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之“城市”：丰赡与自由

从故乡到大城市

秋水、杨早好：

今天跟一个朋友说到我们正在慢炖六大名著，她听到我们目前正读《儒林外史》，脱口而出：“这书太没意思了！”吴敬梓写作时，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忧患，针对的也是特定的知识群体，再加上书写得特别实在——没有《水浒传》的飞扬、《西游记》的天马行空、《三国演义》的宏大，也没有《红楼梦》的梦幻气质，确实阅读有点受限。

《儒林外史》实在到什么地步呢？杨早说，《水浒传》里的地理知识错得离谱，梁山好汉经常绕远路，有时竟然南辕北辙。虽然小说里的地名未必一定符合现实，但《儒林外史》是不会有这种低级BUG 的——马二先生来到杭州，住在断河头的文瀚楼，去游西湖的路线十分精确。连续八年，我每年都去西湖边住几天，对这一带熟得很，所以知道。他从钱塘门（古钱塘门就在现在的六公园码头）出发，到西湖沿上牌楼，到雷峰塔、净慈禅寺，累到直着脚走到了清波门，再回到住处。除了上牌楼，其他地名如今还在，算算马二先生这一趟来回，走了足足有10 公里，难怪累成狗。

歇了一天，隔天他又去了城隍山（吴山），一路高高低低，风景秀美，右手边能看见雷峰塔和湖心亭，到伍相国寺（我猜是现在的吴山伍公庙）他还偶遇了装神弄鬼的洪憨仙。哪里有什么神仙！古代小说中的文人遇仙故事，一下子就被解构了；同样被解构的还有“雪夜访戴”，王子猷的诗意雪夜之旅，成了两位娄家公子访杨执中哭笑不得的闹剧；至于张铁臂的“人头会”，显然戏仿了传统的侠客故事；擅长写八股热衷举业的鲁小姐，则解构了历代才女形象；蘧公孙和鲁小姐的婚姻解构的是才子佳人故事……当故事照进现实，原本的神圣、浪漫、传奇就变得有点滑稽了。

《儒林外史》的世界太结实了，密不透风。它是一本解构之书，也是一本虚无之书——书中的文人都被放置于一个无用又荒废的人生境遇里，他们在迷雾中行走，看不清自己的来路与归途。读这样的小说，是需要给自己打气的，否则一不小心就照见自己的委琐。所以，卧闲草堂提醒读者：“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讲真，我读这本书，读得蛮艰难的。

这期咱们的主题是“城市”。《儒林外史》有五十六回，涉及的地方可真多，浙江、山东、广东、江西、江苏、安徽、陕西、四川等省，还有北京，东西南北都齐了，颇有“天下”尽在其中的意味。吴敬梓笔下的文人是最能跑的，第一个出场的儒林人物周进，家是在山东省汶上的，去济南做生意参加科举，最后又被派去广东做官。范进家在广东南海，中举后进京，又被派到山东。这样的流动属于奉旨流动，书中大多数文人的迁徙则是被迫的。书中的文人主体是中低层文人，除了寥寥几个举人、进士外，都是秀才或差不多的童生、贡生、监生、廪生，《儒林外史》之为“外史”，正是这些文人不上不下，无法归类。他们多数没什么祖业可以继承，只能坐坐馆，当当幕客，又不能回头种田，生意也做不来，总之，是一群在传统社会失去位置的流浪者，是不愿意脱下长衫只能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儒林外史》就是把这样一群人，放到冷冰冰的生存现实中。

他们有的当了幕客，其实也就是帮闲，在各处游走。自称“山人”的陈和甫，“数十年以来，并不在江湖上行道，总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衙门交往”。还有牛布衣，他一开始是山东范学道的幕客，后又到了浙江当了娄府的清客，他为人老成忠厚，不善揣摩逢迎，晚年又流落到芜湖的甘露庵。“日间出去寻访朋友，晚间点了一盏灯，吟哦些甚么诗词之类。”但并未有朋友来回拜，跟他做伴的只有庵里的老和尚，最终他孤独地客死他乡。鲍廷玺巴结杜慎卿，以“门下”自居，在席上吹笛“效劳”，百般逢迎，被精明薄情的杜慎卿当作“干篾片”，从五月初夏效劳到七月尽间，只给了他几两银子，又打发他找“大老官”杜少卿。也有想做幕客而不得门路的，比如张静斋、严贡生在广东高要汤知县那里，就吃了瘪。

