文化、文学运动紧密相连，遥相呼应。20世纪30年代初“左联”还建立了东京支部。由留日学生组成的文艺社团也十分活跃，且大都办有文学刊物。如杂文社办《杂文》，东流社办《东流》，新诗歌会办《新诗歌》，东京“左联”支部出版文艺理论刊物《文艺科学》；一批进步留学生还创办了《留东新闻》周刊，辟有文学副刊。1936年春，李春潮、覃子豪、贾植芳等20余人，在东京组织了文海文艺社，创办了《文海》社刊。刊物得到了当时索居东京近郊的郭沫若的支持，刊名也由郭所起。社务和刊物组织者李春潮，1913年出生于陕西户县，1936年赴日入早稻田大学就读，热衷写诗，与郭沫若相熟。1938年投身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化宣传，新中国成立后任广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出版有诗集《战斗之歌》。刊物主要编辑覃子豪，1914年生于四川广汉。1935年赴日入东京大学法科，投身留日学生的政治、文学运动，接近并熟悉了郭沫若。抗战爆发后回国，在东南前线部队从事文化工作。1947年移居台湾，1954年与余光中创办“蓝星诗社”，出版有《覃子豪全集》三卷，1963年病逝于台北。贾植芳是1936年夏天前往日本的，考入日本大学经济科后转社会科。他不仅赴日时间晚，且年龄也比李、覃二位小；李、覃此时已发表作品多篇，在留学生中广有诗名。而贾植芳此前虽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但只是一种初试、练笔。因此，在《文海》刊物的编辑中，他还是一个“小弟兄”。他不可能担当重任，也没有发表作品，但会承担具体的编务、编辑工作，也会阅读、校对稿件。这是可以推想出来的。若干年后，覃子豪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在东京和李春潮兄等组织了一个文海文艺社，并且发行文艺月刊一种，定名为《文海》。这名字是我们请郭先生给我们取的。”贾植芳在90年代初的一篇忆旧散文中谈到覃子豪称：“在我去东京以前，他与留日学生雷石榆、柳倩和王亚平等人一块从事新诗歌运动，还会同李春潮、李华飞、罗永麟等人组成了文艺团体文海社，编辑出版大型文学月刊《文海》。我一到那里，就加入了文海社的活动，参加了这个刊物的编务。《文海》第一期编好后，托友人在上海印出寄到东京，却被日本警察全部没收，我们这些人，又成为日本警察眼中的‘危险分子’‘抗日分子’，不时地受到东京警视厅亚细亚特高科刑士的‘照料’，刊物也就‘有’疾而终了。”

《文海》是一份严肃、开放、丰富、精美的大型文学刊物，大16开，竖排版，96个页码。编辑者为东京文海文艺社，印刷者为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36年7月15日出版。刊物设有小说、散文、诗、论文等栏目。作者大抵是文海文艺社成员。全刊共发表各类作品34篇。刊物的主打栏目是小说，发表6篇。首篇是叔风的《奇遇》，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国民党川军两个军阀之间的“岷江之战”，给当地造成的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悲惨情景。《胆力》是一篇翻译小说，M·高特索夫作，林川译，写的是苏联作家奥斯托罗夫斯基身残志坚，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后的感人故事。其他诸篇如杨素《一个不灭的仪型》，浑入《俊子》，余颀《晚归》，李华飞《刺》，或写留日学生的生存与精神状态，或写日本下层女性的悲剧命运，或写中国贫苦农民的艰难生活，均题材现实，写法成熟。刊物付印之际，恰遇高尔基逝世，编辑部当即约稿，发表了李春潮《悼高尔基》、红飞《高尔基的死》二篇悼念文章，封面登载了高尔基的大幅头像照片。刊物的二篇特稿引人注目，一是日本进步作家秋田雨雀的《给中国的青年艺术家》，二是郭沫若的《关于天赋》。同期发表了李春潮论文《郭沫若先生“七请”理论的再认识》，就新文艺的七个重要问题，与郭沫若展开对话、讨论。文论和译介也颇有特色，叔侣译的《三个时代》论述了苏俄文学史上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三座文学高峰的成就。余颀译的《苏联大众与文学》就当下苏联文学的大众性进行了深入评述。此外还有对肖洛霍夫《开拓了的处女地》的评介以及选章翻译，还有朝鲜作家作品的评述。而刊物的“献词”“后记”也写得充满激情、诗意。文海文艺社原定社刊为月刊，但由于日本警察对中国留学生的严加监视与控制，编辑流散，只好停刊。1937年2月出版的第2期《诗歌杂志》上，刊登了《文海》第一卷第2期目录，其中有郭沫若小说《君子国》，李春潮论文《站在“国防”的战线上》，纪念高尔基特辑多篇文章。但这期刊物未能面世，也许是编迄而未排，也许是版成而未出。贾植芳无疑参加了第2期的编务编辑工作。

