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人评骘叶圣陶诗词的不同风格说开去

叶圣陶生前自编诗词集三卷，第一卷曾由王力、林志钧、俞平伯三位先生评阅，三人均从不同侧面对此卷诗词给予评价，《叶圣陶诗词选注》中收录有一部分，今即以此书为底本，就王、林、俞三人评骘叶圣陶诗词的不同风格予以分析，以见不同世代、不同教育背景下学人的不同面目，并考其交游之疏密。

叶圣陶是什么时候将这些诗稿给王、林、俞三人看的，《叶圣陶诗词选注》中并没有给出明确说法，但此书中所收最后一首有林志钧评价的诗写于1953年底，而林于1961年去世，据此推想评骘时间当在1954—1961年间。

三人当中，林志钧生于1878年，长生于1894年的叶圣陶16岁，长同生于1900年的王力和俞平伯22岁，对其他三人来讲，林氏可算得上是前辈人物了。而这二十年正是中国从近代到现代变化巨大的二十年。两代人不独教育背景有了很大差异，思想理路方面也相去甚远。种种差别，从各自的经历、交际圈、著作等方面都看得出来。林志钧为癸卯科举人，与沈钧儒同年，平素交往较多的名流是林纾、王闿运、陈三立、梁启超等人。王国维去世后，立在清华校园内的王氏纪念碑的完成集合了一代硕彦，其中书丹者即为林志钧。甚至《饮冰室合集》也是梁启超生前专意委托林志钧代为审定刊行的，此二事很可见出林氏在当时学界及学人心目中的地位。其人于旧学多所涉猎，所作诗结集有《北云诗集》，孟森在序中称：“宰平所作……以我为诗，绝不以诗役我。深人既无浅语，学力足以达之。”可谓赞誉有加。

王力则是那一代中国读书人中比较完整地接受新式教育的学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又往巴黎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各高校，前半生履历当中与旧体诗词发生关涉的时候有限。其旧体诗集《龙虫并雕斋诗集》收诗近百首，作于1949年之前的只有寥寥5首。他研究诗词音韵、格律，主要关注的还是语言学、语音学方面的专业问题。1949年之后虽也开始写旧诗、评旧诗，但不脱语言学家本色。

俞平伯出身世家，自幼浸染于浓厚的旧学氛围中，除年轻时向新文坛偶一张望，一生多半时间都是以旧格调自享的名士派文人，写诗填词并唱和赏鉴，于他都是本色当行之事。三人之中，以他与叶圣陶经历最接近，相交也最深。

三人背景经历及思想风格之差别如此，在对叶圣陶诗词的品评上也清晰地体现出来。

《叶圣陶诗词选注》中收录有三人评骘语的诗共计31题35首，其中多半都是一首诗只有其中一个或者两个人的评语，三人都发表意见的诗只有《伯祥五十初度》一首。这是1939年王伯祥50岁生日时，叶圣陶写给他祝寿的五言长诗。全诗共400字，“毫无祝寿之意，唯叙兄与弟之交情而已”。对这首诗，王力评曰：“有清流，有急湍，有平江，有怒浪，如善绘水者，尺幅千里。”俞平伯的评价是：“至交无文，诗正以详实擅胜，于平铺直叙中，二君神情毕肖其生平，不徒见交谊之盛也。”林志钧则说：“骨节坚，气味厚，可医纤巧之病。”又曰：“‘新交亲亦疏，故交独拳拳’，语似孟东野；‘谁知一笑罢，芥蒂互无牵’，此则东野所不能道。”比较起来，可以看出，王力的品评较为泛泛，比较注重技术层面；俞平伯显然是深知诗之本事者，对人情的推重超越其他方面；林志钧则能指出诗歌的细微独到之处，且惯于拿历史上的诗人风格作比，带有史家的眼光，语气也带有老辈人的持重。

对其他各诗的评骘，三人风格也大体如此。如写于1938年初的《江行杂诗》三首其一，有“犹嫌郦注落言诠，三峡岂容文字传”句，王力评曰：“‘岂’‘文’二字拗救。”写于1943年5月的《题沈君匋〈风雨一庐图〉》有“风雨殊未已，一庐江水滨”句，王力评曰：“‘一’‘江’二字拗救。”写于1938年8月的《游青城口占》一首，颈联为“古内海于望中证，天下幽非浪得名”，王力评曰：“此古句入律，格调自高。”因这二句均用“三一三”句法，近体诗很少见，叶圣陶自己也说这首诗“学黄山谷，多用拗句”。另如七言长诗《次韵答佩弦见赠之作》，王力的评价为：“柏梁必用古平仄，否则圆凿方枘，非今非古矣。此诗以‘平仄平’收者九句，以‘平平平’收者五句，其他亦多与律句相违而与古句相合，深得古体三昧。”把一首诗的平仄挨个数一遍，也真是难为他。这种把文学当科学来研究的做派非经现代西式学术训练很难养成。语言学家的身份使得王力面对诗歌时有一种惯性，总是先从技术层面入手，看平仄，看格律，看如何起如何收，看是否有拗救、救得合不合适等，像是执有手术刀的外科医生，恨不得把所有诗都拿来细细解剖一番。