做幕客仰人鼻息，早就谈不上什么人格了。坐馆，坑少萝卜多，也难，再看周进在薛家集坐馆的遭遇，便知也不是容易端的饭碗。那，如果想要保有相对尊严又能养活自己，有没有别的路呢？

有，到商业发达的地方去，到城市里去，商业发达的城市，莫过于江南。《儒林外史》里的江南城市，有乌镇、嘉兴、湖州、芜湖、杭州、扬州、苏州、安庆、南京等。城市越大越发达，对普通人就越友好。

在杭州、南京可以做“时文选家”，为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提供教材教辅，选评墨卷的选家要熟悉科举考试规则，科场的成功人士不屑于干此营生，所以操此业者非不第文人莫属。比如马二先生就是此中行家，他还教会了初进杭州城的乡下青年匡超人。这个行业当然得益于明清江南发达的刻书业。杭州、南京有很多知名书坊和书商聘请文人，供应食宿，并付给相应酬劳。马二先生选书认真，往往要花费数月字斟句酌，他在嘉兴选一部书，酬劳是一百两银子。根据当时的消费水准，一百两相当于现在的六七万块人民币，差不多是现在一本小书的首印版税吧。匡超人是新人，报酬只有二两选金，亦可解燃眉之急。选书能赚钱当然是因为市场庞大，马二先生在杭州西湖边闲逛，逛到一条小街上，除了酒楼、面店，还有几个簇新的书店，店里还贴着海报：“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程墨持运》于此发卖。”南京的选书市场更大，江南贡院旁有一条专门卖时文的街道：“一路打从淮清桥过，那赶抢摊的摆着红红绿绿的封面，都是萧金铉、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马纯上、蘧駪夫选的时文。”选书市场还催生了“中介”，季恬逸流落南京，没钱住宿，“每日里拿着八个钱买四个桶底作两顿吃”，很快连吃饼的钱都没了。正好诸葛天申拿着钱来找选文的名士，季恬逸帮他牵线搭桥，也吃起了肘子、板鸭和醉白鱼。如此种种，当然是繁荣富庶的江南城市才能提供的谋生之道。

还可以卖文为生。第三十六回有人托虞育德写一篇碑文，“折了个杯缎表礼银八十两在此”，因为杜少卿刚到南京，又散尽家财手头拮据，他就把这个机会转给了杜少卿。还有一些底层文人，可以在市井混饭吃，比如陈和甫算命扶乩，匡超人拆字、郭铁笔刻章……虽然挣钱不多，勉强糊口总是可以的。

江南城市间便利的水路交通也相当发达，为交游和迁徙提供了便利。从第八回开始，尤其是全书一半开始，描写的中心渐移至江南，文人们在江南大小城市之间往复流荡，空间转换极快。杜少卿从南京去安庆，抬脚就走，回南京时：“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里，看了一回，太阳落了下去，返照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杜少卿道：‘天色已晴，东北风息了，小侄告辞老伯下船去。’……在船歇宿。是夜五鼓，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风，船家扯起篷来，乘着顺风，只走了半天，就到白河口。杜少卿付了船钱，搬行李上岸，坐轿来家。”倘若不是旅途囊中羞涩，去程当了一个金杯，回程还要靠朋友赞助，还真是挺愉快的旅程。

尽管奔波很辛劳，但很少有人愿意留在家乡，因为家乡对他们并不友好。

《儒林外史》里的城市可以分成四个层级——乡村、城镇、区域中心城和京城，京城近乎虚写，不提，他们的故乡往往是乡村、城镇。今年杨早的《城史记》新书签售，我和秋水当嘉宾，不约而同地说到我们身为小镇青年，很羡慕县城“阔少”杨早有电影、美食和图书馆相伴。小镇的生活闭塞又苍白，往往连带着不太美好的风气。吴敬梓写到周进的薛家集、杜少卿的长水，以及余家兄弟的五河县，很多人说是夸张的讽刺，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样的人心和世情，是真的，可能潜伏在每个小镇。

杜少卿住在安徽天长，他身边的王胡子、臧三爷、裁缝……都很会向他哭穷借钱。他也根本不在乎别人是不是骗他，有求必应，大把银子送人，卖地的一千两银子很快就没了。来打秋风的鲍廷玺看见，吐着舌道：“阿弥陀佛！天下那有这样好人！”我们都知道，杜少卿其实就是吴敬梓自己的化身，当年他在安徽全椒县因为遗产被族人觊觎，打了十几年的官司。他本来是二房的，被过继给长房，应该继承长房家产，但长房的人不认，堂兄弟们又说他已经过继了，也来跟他争二房的财产。吴敬梓性格孤高，激愤之下，索性把家产或送或卖，都挥霍掉了，堂兄杜慎卿说他是“大老官”。

