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门与宗旨：武汉大学中国哲学的学脉及其传承浅识

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在分科化研究纵深发展的今天，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多有“宗主”遗风，所从之师门亦自有宗旨。在继承传统“学案体”著述的基础上，梳理当今学术的地域性流变，可以为探究中国学术流变、学科发展脉络、学术话语体系生成提供一种重要借鉴。

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因学校所在地在珞珈山而被称为珞珈中国哲学。因此，武汉大学中国哲学的学脉及其传承的琐记与印象，当然也可以作为研究“师门”与“宗旨”议题的一个个案及其重要的观照侧面。

只称“萧门”

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学科的创始人是我的太老师萧萐父先生，创始团队中还有唐明邦、李德永两位先生。中国哲学方向的老师中，郭齐勇、吴根友两位老师最常训导学生要只称“萧门”，即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不能称“郭门”或“吴门”或其他，大家都是“萧门”弟子！不仅要自称“萧门弟子”，而且对外也要这样宣称。

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只能称“萧门弟子”，这个共识，现在应该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珞珈学脉传承中的一个执念了。我本人也十分认同这一看法。吴老师指导的学生或影响的部分学生，无论是加QQ 群（我是群主）还是入微信群，我都会备注该群为“萧门吴传”而不称“吴门”，意即在于此。

读研究生时，我曾问过吴老师一个相关问题：“萧门”弟子之间如何互相称呼？几次讨论之后，大致理清相关“表达”，略述如下：萧先生直接指导过的学生，我们这辈称“师伯”或“师叔”；同辈硕士生、博士生，以博士阶段、入学在先、年龄长者称“师兄”，入学后者、年幼者称“师弟”；特殊情况另定。所可参者，主要是萧汉明、郭齐勇两位老师主编的《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明天》论文集所附的入学年表。其实，吴老师赠我们书时，常称我们为“棣”，而直署其名“持赠”。

有趣的是，读硕士时，我们都喊过“师兄”的丁四新老师，2005年读博时，选了他的课，对他的称呼变不变呢？ 2006 年，同届硕士的王巧生又成为丁老师的“开门弟子”，巧生当然改称“丁老师”而不能再呼“师兄”了，那么，我们之间的称呼及我们对丁老师的称呼，要不要变？大家闲时屡屡议及，结果认为“可以不变”，保持现状即可。

另外，与我们有交集的2002 级博士生萧洪恩老师，因为同级（不过我们是硕士班）一起选修几门课，而他在李维武师伯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所以我们也喊过他“师兄”的。后来一看，他的硕士论文是萧先生指导的，还跟唐明邦先生一起注释过《周易》等哲学原著。吴老师说：萧洪恩老师是我们的学长，你们可以称他“萧老师”。我从此没再叫过“萧师兄”，只称“萧老师”了。

说到“萧老师”，不得不提另一位“嫡亲”的“萧老师”，就是我们的师伯萧汉明老师。大家一般称师祖萧萐父先生为“萧先生”，称萧汉明师为“萧老师”。萧汉明老师有“和易宛转”“大同无我”的气象，他在《尚书》课与《周易》课上举重若轻，春风化雨，能让学生于不经意间暗识理趣。还记得2003 年春，萧老师专题课的结课要求，是让每人注《周易》中的一卦。我在6 月10 日完成的课程论文的引言中说：“癸未四月十五日寅时，是吾父之忌辰。至今已愈‘五七’之期，遍查旧迹，物是人非；抚今追昔，唏嘘流泣。念父日笃，追思时深，乃观《周易》，顿识《家人》卦似可略呈先父大去前后之情景。因衍而泛之，以为此卦乃说丧葬之礼而讲孝道者也。又览《道德经》，章五首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觉其草根性，微妙玄通而有民间小传统之侵入、含藏；故多方搜求，极为一偏之见，不惮居相反之论。谨以此悼记先父之灵。并谢萧师汉明之仁厚与启导。”当时家父去世不久，我从孝道伦理来解读《家人》卦，十分大胆。虽然不无“随意解经”“过度诠释”之嫌，但萧老师还是给了我较高的分数。2004 年秋期，正读研三的我准备报考博士，也是请萧老师推荐的。

2005 年秋期，博一时，我选修了萧老师开设的“《周易》与中国文化”课。两年前萧老师从网络思维通观《周易》，这次又将其易医汇通思想贯穿于讲课中，思来颇觉新奇可爱。如讲“介石不终日”这句“老蒋”名字出处时，萧老师还讲到传统中医疗法中的针灸，大意即是“用石针灸治，很快就康复了”。萧老师的讲课给人以自信，他在娓娓道来中传达的不仅是一种新知识，还有一种不囿成见、开拓新知的自信。