这种过于注重技术细节的习惯也使得王力在试图对一首诗的整体风格进行把握和品评时，多少显得有些吃力，甚至有些隔膜，好像搔不到痒处。举例来说，叶圣陶作于1943年9月的《彬然治圃桂林百岩山》一诗，王力的评价是：“得盛唐正趣。”林志钧的评价则是：“冲淡绵邈，是善学陶者。”公正起见，我们把整首诗都摘录下来：“鄙事信多能，何妨为老圃。岂唯利采撷，亦以寄雅素。百岩山，山前地数步。锄耰灌溉之，颇复侵世务。瓜豆欣向阳，盎然生意具。鸡雏傍母游，畅适无一惧。而君与物化，澄思得妙悟。即雏即瓜豆，吾皆会其趣。诗心亦圣心，君乃旦暮遇。此境良可念，长吟致远慕。”卑之不敏，心下还是更倾向于接受林志钧先生的评价，以为这首诗更多陶诗气息，而非盛唐正趣。又如叶圣陶作于1949年初的《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一诗，王力评曰：“乍读无惊人语，而平淡中见熟练。”林志钧则评曰：“前两联欣庆之意跃然纸上，后两联措语妙新，恰如其分。”林氏所称赞的后两联是：“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所用成句典故如“涓泉归海”“不贤识小”确实都属惯见，“无惊人语”，但用得工稳妥帖，又能翻出新意，确实如林志钧所说“措语妙新，恰如其分”，八字断语，字字千钧。

林志钧也真不愧是老一辈学人中的佼佼者，不独在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卓然成家，在诗词方面的造诣亦称深湛，如前所述，他很擅长用精确的文字概括一首诗的风格特点，雅驯而确当。如评《至善满子结婚于乐山得丏翁寄诗四绝依韵和之》曰：“风规高迈。”评《今见》曰：“惯家句调，如饮醇醪。”评《王献唐以所绘山水相赠题二绝依韵酬之》曰：“收句矫健。”都是一语中的，道出一首诗中最精彩、最值得称道的一面。能做出这类评价的一般都是行家里手，因为自己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所以能体会作者用心的独到处，能贴着作者立场来欣赏。

此外，林志钧对历史上各种诗词风格流派的源流、承传关系都了然于胸，评诗论诗也多从这个角度入手，很敏锐地指出一首诗学谁像谁，将其清晰地纳入文学史的框架与线索之中。这一特点在评骘叶圣陶诗词时也表现得很突出。如评《水龙吟·举头黯黯云山》一词曰：“下半与张叔夏寄袁竹初一阕相近。”叶圣陶此词下半阕为：“怅恨良朋悠邈，理舟车、愿言难遂。雨窗剪烛，春盘荐韭，谈何容易。江水汤汤，写愁莫去，够尝滋味。更何心、怀土悲秋，点点洒、无聊泪。”张炎《水龙吟·寄袁竹初》一词的下阕为：“笑我曾游万里。甚匆匆、便成归计。江空岁晚，栖迟犹在，吴头楚尾。疏柳经寒，断槎浮月，依然憔悴。待相逢、说与相思，想亦在、相思里。”细玩二词，确有感慨各自舟车奔逐、浮生多忧患、友朋之间聚晤不易而不改情感深重的共同之处，然非斫轮老手不能道。其他如评《次韵答佩弦见赠之作》曰：“黄双井善学杜，此作乃近双井。”评《送佩弦之昆明》与此类似：“明人学唐，不能得此气韵。”轻易拉出由杜甫而黄庭坚而叶圣陶，或者由唐人而明人而叶圣陶这样一条线索出来。又如评《半醒闻水碾声以为火车旋悟其非》云：“鲍明远善制形状写物之词，然鲍偏重辞藻，不若此作之清新。”评《菩萨蛮·寄题邓氏园》云：“‘晓鸟语纷纷，黄河枕上闻’与龚定庵之‘亦是今生未曾有，满襟清泪渡黄河’‘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对比读之，正觉后人胜于前人。”以为叶圣陶诗词较之鲍照、龚自珍，风格颇有近似处，而情采似更胜之。都是一种在漫长的诗歌史中上下瞻顾以精准定位的批评方式。当然，其中有些说法未免奖饰太过。之所以如此，自然也有原因在。

林志钧长叶圣陶16岁，假定评论这些诗词的时间是1954年，则叶圣陶刚满60岁，尚可称为壮年，林志钧已经76岁，不折不扣的老人了。所以面对叶圣陶时，林氏多少会有些德高望重的前辈的矜持，评论其诗词的用语，也基本都是老辈人奖掖后进的办法，以赞扬、激励为主，基本不贬抑，且不惜揄扬太过，以见老辈人襟怀坦白。此外，彼时叶圣陶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林志钧则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两人之间的交集应该不少，而叶又算是官阶较高者，于公于私，这种矜持而不失礼敬的评诗方式似乎都是林志钧最好的选择。

