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思想到现代世界

关键词：明清哲学 现代世界 吴根友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明清时期算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后程，此后，中国即步入了翻天覆地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历程中。当然，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依然还在持续之中。在现代性视角和立场下对传统中国的思想与文化予以考察，能够更好理解当下现实问题的历史渊薮，而对近代化、现代化之前的明清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则更具有切近的意义。近年来，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从现代性、普遍性哲学的视野下，对明清时期的哲学与思想以及学术方法做了多维的考察，将明清哲学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明清哲学领域的一个标杆。明清哲学是吴根友教授诸多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他在明清哲学领域已出版过《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中华书局2008 年版）、《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三卷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戴震哲学思想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等，其个人学术论集也以《明清哲学与政治哲学》（孔学堂书局2015年版）命名，以上足可见吴根友教授在明清哲学研究领域中的长期探索与斐然成就。本文试图以近年来吴根友教授明清哲学相关论说为中心，讨论在“即哲学史讲哲学”路径下所关注的明清哲学与现代世界的思想联系。

明清哲学中的现代价值

自清末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对现代价值的探寻就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研究领域的主题之一。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人往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因素，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弱，故而常常对中国传统予以较为激烈的批评。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学界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渐趋理性，既能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生活的牵绊，更能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中国精神之塑造的积极意义，还能认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后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力量。文化的核心在于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哲学就意味着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如前所述，明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后程，如何看待明清社会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现代化中国的前夜。现代价值可以从明清社会生活中生长出来吗？这个问题关涉我们如何更理性地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更宽广地认知人类生活的普遍性维度。换言之，中国社会所崇奉的现代价值观念来自异域还是有可能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自然生长出来，这是中国现代化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下，吴根友教授的明清哲学研究得以深入展开。在明清哲学研究领域，吴根友教授延续中国哲学珞珈学派创始人萧萐父先生的传统，并通过萧萐父先生上承侯外庐先生的学脉。侯外庐、萧萐父等运用唯物史观的思想分析方法，认为中国的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并通过社会思潮描述甚至少量的政治运动来予以论证。吴根友教授在接受侯、萧诸先生关于明清早期启蒙思想主要论断的同时，深入对明清时期思维方式变革的层次，更加注重从深层的思维方式转化角度来对明清哲学的现代性价值予以分析。

从吴根友教授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着意从思维方式的转化来揭示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内部的现代性因素，这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强调对道德真诚与事实真实的关注，特别是在考核经史及诸子百家的古典文化领域里，找到了“求真”精神的独特表达方式；第二是突出道德主体与认知主体——“我”的主导性地位，“贵我”的价值理想又因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注入了历史担当意识，使其表现出浓厚的理性色彩；第三是反对先验的形上学终极实在，提倡在经验世界中通过过程的展开而显示实在的极限。在吴根友教授看来，这三个方面可以归结为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即从现象界中的个人真实性生活出发来认识世界与自我，将个体的尺度作为“人的世界”的终极尺度。人的本质植根于自然而又超越于自然，个体的存在先于任何文化的教条。吴根友教授的上述论断表明对于“求真”精神、“贵我”意识以及“现实生活”的重视，构成明清哲学思维旨趣和价值观念的一个突出特质，而这也正是明清哲学与现代价值合拍之处，由此明清哲学可以构成传统中国思想转入现代的一个“桥梁”。

与萧萐父先生在明清哲学研究领域重视王夫之的研究有所不同，吴根友教授更加重视戴震和乾嘉学派的研究，这也体现了珞珈中国哲学学派两代学人在明清哲学研究侧重点上的转移。众所周知，戴震和乾嘉学派是清代思想文化中的典范性人物和学术派别，吴根友教授高度重视戴震和乾嘉学术的研究，专门与人合作撰述了《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一书，在三卷本的大著中，吴根友教授指出乾嘉学术与现代性精神有着暗合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打破“道统”，重建“道论”。清代学术要想革新宋明儒学的传统，必须首先破除对“道统”的崇拜和迷信。作为清学典型范式的乾嘉学术重构一套新的“道论”以与“道统”相颉颃，具体表现为在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与文艺等领域内，普遍可见对于宋明学术的思想批判，而清代学者也通过一场遍及四部典籍的重新疏解、诠释的运动，奠立了与汉学、宋学皆有所不同的清代学术范式。二是乾嘉时期的智识主义，乾嘉学术界的哲学领袖戴震曾将人的“心知”比作光照，认为运用人的理智之光才能照亮世界，摆脱蒙昧。智识主义经由龚自珍、戴震等人运用于知识论领域，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古典人文知识理性；运用于道德哲学领域，以反对伦理异化，提倡道德自主，挺立自我意识，追求个性解放。三是度数之学的扩张与学问（ 知识） 的分化，运用实证方法，清代学者通过经验性的人文实证知识的系统研究分化出了专门之学，奠立了近代中国许多知识门类的雏形，如“度数（ 制数） 之学”，包括兵、法、农、医、天文算法与术数等专门的自然科学知识。通过对乾嘉学术予以道论形上学、智识主义、度数之学的思想判定，吴根友教授赋予乾嘉学术以现代性色彩，从而展示了清代学术思想转向现代学术的可能。这也说明，在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里，自身也孕育着现代哲学、现代思维和现代价值的因子。

另外，吴根友教授认为明清哲学特别是清代哲学所展示出来的现代性精神还表现在一种思维方式的批判性上，如戴震直斥意识形态化的理学是“以理杀人”，又如焦循、段玉裁等人在经学研究中展现出对既往经学的批判与创新。吴根友教授指出，清代经学研究中所体现出的追求人文知识的倾向，恰恰是从经学内部来瓦解经学的神圣性，对经学进行知识理性的“祛魅”。清代学人被经学研究掩盖的求真、求是精神，同样是一种批判性哲学思维方式的展现。吴根友教授的这一论断，与我们惯常形成的清代学术烦琐风气之认识，显然是不同的。