萧老师有仁者之风，是论文答辩会上的“缓冲地带”，能用温和的语气与真切的宽仁暖化那些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的答辩人的心，让他们冷静下来，认真思考，重新找回自信。吴老师说，萧老师指导学生敢于“啃硬骨头”，不回避难问题，带出来的学生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翘楚！

然而，天不假年，精于养生之道的萧老师却于2011 年1 月18 日在云南过早地去世了。两天后，我才得知萧师驾鹤西逝，悲痛之余，作了一首悼诗。兹录如下：

仙风道骨伟风仪，古道热肠冰雪人。

驾难为易真学问，易医玄通善养生。

大同无我扶后进，珞珈哲苑一昆仑！

“泛化”视野

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硕博六年，影响最大者，似应以郭齐勇老师和吴根友老师并推。郭老师常鼓励大家在学中做事，将做会务及工作后多做些“杂事”等当作“外王学”，并将之作为可喻为“内圣学”的中国哲学的重要且必要的补充。受过郭老师影响的学生，无不以此自勉。郭老师有一本专著，书名中有“天地间一个读书人”，可能就是这种大视野、大学问的体现者。我非常喜欢！

郭老师是有德君子，有长者之风。他在很多场合都向学生说，读书人要不务名利，沉潜学问，砥砺人生。郭老师多次用傅山论书法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话，勉励我们下苦功，出实力。记得朱子读书法有“四宁”，即“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四毋”与“四宁”，看来一反一正，实则阴阳和合，一体两面，辩证统一。曾看过一段据说是杨绛先生的话：“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现在想来，郭老师讲话的重要内涵之一，也应有此义。

勤能补拙，郭齐勇老师、李维武老师都劝勉我们要像徐复观那样，即使身为农家子弟，也要发奋用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研一时，郭老师的哲学史方法论课开了几本参考书，并用教研费用买来了这些书让我们读。当时为了应付公共课，同学们觉得压力大，问看不过来怎么办？郭老师笑道：“那也得读啊！好的书不吃饭也要读的。要反复读，一本一本地读来。丁四新就是一本一本地读的……”那时我们都知道，年轻帅气的丁老师是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获得者，这个优秀可不是“白给”的！丁四新老师还是武汉大学第一批副教授当博导的，很早就成了武大的二级教授、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现在任职于清华大学。说来汗颜，郭老师当年开出的书目，我现在似乎还没能真正读通。其中有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其中译本经翻译者洪汉鼎先生多次修订，已成为学界常读常新的经典之作了。我现在还时时翻读“充电”，诠释学哲学的文本观对我思考宋明儒学文本的经典化有很大的启发。

郭老师在课堂上还夸过当时还在北京大学的陈来老师，说他非常勤奋，“一本接着一本出”，自己每次拿到陈老师送的“大著”，都“不好意思”的。其实，郭老师也是非常勤奋的。他在听讲座时，不停地在一个本子上记着。我怀疑，郭老师不仅在记笔记，也在写他当时的感想，深化他的认识。郭老师在课堂上、会议间的聊天中讲的很多内容，很快就可以在他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中出现。可惜自己不擅长做笔记，不然，拿来进行对比，似不难发现的。读研时所见字写得好、笔记做得精良的，是中国伦理学方向的周恩荣师兄。有几次上课或会议的机会，我恰坐在他旁边，见他用白纸订成本子，一行行地整齐记来，无不具体而微，规模成文，字体又飘逸，不禁感佩。另外，陈仁仁师兄，硕士、博士均同年的肖平（萧无陂）兄，都写得一手好字。记得当日读研时，每次过访他们，则见笔砚素笺，时陈案几，望之顿生雅意。

吴老师也常常告诉我们，学术气象要开阔，学问堂庑要高广。曾经多年来，吴老师常常在人文楼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研讨室读书、写文章，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这里“磨”出来的。周末时，他同几位好友开展风雨不动的读书会活动，“珞珈七子”读书会的“雅事”多次被《楚天都市报》等纸媒报道。后来，读书会的杨逢彬、程水金、丁四新等老师陆续离开武大，到外地就职了，但他们创办的同仁刊物《学鉴》却在持续地出版着，凝结着新的顽强、拼搏与汗水。