在贾植芳的人生道路上，日本留学是重要的、转折的一站。他回顾自己的人生时说：“我在日本待了近一年半时间，因为中日战争爆发而回国。但这一年多的留学生活，给我以后的生活道路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虽然我在出国前就早已学习创作文学作品，并向报上投稿，但我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与国内的新文学运动直接发生关系，开始向继承了鲁迅战斗传统的新文学刊物《学习与工作丛刊》投稿。”他还说：“我的文艺创作原是出于个人爱好，发表创作也属于散兵游勇状，到了东京以后，才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发生联系，随即成为新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来东京伊始，贾植芳就加入了文海文艺社，结识了众多的作家、评论家，特别是从春到秋，参加了《文海》一二期的编务、编辑工作，阅读了大量稿件，熟悉了日本留学生的文学创作情况，也学会了如何做一名文学编辑。此外他还参加了两次文艺纪念集会。一次是6月高尔基逝世悼念会，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中国饭馆楼上，攻读苏俄文学的留学生做了关于高尔基生平与创作的报告。一次是11月鲁迅逝世，留学生在17日于神田区日华学生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郭沫若、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和秋田雨雀参会，并做了精彩发言。会前留学生办的《留东新闻》编了特刊，贾植芳还写了散文诗《葬仪》发表，但报纸在会上散发时，被日本警察全部没收。贾植芳说：“鲁迅先生的逝世，我感到了像失掉了依靠似的悲痛。”

1937年夏天，贾植芳在东京内山书店看到上海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第一二辑：《二三事》《原野》。他喜悦地发现，其中的作家阵容、编辑风格，都酷似鲁迅编的刊物。他抱着试试的想法，把一篇写成不久的短篇小说《人的悲哀》寄往编辑部。两个月后，他收到这个丛刊的第四辑《黎明》，他的小说赫然登在小说栏的首篇，主编胡风在“校后记”中说：“《人的悲哀》是一篇外稿，也许读起来略显沉闷吧，但这正是用沉闷的坚卓的笔触所表现的沉闷的人生，没有繁复的故事，但却充溢着画的色调和诗的情愫，给我们看到了动乱崩溃的社会的一图。”从这篇小说开始，贾植芳真正走上了鲁迅开创的启蒙现实主义文学之路，并与胡风建立了情感与文学上的挚友关系。

20岁在东京编辑《文海》的经历，似乎影响着贾植芳一生的文学选择。《文海》中最突出的内容，一是留日学生的新文学作品，一是苏俄文学与作家作品。他说：“我在复旦开设四门课，先是讲‘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和‘苏联文学’，这是在震旦时就开设的，后又加了一门‘世界文学作品选读’、一门‘写作’。那时‘苏联文学’是个笼统的称呼，其实就是讲苏俄文学。”贾植芳不仅在课堂上讲苏俄文学，而且从事苏俄文学翻译与研究。他在50年代就撰写了关于果戈理、契诃夫、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多篇论文，翻译出版了《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契诃夫手记》《论报告文学》等著作，而在《俄国文学研究》一书中，果戈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是其中的核心篇章。

从报纸编辑到刊物编辑

1937年到1947年的这十几年间，贾植芳献身民族的抗日斗争，辗转在战地、乡村、城市，奔波在西安、重庆、桂林、上海之间。有时做国民党抗战军队的文职工作，有时又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派遣打入伪政府内部，甚至几度被国民党、日伪警察抓捕而身陷囹圄。就在这十年间，他曾有三次担任报纸、刊物编辑的经历，虽然每次当编辑的时间都不长，但对他的人生、文学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扫荡报》当头版编辑。《扫荡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前身是1931年在南昌创办的《扫荡三日刊》。1932年改名《扫荡日报》，1935年迁往汉口。抗战爆发后隶属国民党军委总政治部，在宣传统一阵线、团结抗战等方面做出过贡献。1938年迁往重庆，1939年被日军轰炸，与《中央日报》合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改名为《和平日报》。贾植芳在回忆这段“偶然”经历时说：1939年夏天他脱离国民党军队，工作无着，居无定所，11月间在重庆街上遇到留日同学谢挺宇，“他在《扫荡报》当编辑，一起工作的还有曹祥华、朱剑农、谢爽秋、李哲愚、周治国等人，都是留日同学，我们都早已认识，现在在流离颠沛中见面，就感到格外亲切。他们都叫我留在他们宿舍里不要走了，并答应在《扫荡报》里为我找工作。我后来知道，曹祥华是扫荡报社地下共产党支部书记，谢挺宇等人也都已经是党员。他们住的是由报社租赁的一幢楼房的两间房子，只有四张床铺，我就打地铺睡在地板上。我当然知道《扫荡报》是国民党的军报，过去反共很烈，抗战以后，国共合作，这情况有所改变，但它总是代表国民党官方的报纸，名气不好，所以我对去那儿工作是很踌躇的……但曹祥华打消了我的顾虑，他叫我放心，说这是对我的信任。我并不是党员，但是左派，这一点他们都知道，凭着多年的交往，他们对我始终是信任的。”于是经同学举荐，《扫荡报》社长何联奎在政治部会议厅进行了“面试”，几个同学作陪，当场决定录用，何联奎当下安排到第一版即政治军事版当编辑，主要任务是报道正面战场与日军的作战情况。