比起长一辈的老人林志钧，以及“通信二十余年”而直到1950年6月10日才第一次见面的王力来说，俞平伯和叶圣陶的交情几乎贯穿终生。叶圣陶是苏州人，俞平伯原籍虽属德清，“但考其实际，我只在德清县城河里泊了一夜船”，而“在苏州一住十六年”。两人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苏州城里度过的，虽那时彼此尚不熟习，但共同的生活经历和风尚习俗的熏染，也奠定了日后两人交谊的良好基础。两人正式交往始于1918年，最初只是通信，后来共同创办《诗》月刊，共同组织朴社，合作出版散文集《剑鞘》……自此相交近70年，彼此对对方生活的细节点滴都十分熟稔，性情嗜好也多投契，诗词唱和往还、彼此品评赏析更是寻常事。所以，三人当中，俞平伯是对叶圣陶诗词中的本事，以及他在诗词中寄寓的情感了解最为深透的，而俞平伯性情中缠绵悱恻的一面，也使得他格外看重叶圣陶抒写情感，尤其是与知交亲旧之间情感的诗词。

如评《乐山寓庐被炸移居城外野屋》一题四诗，林志钧曰：“此四首杜音、杜容、杜皮、杜骨，古人何遽不相及耶！”照例是揄扬口吻。俞平伯则曰：“躬历艰危，不减平素之雅怀，无颓唐音，无客气语，贞固夷粹，令人兴感。若风格出陶、杜间，如颂《羌邨》《彭衙》等篇，犹其馀事耳。……”认为这几首诗风格近于杜甫，俞平伯与林志钧看法相似。但林志钧认为“近杜”是这首诗的全部或曰最大好处了，俞平伯则显然更看重其“躬历艰危，不减平素之雅怀，无颓唐音，无客气语，贞固夷粹，令人兴感”的一面，而认为“风格出陶、杜间”只是“余事”，较之林氏，显然更是知者言。可能在俞平伯看来，林志钧对叶圣陶诗词的所有评骘都注重在其“余事”上，而没有抓住最核心、最精髓的内在情感。而这，也正是俞平伯评骘叶圣陶诗词的最大特点。如评《彬然来成都见访同登望江楼》曰：“颔联真切。”它推重的颔联“千里远存君意重，五年杂诉夜谈深”正是全诗中情感最深切的一联。评《送佩弦之昆明》一诗也是看重其“措辞醇雅，情深于文”的一面，凡此种种。

因为彼此之间交集太多，所以俞平伯每每能从叶圣陶诗词中读出共属于他们的陈年旧事来，甚至索性把原作抛在一边，自说自话起来。如评《采桑子·偕佩弦登望江楼》一词曰：“想见异地朋簪邂逅之适。忆昔与佩弦同游秣陵，数日间三登扫叶楼，戏语犹宛如昨，而回车腹痛之感，可胜道哉。”又如评《二友》一诗：“首句郁伊二字已总摄通篇之情，读后微觉其过于凄感。忆先君梅花纪事诗之一云：‘故交嵇阮感离群，孤往相扶尚有君；薄晚支颐成久立，乱山青处看归云。’（咏梅根作杖）虽为体不同而意固相近，附志备览。”典型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而彼此毫不介怀，于此亦可见其相交之深。

也因为知交相对，较之寻常人自然少了很多客气，所以，三人当中，敢于对叶圣陶诗词说些不客气话的，也就只有俞平伯了。叶圣陶作于1939年12月的《浣溪沙四首》，窃以为是他抗战时期，甚至一生所作诗词中的佳品，俞平伯显然也非常欣赏这一组诗，不厌其详地逐一品评，评第一首曰：“四首以此章为稍泛，然确是第一首。”“稍泛”这种带有批评意思的话确实只有俞平伯说得，旁人还真说不得。评第二首则曰：“用典入微，令人不觉。对句名理深微。”又云：“‘种花’翻用成句‘看竹何须问主人’，岂陶公所谓‘遗迹寄邓林’乎？”语气轻松自在，如两人相对，闲话家常。这一首里的“观钓颇逾垂钓趣，种花何问看花谁”一联大约也是叶圣陶生平最得意之句，前后多次写了送人，俞平伯不厌言辞细予解说，的是解人。

比较起来，三人中，王力为新式的以科学方法研究语言学的学者，喜欢讨论技术层面的问题，力求明晰不含糊，论及风格则容易露怯，稍显隔膜；林志钧旧学修养极深，论诗多从大处着眼，注重风格气味，喜欢将诗句纳入风格承续的文学史线索当中来考察，出语矜持，多所奖借，是老辈人风范；俞平伯为出身旧家，虽受新式教育而性嗜旧学者，与叶圣陶相交最深，论诗多重情感、交谊、私人生活层面，又词人本色，体物深细，最能领略作者用心的精妙之处。简言之，王力重技术，林志钧重风格及历史源流，俞平伯重情感，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