吴老师主张大学生必须保证每学期看四种名著，这样一来，本科四年就可看三十种左右的名著，由此可以打牢一定的基础。这一主张，源自他读大学前当语文教师的姑父给他的忠告。他自己是受益者，也愿意让更多的晚学从中受益。即使你身处研究生阶段，也可以随机化用这种做法。

吴老师告诉我们，读书当如萧先生告诉他的，要用“打井开沟”法。我在2012年出版的博士论文《黄宗羲伦理思想的主题及其展开》一书的“后记”中，做过一个简单的说明，兹抄写如下：

找准一点，狠下工夫，此如“打井”，深挖而必及于泉；学深则如井泉之深，则慧思文心必如泉涌，必再“开沟”而使智慧泉水纵横裕如，漫灌普施。如此，学问才能有所成就。萧先生曾强调的“纯化”与“泛化”的研究方法，已被学界广泛认可。如果可以套用的话，“打井”之方法学意义，盖属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方法之一；“开沟”之方法学意义，当属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泛化”方法之一。

我当时已做完《潜书校释》，马上要开展《孔子家语》《列子》《子不语》等的校释、导读、注译工作了，实在以为校释、导读、注译等也都是“打井”之一助、“泛化”方法之一种。

总之，无论是按计划阅读名著，还是深挖广开法，都是意在着眼于源头上的功夫。郭老师也常常强调读书做学问要注意“源头活水”。这些都是意象博厚之言。

其实，“泛化”是一种兼顾“纯化”研究的广视野的研究方法，是既要“打井”又须“开沟”的。“泛化”需要历史的眼光，需要长时段的观察。如果说武大明清哲学研究有所谓“学统”的话，那就是主要承接了侯外庐“中国启蒙思想史”范式的相关问题意识，又观照了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以及现代新儒学、国际汉学研究视野，从而融合创新，形成特色鲜明的谱系。吴老师曾写过几篇文章进行梳理，刊发于《哲学门》等刊物上；他在研究生的课堂上还做过专题演讲。如果借用萧萐父先生生前的正堂联来讲，那就是“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研究哲学史时要将“纯化”与“泛化”相结合、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相贯通，不拘泥于仅从中国哲学领域来研究中国哲学。事实上，吴老师的成名作，即在《哲学研究》发表的第三篇论文《分理与自由——戴震伦理学片论》，常被吴老师提及，并自许可以作为初学写论文的研究生的“模本”，其实就是想让研究生们学习其中梳理学术前史的方法。这也是一种与“泛化”视野相合的做法。

萧先生、许苏民师伯所著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便是将从明代嘉靖、万历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这个“时段”称为“明清之际”，认为该时段“正是一个使古老文明汇入世界历史的特殊发展时期”。吴老师则将“从李贽到戴震”视为“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因为以黄宗羲为核心人物，所以当时关注的是“宏观叙事”背景中的“明清之交”，也就是常说的“明清鼎革”“明末清初”，清朝贵族统治取代朱明王朝这段，从时间上看是在“从李贽到戴震”之间，而研究人物则仅限于以黄宗羲为中心的少数几位思想家。

吴老师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计37 万字，是他的成名著。我曾为老师的博士论文做过索引，为再版做准备；先是写过一篇近千字的简介，刊在《中国哲学史》上。在简介中，我认为“该书是著者在1992 年写成并获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在著成《中国社会思想史》（1997）、《郑板桥的诗与画》（1998）、《中国人的自由观》（2001）等相关论著之后，历经十年沉潜锻锋，充实改就”，“著述以从李贽到戴震的学术思想演化衍变为贯穿背景，在继承侯外庐、萧萐父等学者关于明清‘早期启蒙学说’的基础上，着重从价值观念变化的角度，对19世纪以来部分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停滞论、中国社会不能自我产生出现代文化的种种观点进行了批评”，“著述立足学术前沿，有很强的方法论意识，不囿于‘以西方眼光看中国’的‘客位研究法’与狭隘的‘主位研究法’，采用文、史、哲打通的方法，对相关史料做了全面深入的开掘，将哲学史研究的‘纯化’与‘泛化’有机结合起来，善于把抽象了的哲理还原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感性具体，创意独造，说理缜密。是著与萧萐父、许苏民著述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相为羽翼，许多观点不谋而合，有相互激引之功效”。这些认识，潜移默化地成为自己的学术追求。最近几年，我将部分精力用在清末民初的文化转型上，也是一种有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