我向南京一位前辈老师请教，南京方言里是否有“大老官”一说。他说这个词现在已经不用了，但听上一辈人说过，意思是虚头巴脑摆架子，充大头外加冤大头，他外婆就这样“骂”过他外公。考虑到杜少卿和吴敬梓的同构性，这算是他对过去的复盘和反思——被一群小人和自己的虚荣心架在半空，扮演了豪杰人设，耗尽了家财。在书中著名的势利之乡五河县，愤世嫉俗捉弄势利乡人的虞华轩，其实也是吴敬梓的分身。吴敬梓33 岁时，离开家乡到南京，从此彻底和族人断绝往来，家乡给予他的是不堪的回忆与创伤，他至死没有回乡。其实，从薛家集到天长再到五河县，并不是个例，跟鲁迅先生笔下的未庄和鲁镇一样，具有某种普遍性，是所有回不去的故乡的缩影。

根据对故乡的态度，作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热爱，一类专门“泼污水”，我个人更喜欢后者。

杜家老管家娄太爷病重，放心不下杜少卿，叮嘱他：“你不会当家，不会相与朋友，这家业是断然保不住的了！像你做这样慷慨仗义的事，我心里喜欢；只是也要看来说话的是个甚么样人。像你这样做法，都是被人骗了去，没人报答你的；虽说施恩不望报，却也不可这般贤否不明。你相与这臧三爷、张俊民，都是没良心的人。近来又添一个鲍廷玺，他做戏的，有甚么好人，你也要照顾他？若管家王胡子，就更坏了……你眼里又没有官长，又没有本家，这本地方也难住，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

老人家虽是乡下人，但世事洞明能看透这里的世道人心。传统乡土社会按血缘和亲缘排序聚居形成家族，小地方因为宗族势力强，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关系网里。儒家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五伦关系，各有各的规则和门道，没有一对一平等、对等的交往，也没有个体的位置。一个人的价值要看他所处的“关系”，走向社会要“拉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才华和性情都无用武之地。一腔赤子之心又慷慨自负的杜少卿（吴敬梓）自然待不住，他的人生注定要被虚掷被剥夺。大城市海阔凭鱼跃，有可能以才华和性情交友，做自己喜欢的事。沈琼枝就明白这个道理，她不愿给盐商为妾，裹带若干细软逃离盐商大宅，寻思着如果回常州父母家，“恐惹故乡人家耻笑”，转念一想：“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做两句诗，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或者遇着些缘法出来也不可知。”于是拿定了主意，到仪征再换江船，一直往南京来。

吴敬梓给予希望的四大市井奇人，都是住在南京这样的大邦。季遐年是城市无业者，寄住在寺庙里，靠卖字换笔资；王太是卖火纸筒子的，爱下棋；盖款是开茶馆的，爱画画；荆元是做裁缝的，爱好弹琴：“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他们当然是文化人，但不再依赖科举，远离体制，靠经商生活，以技艺安身，谋生与兴趣相互成全，反而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唐人李德裕说：“好螺马不入行。”一旦入了格，就容易被各种力量规训，由不得自己。而不入格，可能会保有“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从容。

让四大奇人在薛家集或五河试试？要么被唾沫星子淹死，要么穷死。像王冕那样无欲无求，在乡村画荷花自在生活，邻居都那么淳朴良善，是带了滤镜的，真实的王冕考过科举，当过官。还是要到大城市里去。城市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有新的伦理和新的精神，生命有更多的可能性。在南京，杜文卿可以拉着太太的手，一路说笑游玩，迟衡山说他是“奇人”，虞博士夸他“风流文雅”。在他的家乡天长，恐怕又要被戳烂脊梁骨。环境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扼杀他。

所以，城市不仅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机会，也是可能实现个人志趣和理想的所在。

尽管吴敬梓写了这么多地方，看似杂乱，其实隐含一个内在的秩序。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脉络和足迹，顺藤摸瓜，就会发现他们纷乱的脚步朝向的是同一个方向：南京。金圣叹说，第70 回梁山泊“石碣受天文”是《水浒传》全书一大结束，一百零八个好汉，到此都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儒林外史》里的文人们也以各种方式来到南京，群龙入海一般——杜少卿来了，马二先生来了，虞育德来了，蘧駪夫、季苇萧，余夔、虞感祁、诸葛佑、景本蕙、郭铁笔们也来了，再加上辞官居住在玄武湖的庄绍光，南京城里的名士们济济一堂。