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学术转型以及批判性等角度对明清哲学思想的多维考察，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从现代价值立场对明清哲学的重新开掘，这种开掘不再停留在社会思潮、政治运动上，而是更进一步深入思维方式层面。思维方式变革是时代剧变的先兆，就此而言，明清时期的哲学具有了向现代转变的思想因子。吴根友教授从现代立场出发对明清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予以了深入揭示，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诠释的一种体现，也意味着现代学人将价值关怀贯彻到了传统哲学的研究中，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展现对于现代价值的认同。在吴根友教授的明清哲学研究成果中，这一价值认同有着清晰的呈现。

人文实证主义及其现代拓展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有着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分野，大致来看，人文主义倾向于从人的价值情感和意义世界出发，以人的理性判定、情感体认来把握世界；而实证主义则主张从事实出发，推崇经验的验证，以科学计量的确定性方式来衡定世界。在研究乾嘉学派时，为区别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吴根友教授提出了一种“人文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也即“人文实证主义”，意图对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做某种意义的沟通，并希望以此来解决中国哲学史上围绕哲学概念及其意义的相关争论。

按吴根友教授的理解，人文学的实证，主要是通过文字、语言的考究实证方式解决哲学史上关于哲学文本中字、词与句子的语义争论，以达到相对准确的解读。吴根友教授在研究乾嘉学术时发现：“乾嘉时代的哲学思考中，表现出了一种比较鲜明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这一方法主要是在经学和史学的领域里展开的。在经学领域里，他们主要是借助古典的语文学，或曰广义的语言学方法，对经文的文义，特别是一些字、词、句子，以考订的方式加以训释，力求获得对于儒家经典相对准确的解释。次要的是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的方法，以求得古经之原貌，保留了汉代古文经学的一些精神。在史学领域，研究者主要是通过史实考订的工作，以求得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从吴根友教授的阐述可以看出，“人文实证主义”主要是以实证主义的方法来处理人文学的问题，换言之，这里的“人文”主要是对象意义上的，而不是单指前述“人文主义”所指的价值情感和意义世界。由此可见，“人文实证主义”是以现代的方法论观念来揭示乾嘉之学的现代性意义。

我们知道，在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着大量模糊且指向多元的哲学概念，在经典中出现的大量概念，其意义往往可做多元理解。比如说，宋明理学中重要的“格物致知”一词，源出于儒家经典《大学》，但朱熹和王阳明就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且各有其文献和义理上的依据。另外的，如工夫、体用、理气、心性、力命、知行等大量中国哲学概念，都存在一定的理解上的分歧。遇到这种情况，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一种惯常做法是考订词源，从更早的经典或者与经典同时代的其他著作的相同字词去探究词意，这常常被称为“汉学”方法，即汉代经学家的进路；另一种做法则是结合自己的思想立场予以逻辑会意，即从逻辑上把握字词的应然之义，以此求得文意大致符合自己的思想主张，从义理上把握字词的意义，而不必过于纠缠其原始含义，这常常被称为“宋学”方法，即宋代理学家习惯的以理解经的进路。“汉宋之争”常常被清代学者提及，《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夫汉学具有根底，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在清代思想中，“汉宋之争”既有门户之见的意味，也具有方法论之争的意味。实际上，正如上述引文所指出，如能“各取所长”则“公理出”，从这一点上来说，在面对歧义纷出的中国哲学概念时，有必要“汇合汉宋”，既能从语词考索的意义上追根求源，又能结合自家体贴而发明新见。套用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说法，“汇合汉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即人文”“即实证”的方法路径，就是既重视文辞的实证性训诂，也重视对文辞意义的带有主观立场的义理式发挥。

吴根友教授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是在研究乾嘉学术过程中的一个概念提炼，如其所言，这是“在新的世界历史与世界视野下，吸收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成果对乾嘉学术的方法与精神气质加以概括的结果”。以新的概念来对思想历史做一概括，展现了哲学认知的观念性进展，同时，对揭示古典学术的现代性价值也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吴根友教授所揭示的乾嘉学术之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虽然含有“求道”之意味，但更多的是对经史对象做实证性的追溯。单独就“人文实证主义”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如果更进一步，从现代哲学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分野出发，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汉宋之辨”，来对“人文实证主义”做更加多维的阐释和运用，即：既将“人文学”作为实证方法运用的场域，又将“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或者说义理性发挥与训诂性考证结合起来，强调“意义发挥”与“实证探考”的结合，或许对“人文实证主义”的概念丰富性也具有一定意义。

“后理学时代”哲学史的现代书写

在明清哲学研究领域，吴根友教授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撰写了《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中国哲学通史》是郭齐勇先生组织十余位学者所撰写的一部“大书”，更是近年来中国哲学通史书写领域的一桩盛事。吴根友教授在其中承担了清代卷的部分，对清代哲学总体发展脉络及其主要内容进行了撰述。过去学界撰写“中国哲学史”类的著作时，由于受理学思想的强大惯性影响，对于清代哲学要么是一笔带过，要么是略写方以智、戴震等少数几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将清代哲学作为完整的断代哲学史予以考察，成为一部清代哲学史的专书，这既有哲学史书写意义上的创新性，更存在着一定的书写难度，这一难度往往体现在对于清代哲学发生背景、历史分期、思想特质的判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