虽然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报，报社在前线也有特派记者，但记者人少力薄，而报社派专门记者随军采访，开销又太大。所以报纸的头版内容，大都由贾植芳坐镇编辑部，根据重庆当地《大公报》《新蜀报》《时事新报》等民办报纸的内容，进行摘录综合，然后署“本报战地特派员”之名发出。

1939年11月到1940年2月，贾植芳在《扫荡报》工作三四个月。有两次编辑“事故”，使他不得不离开报社。第一次是“湘北大战”。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激战，歼灭三个师团二个旅团，是一次难得的军事胜利。贾植芳依据惯例，从几家报纸上进行了摘录编辑，发了新闻稿。想不到蒋介石看了新闻稿大为光火，下手谕曰：该报系我军军报，外国记者报道中国抗战战况，素以中国军方机关报为依据，而该报竟缩小我军英勇将士浴血奋战取得的辉煌战果，实令人气愤！应查明具体情况，加以法办云云。手谕传到社长何联奎处，他急忙去找贾植芳，贾说明情况，何知道自己安排不周，也有责任，悻悻而去。第二次是“汪精卫附逆”报道。1939年汪精卫加快了叛国投日步伐，12月竟与日方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出卖国家领土主权，换取日本对将要成立的伪政权的支持。贾植芳编好了中央社发来的新闻稿，激愤犹在，又在大标题上加一行：《汪逆狂吠：汪汪汪……》。贾植芳童年时就常常念一首儿歌：“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此时他灵感闪现，把记忆中的儿歌用在了标题上，汪精卫之姓与狗叫声相通，汪就是日本的一条狗，狂犬吠日，终将灭亡。这是多么形象、讽刺的神来之笔啊！但想不到这样一个标题，却引起了一些高层人士的不悦。何联奎见到贾植芳说：你为啥私自加了一个标题呢？吴稚晖老先生见到我说：你们的报上怎么对汪精卫用那样的标题，太刺激了……两次“事故”之后，社长对贾植芳说：你办报不大合适。可以调你到重庆日本战俘管理所工作。但贾植芳看清了报社的险恶、昏暗，遂决然辞职。他给胡风的信中说：“我已决心脱离报社，来重庆五月，呼着极不自由的空气，虽然又换了一个和报社一样的环境，但这是一个回北方的机会。血迷的故乡的声音，我是时时向往的。”

给胡风当刊物“助编”。沈建中编撰的《贾植芳先生年谱初编》称：“1945年夏……协助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七月文丛》编审稿件。”k贾植芳说：“我们夫妇跑到上海，是一九四六年五六月间的事。到上海后，因为没有条件找房子，我们就暂借住在胡风家里，有近半年之久。这时中国正在激变之中，从这时起，我才正式下海卖文为生。”l胡风志向高远、爱才如命，贾植芳真诚义气、喜交朋友。二位心灵相通的师生、朋友住在一起，工作、写作上相互帮助、指点，家务、生活上相互照顾、援助，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当时，胡风正主编着《希望》刊物，《七月文丛》书刊，他的社会、文化活动又十分频繁。因此，呆在家里的贾植芳帮胡风审阅、编辑乃至校对稿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当过《文海》编辑、《扫荡报》编辑，编辑业务无疑是熟悉的。给胡风当“助编”是他十分快乐的。而且编辑与写作，“编写相长”，通过编辑别人的稿件，可以激发自己的灵感与写作，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又可以发现别人稿子中的长短。胡风很赏识贾植芳的思想见地与文学才华，但对他的写作状态又有不满之处，说：“贾植芳到上海来安家一年。家是安下了，新旧朋友也真不少，但时间可就在聊天会友中度过了。我曾多次和他谈，希望他能安下心来从事创作。这几年他的生活内容很丰富，见识的也多，不写下来太可惜了。他自己也一再向我许诺要好好写。”贾植芳真诚接受胡风的意见，但也有自己的保留：“胡风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与他对人生意义的看法不完全一样。胡风是纯粹意义上的诗人、文学理论家，他热爱文学，视文学为生命……而我当时并不把文学创作视为职业，也从未认定专业作家那条路，我关心人生社会甚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